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窗外的大雨令我回想起我离开家乡前的最后一个晚上。

那天傍晚，我去在外租房的女友家吃饭。兔子厨艺不精，只会做些清淡的素菜，譬如炒白菜，和胡萝卜炒白菜。餐后，我们在她的床上做爱。由于知道我隔天要走，阵势似乎是比往常更激烈些。那期间下起了雨，她的房间拉着窗帘，因此看不见外面的雨势，听声音应该是一场大雨。

之后，我提出想看雨。我们两人光溜溜赤着脚走到阳台，活像两条刚从雨后的泥土里钻出来的蚯蚓。阳台的地面上落着一层灰，因为没有遮蔽，除了晾衣服，她很少来这里。好大一场雨，而且看势头似乎越来越大，落在楼下自行车棚的塑料瓦上，简直像老式电视机天线断掉之后发出的嘈杂的噪音。

阳台的窗户对面是一家宾馆，两栋房子间隔很近，只有五米的距离，没有窗帘，她不敢过来。我说没事儿，雨大，对面看不见。我们依着窗檐看路上的人躲雨，兔子的脚底踩了一层细细的灰尘，这激起了我的情欲。在开阔的阳台，我的手再次向她摸索而去。激烈的雨点零星地溅到兔子的身上，七月的热空气像毛毯一样包裹着我们。

那晚我就睡在她家，火车第二天下午开，去北京的火车，我将要去那里找工作。我既不知道会找到什么样的工作，也不知道我会去多少年。那晚的雨一直没停，简直就像要把我们吞没了似的。

2.

龙仔比我早去一个星期去，他找好房子，投了简历，等我到了，也好有个落脚的地方。我和他是大学同学，读同一个专业，他主攻摄像后期。我是个技术盲，大学时代一门心思扑在看书上，几乎手不释卷。我们不是一类人，甚至怀着背道而驰的信念和喜好，恰好聚在一起四年。

临近毕业，他问我去哪儿，我说，不知道，要不一起去北京吧，年轻人要去大城市奋斗一把。他说，也行。于是，我们各自回家和亲人朋友道别，约定七月中旬在北京见面。

龙仔家里是做生意的，他的奶奶能生，育有九个子女，到了他这一辈，人数又翻了几倍。他家族里所有的男丁都做拉链生意，每个叔叔占据一个沿海城市。父亲在威海，他小学的时候父亲把家人接了过去，在那里扎根生活。

在决定去北京之后，我问他，为什么不直接回家接替家族的生意呢？他说，还是想出来闯一闯啊，毕竟还是喜欢艺术。他说，他爸给他两年的时间，能闯出点名堂，可以留在外面，不然就要回家学做生意。我耸耸肩。我既没有家族，也没有后路，父母又比较开明，只要自己能养活自己，想去哪里都可以。

我的火车早上到北京，和龙仔在他租好的房子里碰了面，房子在望京，十三楼，推开窗户可以看见小区里的小学操场，几栋三十层的住宅楼，三层的停车场，顶楼被建造成供人散步和晨跑的环形小花园，以及帆船形状的望京soho大厦。我拍了张照片发给家乡的兔子，告诉她，这就是我在北京即将展开的新生活。

3.

一个星期后，我找到一家小出版社，做图书的营销编辑。龙仔去了一家中关村的“格子间公司”，他的老板有好几家这样的公司，经常来回跑动，很难见到真人，平时办公室里只有他和一个美国籍的日本记者。他应聘的是摄像师，结果基本没什么机会出门拍摄，平时就坐在格子间里配字幕。

我去的那家出版社，总社在南方，北京的分社小得可怜，挤在五环处一个办公楼的十八层，与同层的四五家公司共用一个厕所。此社是个老牌国营出版社，据说上个世纪末辉煌过，之后因为办公室政治弄得分崩离析，几乎垮掉，最近几年才略有回升，是因为现任的分社长手腕强硬，辞退了一批等着退休的老干部，招来一些年轻人。我也是年轻人中的一个，只是我进来后才知道，我是社里尝试招来的第一个应届生，在公司里年龄最小，倒数第二小的年轻人上个月刚满三十。

