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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去台湾是2011年9月，公事间有些空隙，友人问我们想去哪里，脱口：“筠园”。
四十分钟捷运（地铁）到淡水，坐上开往金山乡公所的长途汽车，破旧的大巴摇摇晃晃地开出去，前后的阿婆阿公在一个个荒凉小站消失。不知不觉，大海涌现在路边，阴天，海水灰蓝，浪奔起大块的白，黑色防波堤肃立其中，勾勒点线，犹如一幅黑白画卷。对于阿婆阿公，这是看惯的景象，或打盹或聊天，只有我凝视这一路的黑白线条，它一直不变，我一直不厌。有一个叫“草里”的小站，红砖盖的三面小亭，横一条蓝色塑料长凳供人歇脚，亭后就是海水。车站空无一人，海水兀自动荡，这候车室美到奢侈。
大巴天荒地老地开了一个多小时，经过基隆，到达金山。金山的金包里老街都是各色台湾小吃、红花百草膏、凤梨干、干贝酱，有一家庙口小吃店生意火爆，客人点米粉小菜，自己端到隔壁，吃完自行结账，我们研究半天，会不会有人吃完跑单。我弄明白台湾电影里经常出现的“庙口小吃”，顾名思义就是开在庙门口的小吃档。庙是一条街最繁华地段，能在这里生存下去，都是久经考验。果然，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米粉。
穿过滚滚红尘的老街，叫出租车，上金宝山。
“去哪里？”司机师傅懒洋洋问。
“去看邓丽君。”师傅坐挺了背。
“筠园”背山面海，秀丽静谧。黑色大理石墓石，黑墓碑，墓碑上她枕着自己右手，仿佛沉睡。墓石上摆满鲜花。踩上去就会响的黑白琴键下，循环放她的歌曲，空谷回音，荡气回肠。
同去的乐评人邱大立说：墓地后面是枫树，我们捡几片枫叶回去。又说：我们在这里多呆一会儿，反正也不赶时间。离去时他发现了墓志铭，我们逐字读一遍。他抚摸着墓志铭后的小树：这树长得真结实（其实就是普通灌木丛）。又说：树上结的小果子真好看。我提议帮他和邓姐姐合影，他小心翼翼地将头靠在她的一侧香肩，害羞又肃穆。同块墓志铭，后来也被民谣歌手小河万晓利逐字逐句读过，那是半年后，同样害羞肃穆地合影，同样小心翼翼毕恭毕敬，这两个来自邯郸的歌手蹲在地上读的如此专注，犹如孤儿凝视远方的孤儿院。
在七十年代的精神荒漠中，邓丽君柔情的歌声滋润了无数大陆少年的心房。是性启蒙，也是人性的启蒙。原来歌，还可以这样唱，原来，人并不都是杀气腾腾，还可这般柔情，纯真善美；就像严锋少时读禁书《牛虻》，狱中的牛虻突然抓住主教手臂，低声说：“把手给我……快……只要一会儿……”尽管茫茫然不知这个革命者要反动派的手干什么，他还是被触动了。柔弱的人性，通过歌声、透过禁书，雾气般打湿覆盖在少年心灵上、由革命和反革命的词汇组成的硬壳。
回到台北，朋友推荐去温州街永康街。永康街一带许多小咖啡馆、茶馆、书店，据说许多作家长期盘踞于此写作，比如唐诺及朱家姐妹。这附近都是老街旧屋，住房风格是日式，矮墙小楼，植物探出墙头，绿影扶疏。明白了台湾为什么出小清新，是这样的小门小户小花小草。找张铁志推荐的“青康藏”书店，一两个小时，找到发现没开门。旁边茶馆？也不开。真任性。不知是文化如此，还是因为房租成本不同，我看到的香港小店普遍比台湾小店勤奋。大陆饭馆一般只做两餐生意：中饭、晚饭。而许多香港茶餐厅是从早餐开始，洗刷炖炒直到深夜关门。台湾小店则较为随意，朋友推荐的“小隐”，门口黑板以流丽的书法写着：店小二出国，午餐暂停供应一个月。
香港的滚梯恨不得让人摔倒，即使这么快，年轻人还都从急行道“噔噔噔”地跑上去，一座奔跑的城市；第一次去台北，地铁滚梯旁严阵以待地刷着大字：抓紧扶手！高速喔！我心惊胆战地攥紧扶手，一个踉跄——太慢了，超乎所料的慢。
