1、
小学二年级，我和刘纪伟、张延结义金兰。结义不是因为我们关系多好，是因为演《三国演义》。别人都结义，你要不结义就跟不上潮流。也不知道谁最先结义的，一夜之间，全校所有人都结义了。
本来和我、刘纪伟结义的是另一个同学，那个同学结义不到一个星期就转学了。等全班的义都结得差不多了，还留两个人没结成，因为班里的男生不能被三整除。
张延就是一个余数。另一个余数是班主任她外甥，班主任也就是他小姨剥夺了他的结义权。等我和刘纪伟的兄弟转学后，张延就跑过来找我俩，说要顶个名额。
张延说，凳子得三条腿才能立起来，你们的第三条腿转学了，还剩两条腿，两条腿不能算结义，只能算结婚。干脆，我来当你们第三条腿。
说实话，我不想和张延结义。他长得太丑了，脑袋就像地里憋大的倭瓜，下边一个小脸，像谁在他腮帮子上掏劲捏过似的，气挤到顶门上了，凸出来一块，像大头儿子。但刘纪伟同意，我也就不好说啥了，就拜了天地和高堂。后来才知道不用拜高堂。好在我们也不懂啥是高堂，对礼堂拜过两下完事。
和张延结义这么久，他一直不知道每次看见他我头一个想到的就是大头儿子。我心里把他叫大头儿子，但从来没告诉过他。我不喜欢张延还有一个原因，他不实在。这是抓小偷时发现的。
抓小偷是个游戏。一个人当“眼儿”，抓其他人，抓到的人变成新的“眼儿”。张延个子小，又胖，跑不快，但他有个点子，每次都往人多的地方跑，快被抓住时，就先抓一个旁边的人，交给眼儿。
后来我和张延决裂了。有次，我不小心把他的文具盒碰到地上，他让我赔十块钱。买来时才五块。我说，十块我不赔，我最多赔十毛，也就是一块。他暴怒，说要是不赔，天天堵在我家门口找我爸要。我没搭理他。他不敢跟我打架，因为我打架比较猛，他就趁放学把我文具盒砸了，用圆规戳了十下。
我和张延掰了之后，刘纪伟天天来调解。每次开口都是“咱都是兄弟的，谁跟谁呀”，然后就开始讲他听过的所有兄弟吵架的事儿，从庄子东头的讲到庄子西头的，好像全世界的兄弟吵架的事儿都被他听说了。我就感觉他不是来调解的，是来讲故事的。故事讲完准备走了，为了表示讲故事的意义，刘纪伟补一句：“俗话说得好，冤家宜解不宜结，床头吵架床尾和。都是兄弟的，谁跟谁呀。”说完，拍两下我的肩膀，走了。
刘纪伟小学时代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俗话说得好”。有一回发作文，刘纪伟的稿纸传到了我位上，我一眼就看见他把“俗话说得好，冤家宜解不宜结，床头吵架床尾和”写进去了。不过“床尾和”的“和”写错了，写成了交合的“合”。
2、
小学毕业后我就没见过刘纪伟。再见是十年后的春天。那时候他已经不说“俗话说得好”了，而说“说句实话”。每回他说句实话，我就想到frankly speaking，就想给他起个英文名叫弗兰克。
他年纪轻轻，脑门上却有皱纹，脸上有褶子，不苟言笑，眉毛微皱，很对得起“纪委”这个名字。唯一味道不足的是缺了点儿威严，有点像《乡村爱情》里的刘能，带一点“地里苞米要淹坏啦”的表情。
当时我大学毕业一年了，考上了研。刘纪伟大四，他中间留级了。他天天找工作，没一家单位要他。我就问他，愿不愿意跟我去郑州摆地摊。他高兴坏了，说之前咋没想到这条路，要去今天就去。
我们都没练摊的经验。我从古玩城倒弄了一批旧杂志，到火车站卖。《特别关注》进一块卖一块五，《读者》、《青年文摘》进六毛卖一块。
卖杂志的时候我老想到制服诱惑。因为我专意穿了一套卖杂志的制服，动物园门口买的，胸前印个fashion，鞋上印个yundong。我想要一套卖石头的制服和卖切糕的制服，尤其是帽子，但不知道上哪买。在制服诱惑的体验中，我俩卖了一上午杂志，刨掉公交车费，赚了两块钱。正好一人一块。
我跟刘纪伟中午吃的面条，吃完就不准备再卖杂志了。我们就去考察别的商机。刘纪伟考察了一批挂链，感觉一只得好几十，问老板，老板说八块。刘纪伟就跟老板砍价。本来准备砍到五块，结果砍到了两块五。刘纪伟高兴得不得了，进了六十个，准备按四块卖。
但是找不到摆地摊的地方。刚摆好就被保安撵。撵得一下午换了三个窝，一只都没卖掉。收摊的时候，我们在别的地摊上发现了同样的挂链，一问价，人家开口才要两块五。