工作大致稳定之后，我打电话给兔子汇报情况，我说：“工作还不错，老板看了我得奖的那篇书评，觉得我写得很好，大力赞扬我，给我开了和在这工作五年的人一样的薪水。”她问我：“做什么工作，写书评吗？”我说：“可能顺带着写一点，但是主要工作不是。”她问我：“主要是干啥。”我说：“图书营销。”她说：“营销和书评写得好不好有啥关系。”我说：“没什么关系，老板说是这个岗位空缺着，让我先补上，以后再给我调。”她嘟囔了一声，没再说话了，像一枚铅块沉入沉默的大海。

我听出来，她不太开心。我说：“我想你了。”她说：“噢。”我说：“你好好加油，明年争取存到钱，说服你爸妈，来北京找我。”她沉默了一小会儿，我的声音像是穿行了格外长的距离，才传到她的耳朵里。后来她没有再说话。

挂了电话后，我站在窗台抽了支烟。夜色转深了，除了小学操场和停车场外，其他的楼宇灯火通明。北京的夜晚像一块不吸水的海绵，黑色无法渗透进来。相比之下，我家乡的夜晚深沉得多，除了路灯和楼房里几点零星的光亮外，几乎一片漆黑。

我想象着那些谜一样的灯火背后，有谁在做些什么，也想我的未来，我的兔子。这时下起雨来，哗啦啦越下越大。一会儿工夫，就能听到街道上的车轮溅起水花的声音了。我把手臂伸出去，让雨水顺着它往下流。这便是那场令我回想起离开家乡前的最后一个晚上的大雨。

4.

两个月后，我摸清了这项工作的门道，也开始对它感到厌烦。每天的日子不温不火，早上八点半挣扎着起床，挤人最多的那趟地铁，坐四站，中途换乘一次，在公司楼下买一个鸡蛋灌饼，带到办公室里吃，办公桌是最普通的工位桌，一坐就是一天，与工厂里的流水线并无太大差异。我一杯接一杯地喝水，搔头摆脑地想每天写什么文章，想不出来时，就去楼层的外置楼梯抽烟。

我在这个楼梯度过了几乎一小半的工作时间，公司里几乎都是女生，没有人抽烟，我常一个人坐在薄薄的铁楼梯上连抽两支。那是个逃生梯，四周用铁板围起来，铁板上做成密密麻麻的圆洞，因此四面进风。圆洞盯久了眼花，若想远眺，需要把脸贴在圆洞上，能看见一片茂密的树林，是什么树呢？我不太懂树木，但大概是杉树类的，四周没有什么高楼，因此像是站在荒野中的瞭望塔上，从望远镜里观察。风一吹起，树木哗哗作响，身处十八楼也听得很清晰。

我对树木有特殊的好感，我家乡的那座小城，虽不发达，但已经很难见到大片大片的树木了，每次在电视上看到那些沉默、静止而长寿的生物齐刷刷站成森林，就想去倾听它们，就觉得十分美好。

逃生梯上抽烟的人总是很多，看着装几乎都是这一层的一家销售公司的人，大多三五成群，有说有笑地抽烟，活像《春娇与志明》里的场景。把脸贴在铁板上看外面的人，据我所见，只有我一个人。

要是工作完成得早，我会和兔子或者龙仔聊聊微信，兔子在一家装潢精美的咖啡馆上班，那是家乡唯一的一家咖啡馆，还没有像北京的咖啡馆一样，沦为谈论工作见客户的场所，大家是真的到那里去休闲的，几个朋友，几对情侣，在有靠枕的木桌上一坐就是一下午。我去那里陪过她几次，坐在角落里一边看书，一边偷瞄兔子。她穿着亚麻色的工作围裙，端着圆形的咖啡杯托盘，伴着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爵士乐，在嵌着灯泡的旋转楼梯和桌子之间周旋，像黑白电影里的窈窕淑女般令人心醉。

这里简单、纯粹、不用动脑。若不是妈妈说，读了那么多书，怎么能去做服务员，我还真想去这样的地方上班。

公司五点下班，从不加班，一到点大家都齐刷刷地拎包回家。龙仔的公司离我五站，办公室因为没人，所以可以自由进出，我无事可干的时候，会去他公司等他。

5.