台湾，它满街的独特小书店，悠然的小饭馆小茶馆，就在这慢节奏下慢慢生存。我不知道哪个城市的居民更富裕，但台湾的生活节奏，更让人好整以暇，活得不那么面红耳赤。如果让我选，我更愿意在台湾久居。
大陆人初到台北街头会觉得陈旧，没有崭新的高楼群，街道并不宽阔，摩托车惊险穿梭于机动车与行人之间。台北朋友抱怨人车不分流，我说，北京的马路倒是宽，可是行人过马路并不方便。大陆这些年盖高楼的效率有目共睹，但每一个新的广场背后就是一次浩大拆迁，是穷人生存空间的进一步被压缩。窄街道，旧建筑，说明有一个“小政府”，破土动工需要老百姓同意，它不能想怎样就怎样。陈旧市容的背后，是普通人的安居乐业。
2
第二次去台湾，是和大陆民谣歌手一同“走江湖”。台北演完首场，第二天带着宿醉，“走江湖”拔营开赴台东。送别时，歌手曾淑勤殷殷赠言：台东的酒很凶，大家多保重。
台东的演出地点在“铁花村”，此地原是台东市台铁的废弃宿舍及仓库，从村长丰政发拿着榔头进去敲敲打打开始，到“角头音乐”总监郑捷任设计音响效果，慢慢地，这里有了常态的音乐演出。环绕表演区又有“慢市集”，展售台东艺术作品、特色农产品。被马英九推荐之后，“没有去过铁花村，就不算来过台东”已成为地方名言。
“走江湖”的台湾主办方是“野火乐集”，那一趟台湾行，野火歌手陈永龙是演出时的嘉宾、下台后的导游。在台北他甚少饮酒，虽然他是以酒风浩荡著称的原住民。只有回到故乡台东，他才会放松拼酒。台东演出前，他开车带我们参观他的南王部落。原住民的音乐基因在此弹丸之地爆发，陈永龙边开车边指点两侧民居，微笑地说：这条街，是金曲奖一条街。
台东是原住民聚集地，有阿美族、卑南族、鲁凯族、布农族、排湾族、达悟族等民族，原住民能歌善舞，此地被称为“歌乡”。以前，爱唱歌的年轻人，如陈永龙，都必须北上台北才有演出机会，“铁花村”则给他们提供一个本地的舞台，让大家来唱歌。
铁花村的舞台在露天，两棵大树合围，2月份的天气，穿件厚外套就能在室外久坐。傍晚时，市集上灯光一盏接一盏亮起来，观众陆陆续续往里走。舞台下有椅子，也有人坐在后面草坪上，中间铺块布，摆上啤酒小吃。跟内地民谣演出比，观众不算多。不过这里不是台北，而是台湾人口密度最低的区域，台东县人口只有二十多万，且以农业人口为主，在现代社会，这意味着该地经济落后。事实上，和大陆的农村一样，台东县的年轻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已纷纷外流到大城市，但近二三十年，台东市的人口开始回升，这和台湾这些年的“社区建设”、发扬“在地文化”运动密不可分。台下这些年轻人，也许本来只能是一个“台北漂”“高雄漂”，如今却可以坐在故乡的草坪，在下班后看一场演出，今天是大陆歌手，明天或许是欧洲民谣。将此舞台及观众放在农业衰退的大背景下，这些三三两两的年轻人、这个舞台就显得弥足珍贵。
不像汉族的害羞含蓄，无需准备，张口即歌，甩手便舞，村长和姊妹花们早已载歌载舞，神态豪迈，舞姿是传统的，有着明显的祭典的痕迹，原来卑南族的“大猎祭”“猴祭”“年祭”均有盛大歌舞活动，这一传统保留至今。
那天喝的似乎是小米酒？喝酒加唱歌，这注定是一个难舍难分的夜晚，有人劝酒，怎能不喝，连夜歌舞，怎能不醉。散场时，每个人走出来都哼着刚刚学会的花莲的“太巴塱之歌”，半年后，在淡江，“台湾文学营”演出结束后聚餐，酒过三巡，张玮玮唱起此歌，胡德夫胡老师微笑点头：一听就知道你去过台东！顿一顿，又说：这歌唱起来你们走得了吗？这是首一人领唱、众人应和的歌，唱和不休，声声不息，简直可以无休无止地唱下去。好不容易结束了夜饮痛歌，智博送行，登上巴士对我们又高唱此曲，一车人合唱得热血沸腾。
我听不懂歌词，但听得懂歌声里的泥土的根系。这是他们的故乡，他们的部落，他们的语言。这歌声因此如被土地赐福，一咏三叹，丰厚壮美。