我们都觉得不能再摆摊了。不摆还好，越摆腰包干得越快。我们就去找兼职。手机上网查到一个家教中介，去了，要交70块中介费。门已经进了，不掏中介费怪不好意思的，好像自己很穷似的，就掏了。后来讲了三个星期的家教，每星期一次，头一次算试讲，后两次每次35块，算是把中介费赚回来了。
我们还算不错。没啥钱没啥钱还撑了一个月。撑到最后连牛肉拉面都吃不起了，只能吃鸡蛋面。鸡蛋面里边没鸡蛋。刘纪伟就骂，声音虽小，老板却听见了，老板说：鸡蛋面为啥没鸡蛋哩，因为便宜！
离开郑州那个晚上，我和刘纪伟都淋成了狗。在985路公交上，凄惶地看一城夜色在雨洗过的窗幕上流转。走过西大街的时候，看见一家海底捞店。
刘纪伟说：这是火锅。
我说：是火锅。
刘纪伟说：肯定好吃。
我说：是好吃。
刘纪伟毕业后，回家当了交警。一个月六百块。一个月六百块是听我爸说的。我在街上看到刘纪伟，想跟他打招呼，却看见他老远把脸扭一边了。我知道他肯定看见我了。我就扭头绕一边走了。我念完研究生，去了北京。手机里存有刘纪伟的电话号码，也老是想起刘纪伟，却一直没给他打过电话。他这人好面子，自己混得差，就怕见到老同学。
3、
谁能想到，有一天刘纪伟主动打电话过来了。他说他正带着秘书来北京考察。秘书我见了，一个很妖娆的小姑娘。他说人家都有秘书，咱不能不配个秘书，又不差这几千块钱，关键是带得出去，谈事儿时候有面子。我就问他做啥生意，他说在跟几个朋友搞投资。我有点怀疑他在搞传销。
我们是在海底捞见面的，地方是我选的。刚见面，他就让秘书给我递烟，我说不抽，秘书还要递给我，我说真不抽，刘纪伟点点头，秘书才把烟收起来。刘纪伟就说：恁些年，你咋还没进步呀。我说，酒能陪你喝点，烟是真不抽。刘纪伟说，好，等一会儿让美女敬你酒，看你能喝多少。
他点着烟，往椅背上一靠，手就搭在秘书的椅子背上，然后开口问我挣多少钱。我指着秘书说，估计跟她差不多吧，我也就是个干行政工作的。他说：真的假的，那你还不如回来跟我干。说完他自己也觉得不对，又说：不是跟我干，是咱们一块干。不过我真不信你在北京就挣这么一点钱，谁信哩？都挣这些钱谁还上北京？我说：真这么多，事业单位没啥钱。他说：那还干个球！我说：你到底搞的啥生意？他说：还记得张延吧，我在跟他合伙。
张延现在的外号叫张三千，意思是每顿饭三千以下的不吃。刘纪伟跟我聊他的生意，他的一个有意思的变化是，钱不能再用语言表示了，而统一用手势表示。比如要说三百万，就伸三个手指头，说“这个数”。要说五千万，就伸五个手指头，说“这个数”，不过语速要比三百万慢一点。这让我想到广播电台播讣告，语速越慢表示单位越大。
我说，你老是“这个数这个数”的我不习惯，人家还以为我们小学没毕业。我上小学一年级就不扳手指头了。他嘿嘿笑两声，开始用语言来表示数，但有一点，绝口不提万字。如果是三十万，就说三十。五千万，就说五千。这让我想到小学时做算术题，列算式的时候是不带单位的，最后算完，加个括弧，表示单位。想必是刘纪伟括弧里的单位是万元。
在他喷得云山雾罩的时候，我扭头看他的秘书，漂亮是漂亮，但我总觉得这样一张脸老了，就会变成《水浒传》里嗑瓜子的王婆的样子。我倒推一下，能想象王婆年轻的时候大概也是个风骚的人。她果然殷勤地给我倒酒。我抿了两口，就说不能再喝了。
我忘记了刘纪伟跟我的谈话，有点晕晕乎乎。我怀疑在这时候抿一点酒就会让我醉。在这之前，我不止一次想过哪天刘纪伟来北京，我要带他吃火锅，爬香山，逛博物馆。现在他来了，就坐在我对面。面前是热气蒸腾的火锅，隔窗是热闹的街市。我在转脸去看闹市的街衢时，突然觉得无比的清醒。马路上一辆公交车轧过雨水润湿的路面，我想到二十年前甘萍唱的《潮湿的心》：
是什么淋湿了我的眼睛
看不清你远去的背影
是什么冰冷了我的心情
握不住你从前的温馨……
是雨声喧哗了我的安宁
听不清自己哭泣的声音
是雨伞美丽了城市的风景
留不住身边匆忙的爱情……
唱到爱情，我哑然失笑。隔着玻璃，我想到当年和他坐在郑州985路公交车上的情形。
我突然感到厌倦，心中生出一阵悲凉。我觉得选在这个地方吃饭选错了。总有人对过去恋恋不忘，但有些人从来都不曾活在过去。我忘了那顿饭怎么结束的，只记得往回走的路上，我删掉了刘纪伟的号码。
一辆城铁从高处飞奔而去，再也看不清车窗里的人影。在那一瞬间，我觉得和刘纪伟之间，隔了一层车窗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