“真没趣啊。”龙仔说。他脸冲着两台连屏的台式电脑，但无疑是在对我说话。“我会拍会剪会编，却让我每天在这里给根本没人听的访谈配字幕。你知道吗。我现在几乎成了跑腿的了，老板最近要办公司的手续，要到各个地方去盖章，他没时间，就让我去，我这个星期快把北京跑遍了。”

我本来想说，我倒是希望出去跑腿，我每天坐在办公室动也不动，像一尊佛。但我还是没说出口。无趣的事情一旦所出口，就会变得更加无趣。我说：“那我们等会儿去打台球吧。”“算了，还是不去了。”他说。“累啊，虽然也没做什么，就是累。累得像一截砍倒在路边，又被人遗忘的圆木，不想动，也不想玩，就想躺着，一直躺成煤炭才好。”

等到他配完字幕，已经八点了，我们去楼下的江同学买了两个猪蹄边走边啃。那儿是地铁首发站，人很少，我们靠在长长的空无一人的电梯扶手上想着各自的心事儿，他开口问我：“你说，我们来北京是干吗来着？”我看了看手机，九月底。才两个多月，他就问出了这个问题。“来追求梦想的吧，当时好像是这么说的。”

其实我们不是来追求梦想的，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以前觉得，北京文化业发达，机会多，我们来赚钱，来学习。其实，对于一个二流大学的本科毕业生来说，文化产业再发达，机会再多，也与我们没有关系，这里就只是个很拥挤却无人交谈的城市而已。

龙仔叹了口气，说：“我觉得百分之七十北漂一段时间又回家的年轻人，是因为寂寞才走的吧。”寂寞，我羞于说出这个词，但他说得在理。他说：“你觉得我们现在这个状态该怎么描述啊。”我想了想，说：“嗯……疲惫又空虚吧。”

“疲惫又空虚，疲惫又空虚。”他把这句话在喉头来回滚了几趟，连叹了三口气，没再说话了。

经过小区门口的便利店时，他再一次开口。

“要不国庆过后，我回家做生意，你回去跟兔子结婚吧。”

我打了个哈欠：“说什么呢，你只是累了，回去早点休息，好好睡一觉，明天起来你就不这么想了。”

“可能是吧，但到了晚上又会这么想了。”

“赶紧回房睡觉吧。啥也别干了。”

“嗯，那你也早点睡。”

在到了房间门口，我们互道晚安，进了各自的房间。看着他的背影，我仿佛看到了一口快干的井，隔一夜水泵又可以摇出一点水来，就是总充盈不起来。

才九点多钟，离我正常的睡觉时间还有三个小时。我躺在床上看《流动的盛宴》，打游戏，不时去窗边抽支烟。我没有早点睡，我知道他也没有。虽然没有任何动静，但我就是知道，龙仔肯定也在自己房间里安静地做着他自己的毫无意义的事情。也许在和谁聊微信，也许在发呆或者看书，但就是不肯睡觉，如果身体熬得住，甚至希望可以这么一直拖延下去。

6.

十月底的时候，我和老板吵了一架。我和他对某本书的解读意见不合，导致我的推文一直通不过，我几次据理力争，发表自己的观点，都被打回，我一气之下，转头回座位上写了封辞职信，对接了工作——对接时才发现需要对接的东西简直少得可怜——当天下午就离开了公司。

走的时候，我最后一次去逃生梯抽烟。不知为何，那会儿抽烟的人一个也没有，我把脸贴在铁板上，望着树和云，思考自己要去哪儿。那时北京最舒适的秋天快过去了，楼下的树林已经半秃，叶落一地。我望着那片树林，猛然想起小学三年级，我们学过的一篇课文《美丽的小兴安岭》。

在哄闹的课堂上，老师点我起来朗诵这篇课文。“我国东北的小兴安岭，有数不清的红松、白桦、栎树……几百里连成一片，就像绿色的海洋。春天，树木抽出新的枝条，长出嫩绿的叶子。山上的积雪融化了，雪水汇成小溪，淙淙地流着。溪里涨满了春水。小鹿在溪边散步，它们有的俯下身子喝水，有的侧着脑袋欣赏自己映在水里的影子……”

那时的我尚还年幼，弱不禁风，留着西瓜头，从未出过城，每天思考得最多的是，如何开口找妈妈要一块钱买小卖部里的跳跳糖吃。那时我以为世界到处都是花朵，人生充满美好和希望，宁静的人有花草树木，奋斗的人有高楼大厦，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要不，去小兴安岭做守林人吧。这样的念头一起，就像被春风拂过的草地般疯狂生长。我几乎被感动得不能自已，这是我童年时代的童话梦里的场景。那时候我突然醒悟，好像世界上不是只有运营、工程师、程序员、会计、项目经理这几种职业。

我想象某个偏僻的森林里，有一间圆木砌成的竹筏般的小木屋，留着胡子的我赤裸上身，手拿斧头，站在门口眺望一片山头的树木，枕边放着封边磨白的福克纳的《八月之光》和两瓶浓烈的二锅头。这里没有网络，没有人和车声，没有市场动向和热点的信息，只有望不见尽头的树，虫子，和干爽的风。

7.