如果说铁花村送歌的人是专业歌者，第二天的达鲁玛克部落则让我们见识到什么叫“歌乡”。“达鲁玛克部落位于卑南乡的东兴村，也是台东县内唯一的鲁凯族生活区，生活在山上，号称山林之子”，不要被网上这样的介绍迷惑，认为自己会看到原始部落族群。事实上，部落通车，山下就有7-11便利店，年轻人越来越多地搬下山，各种生活设施都更方便。但他们仍然保持了许多传统习俗。进村时，我们被带至村口纪念碑下，长老举行祭山神仪式，准备简单的食物，指头蘸水酒洒向天空，逐一念出我们名字，祈求山神驱走不吉之物，保佑大家平安，并叮嘱离开时记得念三遍自己名字，将灵魂带走。
我们赶上小米播种日，是极简单的播种技术，在地上刨坑，后面一人跟着播种。遂一同劳动。因为这个举动，我们不再是游客，而是客人。之后被带到茶棚休息，烧火的大婶手边放着矿泉水瓶，里面是淡黄色的酒浆，喝水一样痛饮。我们也人手一瓶，这不是市面上的放太多糖的软饮料，而是有些度数的粮食酒浆。干活的人们，三三两两走过来，坐在石头上树枝上，呷口酒，放松下来，忽然山里就充满了高亢明亮的歌声。山林之子，是要这样的高亢才能穿透密林。“月光小夜曲”、“南海姑娘”……称不上对歌，但我们也用自己城市里长出来的没有穿透力的嗓音努力应和。大婶喝光了几瓶酒，我们尽量在醉倒之前告别，走到半山，大婶又高声唱起“再会吧心上人”，歌声一路送我们下山。大家相互提醒叫三遍自己的名字，头插部落小伙摘来的红色扶桑花的巫婆，喃喃说如果喊金城武，他会不会附体。
回到有便利店的山下公路，回头，山腰的村民已被密林遮蔽。从山腰到山下，短短一截路就从传统走到了现代。这个部落在开发旅游，但并未因此就放弃外人进村祭山神的仪式。仪式虽简，但长老的认真让一干大陆来的无神论者也变得肃穆。最后，是共同劳动让他们接纳我们，继而拿出酒和音乐招待客人，这时，他们更像一个部落，而非旅游景点。
我羡慕他们在传统和现代之间行走的从容。
3
有人搬下山，也有人往山上搬。
第三次去台湾是去参加2012年7月台湾“文学营”的活动。对热爱文学的人来说，讲师阵容奢侈，走在淡江大学校园，一抬头就看到骆以军，旁边还走着一个张大春。
我去听了朱天心的讲座，主题叫“我的街猫朋友”。讲座开始，天心先报上自己的猫数：家里18只，屋外头40只。众人低呼，她说这算什么，她们组织里的爱心妈妈，最低都是两百只起步，听说她外面只有40只猫，都觉得她好幸福。因为流浪猫数量剧增，收养饱和，爱心组织决定从源头入手，开展TNR-诱捕、绝育、放回。为了抓猫做手术，朱天心和朱天文，两位作家分工，姐姐天文是细心的处女座，负责守诱捕笼。没有诱捕笼时，出发前，天文都要把自己裹成木乃伊，仍不免被抓得伤痕累累。
对我，这是一个陌生的话题。定期喂养数量庞大的流浪猫，甚至自己被抓伤，隐含着将流浪猫放至与人平等的地位，在大陆，这样很容易被讥笑为白莲花圣母心。是不是我们的生存环境太严酷了，如果人还住在群租房里对付着活，也许就会觉得凭什么流浪猫可以活得滋润惬意？我们会不会觉得流浪猫的问题是小事，因为总有更残酷的、伤害公众权益的事情发生？
淡水曾有一次针对流浪猫的大规模的安乐死，天心等人赶去已抢救不及，怒找当地官员谈判，最后官员保证：淡水再也不会发生这种事。官员居然会对平民认错，这对我也是匪夷所思的。
也许流浪猫并非小事一桩，它折射出人们对生命的态度，以及各种社团在社会中是否都能得到政治发言权，后者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多元化、民间社团是否有生命力的标准。
十几岁时看天文天心的文字，如果说邓丽君启蒙了大陆一代民谣歌手，朱家姐妹则是我少年文学启蒙：原来在铿锵有力的革命叙事之外，中文还可以这样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那天最后，女作家朱天心还是谈回创作，她说：我喜欢的作家开发的都是人的疆域和边界，是不被注视的、受折磨的族群。这回到一个老问题：作家必须要关怀弱势吗？它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只有你关注到了这些，你的视野才是完整的。
所以，朱家姐妹厌恶政治，天文曾在《巫言》中写尽台湾选举时的光怪陆离，一地狼藉。她们也有意和当下保持距离，如今在自媒体上与读者“晨昏定省”似已是作家标配，唐诺与朱家姐妹不开自媒体，拒绝出书后以自媒体宣传新书。但她们以一只只流浪猫和社会保持关联，并在必要时以其反馈改变社会（淡水官员的认错）。
你可以说，这不过是台湾的小清新，但我认为它们绝不只是小清新。
4
文学营结束后，胡德夫老师带我们上山。是宜兰山中的泰雅族不老部落，最后一段路需换乘部落开下来的吉普车，颠簸晃过干涸河床和山路。“毕竟是山上，交通不便。”我暗想。
七八年前，45岁的台北景观设计师潘今晟厌倦了都市生活，想做一件有挑战的事情。他妻子是泰雅族姑娘，在宜兰山中继承有田地。他们回到山上，游说相邻地块的6户原住民，试图重建一个泰雅人部落，真正在里面生活、生产，找回传统的族人精神，取得现代与传统的平衡。
村落在半山，这里那里有些三角小木房，并不起眼。建筑尽可能就地取材，落地窗帘是不同色块的蛇皮编织袋缝制，垒院子的是山中碎石和树杈，堆叠产生层次丰富的美感。公共用餐处是一个敞开茅草棚，座椅是大木墩，长桌是更为粗犷的原木巨桌。我们参观时，村民在看不见的地方干活，午饭时，所有人都来了，生旺篝火烤山猪肉。山猪会来吃小米，所以村民也打山猪吃，这是一个公平的食物链。猪肉用小米腌，放在陶瓮里，压填结实不留空气，小米持续发酵，肉始终保持在即将腐烂尚未腐烂，生吃鲜嫩柔软。也可烤来吃。小米酒是淡黄色，好喝，很多人据说都是清醒上山，醒来时已在山下。食物虽粗犷，酒器、餐具却精致，WiLang说是按照法餐的程序，一道道上菜，饭前和饭后的小米酒也会提供不同口感。
如今叫WiLang的潘今晟是不老部落的长老之一，当初的七个家庭，每个家庭都有一位长老，重要事情共同决定，一起吃饭，一起劳动，部落成员按工作拿工资，男人打猎、种香菇小米，女人按泰雅工艺织布，每天接待游客不超过30人，每客两千多元台币，提供以自然农法种植的有机食材。观光收入在部落总收入中占1/3，不得超过50%。原来并非交通不便，上山的最后一段路是故意不通，避免无预约游客突然而至。
酒过半巡，有人抄起吉他，歌声又起。这里十几岁的男孩也打赤脚，敏捷行过嶙峋山路，以培养追猎山猪的能力。无人怯场，一双双眼睛又黑又亮。这也是为何要控制每日预约游客人数，人再多，就没有这样家人的氛围。据说有次，受山中气氛感染，一个男生当场求婚成功。
饭后被带去午休。同样不起眼的木头平房，里面设施却是星级酒店，屏风矮墙后有石砌浴池，晒了一下午，水正温热。旁边是落地窗，泡澡时可以与青山对望。盘坐在门口木头平台上，正对宜兰丛山，骤然急雨行过，山峦如染，一道彩虹自山巅升起，没入云中。
比之更原生态的达鲁玛克部落，不老部落是另一种尝试，在部落生活已被破坏之处，以现代理念修复，生态耕种、有机食物、预约观光、法式程序原住民料理，无不是都市营销概念。看似不起眼的山村，在地下也铺有排水及电力设施——不老部落，有一个现代化的硬件；但其核心是“部落精神”，比如控制游客比例，拒绝变成一个彻底的旅游景点，而坚持部落的生活方式：打猎、种小米。已流传无数代的生活方式如一条大河，传统风俗的灵魂如水草，只有在此河水中方能保鲜。打猎、种地，看似辛苦笨拙，却塑造了“不老部落”有别于其他地方的灵魂，就像达鲁玛克的祷告山神，你能感到，这些地方是有灵魂的，这，是他们的力量来源，持续生存之道。