几天后，我打电话给兔子。

“我在小兴安岭了，你听。”我把手机举过头顶，想让她听风的声音。

“我什么也听不到，你去小兴安岭旅游去了？”

“我辞职了，来这里做守林人。”

她急急地吞了两次口水，像是被鸡蛋噎到似的。“你有病吧，你要是不想在北京干了，就滚回来，跑去黑龙江干嘛，你骗我的吧，你是不是出轨了？”

“没有，我只是突发奇想。”我说，“你听这里的风声，多清澈，我觉得北京不适合我，我想通了，其实我根本没什么赚钱的欲望，我就想安安静静的，我原本以为这儿连信号都没有，现在有了，可以打电话，多好，我每天在林子里巡视完，就给你打电话。”

“滚你妈的蛋。”她哭了。我有点慌，不知道她为什么而哭。我正准备安慰她，话筒那边有人喊她倒水。她应了一声，把电话挂了。

我想象她抹了眼泪，红着眼圈去给人倒水的样子，有点心疼她。兔子是个典型的小镇姑娘，没上多少学，温柔可爱，有点内向，我多次问她要不要和我一起来北京，她都不愿意。她说，她的父母不会同意的，她自己也不想去，觉得累，适应不了大城市。“我就想安安稳稳地在这儿过一辈子。”她说。

我做不到，想到要在出生的小城活一辈子，生老病死都走不出那条街，我就恐惧得发抖。我的确没什么赚钱的欲望，但也不是什么安静的人，我只是想逃避而已。

接下来半个月，我都在给兔子讲述小兴安岭的风景。深秋时分，黑龙江已经很冷了，地上的落叶枯得卷起边来，栎树桦树几近枯萎，松柏被冷风一吹，绿得油亮。我住在一间山脚下的砖砌平房，给这里的守林员帮忙。我白天去山顶的瞭望塔看守森林，注意火灾，他晚上和我换班。

他家里有一只秃了两块毛的花猫，有时我会喂点东西给它吃，多了几次，它便与我很亲近，我常用军大衣把猫裹在怀里，带上塔去。塔里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一片沙沙作响的树海，刮起风来顶端的树冠像浪涛一样浮动，远处的山头有七架巨大的风车，给附近村里供电。四周没有比我更高的建筑，我可以一览众山小，像儿时数星星一样徒劳地数着每个山头的树木。有时候有鹫和大雁飞过，刚来的时候我分不清，后来守林师傅告诉我，一群飞的是大雁，单只盘旋的是鹫。

白天的小兴安岭平和美丽，可夜晚很难熬。每隔一个星期我们会倒一次班，我看守夜晚。夜班是八点上山，临近冬天，天黑得很早，我很怕黑，一个人在山路上走，会因为一点动静就浑身发抖，怕被黑暗中窜出的野兽咬成两截。半山腰的路中间有一块柏树的根茎从地底下突出来，我总是忘记，被绊倒过好几次，摔在软软的泥地里，不怎么疼。

上了塔，除了灯光附近半米，其他地方一片漆黑。那是在城市里从未体会过的黑暗，把手臂伸进那黑暗里，那截躯干像是从身上消失不见了。夜间的风也阴森，穿过树干，鬼哭狼嚎一般，拍打在瞭望塔的墙壁上，仿佛摇晃了起来。有时我觉得我不是在森林里，而是在行驶于太平洋中心的轮船上。

她只是听着，不再那么激动了，但也不回应。等我说完后，她问是不是不打算回来了。我说：“我不知道。我在这里应该只是体验几个月，然后就回北京。怎么样，你到底能不能来北京？”她说：“再说吧。挂了。”又补了一句：“你小心点，不要被虫咬了或者被熊吃了。”