他们展示的是，现代与传统对接的另一种可能。并不是古老的就是落后的，式微的就是过时的，古老传统经过现代人的发掘，同样可以焕发魅力，这需要“现代”克服自己的傲慢，“传统”展示自己的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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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台湾行，是受《读库》委托采写台湾农业。印象深刻的是，台湾农民虽然也风吹日晒面色黝黑，但并无自卑羞怯之色。这样说可能很蠢，农民难道就该自卑羞怯？可是大陆农民，尤其是出现在城市里的农人，总有仓皇自卑之色，沉默寡言。在台中乡下，我列席产销班会议，一个乡村的微型社会结构呈现眼前，它内部有利益合作、人情往来，技术学习，是血缘及地缘结构之外的另一种补充。我请教其中一人姓氏，该长者微微一欠身，“小姓姓黄”，举止间的优雅矜持难以言喻。看似粗犷的书记，记录班级活动，竟是一手端丽隽拔书法。七十岁菜农刘胜雄还在大学上农业培训班，跟教授学习，学着接受田里长草的新理念，“台湾农民都很聪明的，看一眼别人怎么做，就会了。”他眨眨眼，又俏皮又自傲。
自傲，这是台湾农人给我的最深印象，不管贫穷富裕，他们都有一种怡然自傲之色。它从何而来，是他们比大陆农民更富裕吗，不见得，大陆农人许多在城市打工，收入可能比他们还高。我试着分辨其成分，隐约是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混合的自我认同。生活中按部就班的规则多，遇到事情，你知道自己可以从哪里得到什么样的支持，比如台风过后的灾损补助，有规则可依，生活和行为的边界划出，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最后，不富裕但殷实的生活也支撑了农人的自傲。我在几位农人家中吃过饭，印象最深的是稻农王连华家，午饭有五个菜：一条煎鱼、炒小白菜、炒空心菜、蒜苗炒肉片，一小桶冬瓜排骨汤。主食米饭。男主人和客人先吃。算上还没吃饭的妻子和两个小孩，只能算不清贫。他们房间，四壁仅以水泥涂刷，通往三哥家的过道干脆裸露着红砖，印证了这种并不富裕的印象。但也有崭新的衣物烘干机、大屏幕液晶电视、电脑，王连华的三星智能手机。除了大卡车和各种农机，尚有两个代步工具：一辆小皮卡，王连华用；妻子出行，骑摩托车。他们的生活，乍一看不算富裕，但内里并不匮乏。后来我终于找到一个词能准确地形容这种状态：殷实。
想起第一次台湾行，我们去美浓镇拜访歌手林生祥。在美浓的一日三餐，都是健康清淡；因文化生态丰富，美浓也有外来艺术家定居，但沿路所遇，大多穿着朴素，艺术家和农民的区别并不明显，如北上广大城市的时尚打扮更加少有。美浓的生活，不能说是富裕的，农业的衰落仍在延续，出于贫穷绝望而染上毒瘾的问题这里也有。包括多次获得国际音乐大奖的林生祥的家也并不豪华，放CD的搁物板是用水泥砖垒成，放至大陆农村也不算出挑。
令人感到这种生活可贵的是许多细节：生祥岳父家开有一家名为“湖美茵”的民宿，庭院里种有大树，靠山的水塘中，养鱼养鹅，下的蛋变成我们的晚餐。每天上午，太太带女儿到这边玩，因为院子大，小孩跑得开。冰箱上贴着磁贴，提醒父母每天要吃的维生素种类。这让同行者感慨大陆歌手挣钱机会也不少，可总感觉兵荒马乱的，怎么就过不上这种生活。
如今我知道这种生活就是朴素而殷实。并非林生祥是歌手才能过上这样的生活，而是因为他回到了乡下。
美浓人口约四万，以烟草、耕种为主业。从巴士站出来，看到美浓的第一眼，没有高楼，窄街旧屋，若不是招牌上的繁体字，和内地八十年代的县城并无不同。痴爱台湾音乐的邱大立，打听多次举办演出的“双峰公园”，路人一指：喏，就是那个小草坪了。——因为反水库运动及因此诞生的经典专辑《我等就来唱山歌》，已变成当代音乐史上“圣地”的美浓，原来如此不起眼。第一眼印象，是微微失望的。后来我发现，对台湾的印象，就在这“微微失望—肃然起敬”之间不断反转循环。
此地曾以养猪为主要收入来源。摇滚青年林生祥回到乡下，一段时间内，台北朋友相互问生祥在干嘛，“在帮妈妈养猪。”那段时间，大概是林生祥的低谷期。在台北，他只是无数摇滚青年之一，彼时故乡掀起反对政府筑水库运动，他也想出一份力，为父老乡亲义演，电吉他响起，老乡一哄而散。后来的故事许多人都知道了。汲取传统音乐，回归民族乐器，以客家语发声，他和词作者钟永丰合作的反映美浓反水库运动的《我等就来唱山歌》等专辑成为经典。
如今，因污染环境，政府回购养猪场，引导美浓人转型。岳父家的“湖美茵”前身即是养猪场，荒废一段时间后改为民宿。林生祥的几张专辑，都是在美浓的天然环境中录就。《我等就来唱山歌》是在作家钟永丰家的烟楼上，控制台上飞着苍蝇。《大地书房》、《种树》是在“湖美茵”，乐手累了，就出来坐在视野开阔的池塘边，对着青山抽烟。他的乐器是月琴，他以客家话唱，唱的都是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失落与挣扎，他合作的乐手来自日本，专辑母带是在德国慕尼黑混音，多次获国际音乐大奖。他本人的人生轨迹越来越回归、缩小到仅有四万人口的美浓镇，但他的音乐却由此获得了根植于土地带来的力量，走向更开阔的世界。犹如内地八十年代县城的美浓是林生祥面对世界的底气，这里虽小，但发生的事情并不小，正是农业社会在现代社会里的凋零与自救。
我问他，会不会闷？大陆的乡村如今多是老人妇女儿童。美浓也有过类似的趋势，年轻人返乡会被视为“在外面混不下去”的失败者。不过，当初反水库聚集起的人，在运动胜利后仍保持联络，结伴返乡，组建“美浓爱乡促进会”，因为有一批这样的人回来，美浓成为一个有意思的地方。
老实说，美浓的山水并不出奇，我去过张家界藏区内蒙古，内地的大山大川更美。美浓举办“黄蝶祭”的双峰山不高，一会儿就能爬完。它的意义在于通过客家古礼引起人们关注生态。令人感慨的是，作为旅游资源并不出奇的双峰山，可以把“黄蝶祭”做到第二十年，在国内外声名远扬。而一路上山，树上挂的植物标识、环保提醒都让人感到它的被人呵护。回想我去过的内地的大山，奇观、壮丽都不缺，缺的是这种被呵护、被珍视的感觉。
是的，美浓只是正常的青山绿水，空气干净，河流清洁，有宽敞的院子供小朋友玩耍；台北的朋友说这很正常，只要愿意回到乡下，都能过上这样的生活。但我的经验是，内地的乡村正快速建起工厂，水和空气被污染，所谓青山绿水的田园梦更多只是存在于理想中。这样看似普通的青山绿水、鸡犬相闻的乡下生活，背后是一代人努力结果，是一批年轻人选择回故乡、建筑当地文化生态、不过度开发，停止污染的养猪业，是在政府威胁到青山绿水时，人们有能力也有渠道反抗并能取得胜利……美浓这貌似普通的平静生活之下，是不普通的现代政治结构、朴素有力的乡村建设理念。正如已故美浓精神领袖、作家钟铁民所写：“农村的发展不要再朝向大众化、都市化的路子去走，农村要享有高层次、精致的生活品质，就应该设法保持农村的清纯的景观，突显传统文化的特色。让农村永远是人们心灵中的归宿、感情中的故乡”。