挂了电话后，我点了支烟。龙仔说，办公室里不许抽烟，让我掐了。他说：“你这样好吗，人家这么好一姑娘，你骗她。”我说：“我没骗她，我只是提前讲述未来的生活而已。等我有钱了，我一定会去小兴安岭的。”他说：“等到你有钱，兔子都嫁人了。你到底打算干嘛。”

我不知道。我连去小兴安岭的路线都查好了，但是我没有钱。我既不想再找工作，也不想回家乡结婚，每天窝在房间里抽烟，读没用的书，或者去龙仔的公司瞎混，编撰小兴安岭的风景讲给兔子听，时不时还找两张树林的图，让龙仔修一修发给兔子。有时候翻看我们的聊天记录，觉得自己真的在守林似的。龙仔几次给我物色工作，让我投简历试试，我也没去看，推脱说，明天再投。

一来二去，便入了冬，我一边告诉兔子，我穿着棉被似的军大衣瑟缩在瞭望塔里守护光秃秃的森林，一边坐在有暖气的房间里抽烟，久不通风的缘故，一股油腻腻的味道。兔子说，她辞职了，存了点钱，准备休息到年后再找别的工作。我说：“也好，那你打算在家干嘛。”她说：“不知道，练练吉他，睡睡觉咯。”我说，那也挺好。

龙仔告诉我，他熬不下去了，打算年后回家继承家业。他说等他在家赚了钱，给我投资。我说投啥，我什么也不会。

“才半年你就回去了，这么快就输给了现实，鄙视你。”

他笑笑没说话。

8.

三天后，我被电话铃声吵醒，我迷迷糊糊地摸索着起床。窗外月色柔和，我看了看表，九点十分，我从中午睡到现在。我接了电话，是兔子。

“怎么了？”

“你在干嘛。”

“我刚起床，今天值夜班，马上就要去山上了，好像起晚了一点，树林里有点黑，有点吓人啊。”我一边说，一边窸窸窣窣地爬下床，打开台灯，让房间亮堂起来。

“没关系，今天有月光，而且下雪了，照在积雪上还是挺亮的。”

“啊，是啊，下雪了。嗯？你怎么知道啊，这么聪明。”我笑眯眯地说。

“因为我现在就在小兴安岭的你告诉我的那个村子的那间屋子前，而屋主告诉我根本没你这个人。我当然很聪明，我用打工存的钱买的火车票，坐了一天的火车又倒汽车踏着雪来看你想给你个惊喜，而你就是个骗子！”她语速越来越快。我听完她的话，感觉心脏在胸腔里沉重地动，嘴里干得沙沙作响，不知该如何回应她。

“你要是想逃避我你就直说，我不会逼你跟我结婚，也不会逼你回来，你何必绕这么大一圈骗我？”她的声音带着哭腔，我有点慌了。我说：“我没骗你，我是准备去的。”她开始哭了。我停顿了一会儿，问她：“你这么晚过去，晚上准备住哪儿啊？”话筒里传来吸气的声音，像是要把我从话筒的这一头吸过去似的。她突然扯大嗓门喊道：“不关你事！”然后挂掉了电话。

放下电话后，我起床喝了口水。九点半钟。刚刚入夜，北京还很热闹，窗外的楼房灯火通明，月光被挡在外面，在空中微弱得像随时会熄灭的烛火。在小兴安岭，月光应该很亮吧。兔子说很亮就一定很亮，她不会骗我。

我想象着从黑洞似的天空中落下的大雪，密密麻麻地落在树梢，落在地上，遮住枯叶。我想象着明天清晨，走上瞭望塔，向远方眺望，一片洁白，空气像冷冽的泉水般清爽。那是我从未见过的真正的大雪，我想象兔子和我一起登上瞭望塔，在炕上一边冷得抱成一团，一边伸手接住完整的雪花。而北京没有下雪，也没有下雨，连风也没起。

我拉上窗帘，躺在床上点了支烟，吸完后又点了一支。在沉寂的夜晚里，香烟总是燃烧得很慢。但夜晚还是很长，要挨到天亮，需要很多很多支烟。不过没关系，只是吸烟而已，就像呼吸一样简单，其他的事情，就留到明天再思考好了。如果明天不想思考，还有明天，还有明天，还有无穷无尽个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