在各种“社区建设”案例中，通常是一些外来者、城里人给农村提供理念和资金技术支持，这样的建设中，外来者如何能摆脱一种居高临下的设计感，如何能体会当地人的真正需求而不是将先进理念强加于后者，这当中需要的不是观念或能力上的高超，而是与当地融合，与当地人形成共生的能力，它通常需要这个外来者在当地居住几年以上，才能赢得最保守的农民的接纳，方能获得另一种视角——当地人的视角。只有从当地人的角度出发，所有的变革才是适合的、能够推广的、不会在城里人离开后变成一堆废弃设施。而美浓的意义在于本地人建设故乡，它显示出，“社区建设”“重造农村”这些看似精英化的运动，并不只属于外来的知识分子，而就在每一个热爱故土的人的手中。它需要团队协作，而不是单打独斗的英雄，最终，看似普通渺小的个人，将在这过程中成长。他们重塑了乡村，而土地和传统给予他们力量，就像猪农的儿子林生祥从美浓得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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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中国人，在台湾旅行是一个愉快的经验。语言相通，面貌相仿，而遇者多彬彬有礼，其浓厚的人情味在乡间更有体会；台北的中国各地美食，可能比北京还要密集，这边，写着来自云南腾冲的胡椒肉饼，那边的菜肉大馄饨，点明是宁波老店。大到省，小到一个县，饭馆的创建者都会写出自己的出处，在招牌上。一个出处就是一个长篇故事。这些美食，跟它们的主人一起，走了十万八千里。每每被街头漂亮的繁体毛笔字击中，总会原地迷惑一下，像是穿越进入大陆的另一个平行空间。是以，《读库》约写台湾农业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我想知道，在历史小径的分岔口的这一边，他们经历过什么。
必须强调，从一个大陆人的角度看台湾农民，也许会有一个因为是外来者而造成的参照体系的偏颇。如果我对一个台湾农民说你们真幸福，台湾政府好照顾农民喔，我怀疑我会被打——事实上，在采访社会运动家杨儒门时，因为我流露出对台湾农人的羡慕之情，杨儒门当场冷下脸来问我是不是拿政府钱了。一个在外人看来不错的福利体系，生活其中的人仍然要面对自己生活中的痛苦与损失，要为自己的权益激烈地抗争。并且，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痛苦与抗争，有了在我看来显得极端的杨儒门们，才有了对农政策的不断调整——幸福并非从天而降，而是靠民间力量的激烈争取而来。这是台湾给我最大的教育，出发前的“台湾农民很幸福，台湾政府很照顾农民”的印象被改变——台湾政府并不比别的政府更善良更正义，他们只是屈服于选票，以及媒体。
而相较面目模糊的政府，台湾的乡村、台湾的农民与知识分子、台湾的社区建设给我更深的印象，他们组成一个个微小但具生命力的单元。台湾的传统东方之美，乡下的礼乐风景、历经现代化冲刷而犹未丧失的原住民的精神、农民与土地之间的情感、每个地方独特的美食而不是千篇一律的旅游纪念品，最重要的，人们脸上友善的表情，这一切才是台湾的魅力所在。人才是台湾最美的景色。就像台湾的小清新之下，是历次社会运动打下的结实的民主基础，台湾的独特魅力也绝非轻飘飘的美，它的美来自农耕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中，对于传统的挣扎保留，而不是被行政意志一刀切地推进一个崭新光滑的现代化。人们对此过程的辗转消化，像蚌壳里的沙粒，磨亮痛苦后的光芒。这些有异于欧洲或美国的小而美的细节，让台湾正是台湾。
何其有幸，我看过台湾最美的表情，听过它动听的音乐。
本文选自绿妖新书《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