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九重，来自北方，二十四岁的时候，我在南方某座城市的艺术学院里读研二，在里面待得越久，就越能深切地感受到它的破烂。我学的是绘画专业，没有什么感想，无非是课程比大学的时候少了，属于自己的时间多了。我还没有想好以后要从事什么行业。作为一个毫无主见又不知道理想为何物的女生，这其实是一件挺危险的事情，但我对此感到无力，只能放任自流。
朋友们都叫我阿酒。他们这样叫我，并不是因为我酒力惊人，或者我嗜酒如命，而是因为我滴酒不沾。我在北方读本科的时候，喜欢在夜晚出去游荡，也没有什么目的地，就是随便坐上一辆公车，它开到哪儿我就去到哪儿，到终点站的时候又换乘下一辆。很快我就对这件事情感到了厌倦，并迅速找到了另外一件更有意思的事，就是在网络上勾搭各种各样的男性，然后把他们约到酒吧里，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打开自己的钱包。不瞒你说，我有时候也会觉得自己有些下作，纵然我对那些上钩的男性的意图心知肚明。我做的这种事从某方面看其实很像聂小倩，但我终究没有钓到像宁采臣那样的书生。现实面前人人平等，没有办法，只好认了。
有一次我约到一个男生，他那种老实憨厚而且脆弱敏感的性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为我花光了他所有的钱，走出酒吧后我就将他拉黑了，没想到第二天他居然死在了附近的天桥下。从那以后我一看见酒，胃就开始往上返，我戒酒完全就是为了我自己，我一直都想通过这件事情强调，我真的是个善良的人，无论对方相信与否，除此之外，别无他意。
过去一段时间，许久没有出门的我出去了一趟，我的老师李相卫付给我一千美刀，让我到一个指定地点去帮他完成一幅名叫《在天花板上跳舞》的画，而且可以当作毕业作品，这样的美差我当然不想错过。那幅画的名字我隐约记得以前在一张唱片上看见过，也在一个手提袋上看到过，我以为就是一幅画，没想到真的要在天花板上作画，直到现在我的后颈和臂膀还在酸疼，但这并不影响我对李相卫老师的敬意，注意，我说的是敬意，而不是爱慕，更不是别的什么玩意儿。
我在那里待了一个星期，完成了《在天花板上跳舞》，认识了一个名叫邱以的人，他说他是个写小说的。我读的小说不算少，有时候还相当痴迷，我也一直在关注近些年那些异军突起的年轻作者，甚至还粉了几个，但我从来没听说过他，也根本不知道他到底写出了什么。不管是冒充的还是自封的，那厮倒是自恋得可以。我刚去的那天夜晚，他就强行彻夜跟我讲了一个故事，故事很一般，但我非常喜欢故事里那个名叫“梵声”的已婚女人，期望自己今后也能活成她那个样子。他还把那个故事写成了一篇小说，并拿给我看，说老实话，那是一篇非常平庸的作品，怎么看都像是对格非的《褐色鸟群》的一次拙劣戏仿，小说的情节一路狂飙，既没有细节化的停滞，也没有语言上的快感，还隐去了人物的名字，使他们变成了一些符号，而且神经叨叨具有炫技的嫌疑，唯一可圈可点的，就是他给小说的结尾画上了一道光明的尾巴。
邱以曾让我留下来做他女朋友，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由衷地说，他是个值得信任的人，也许可以托付，我可以忍受他的满口胡诌和理想主义，但我没有办法说服自己接受他心里还住着另外一个女人，而我更加不能接受我只是那个女人的替代品。我对类似的事情不会有半点犹疑，干脆利落就是不二法门。没办法，我只不过是个女人。我猜以邱以的性格，他一定会很伤心，那就让他伤心去吧，就像王家卫的电影里说的，既然我那么不开心，为什么不找个人陪我呢。可是另一方面我又感觉他是一个对什么都不在意的人，不知道是不是看了太多加缪和萨特的缘故，或许他有自己的一套观念，就像他说的，“在乎也没用”。我一直对两性之间那种暧昧得难以言表的姑且称之为吸引力的东西持有很大的怀疑，我认为它之所以会这样持续不断地生死明灭，都是原欲作祟的结果。我不怀疑的是，当一个完全丧失了肉体上的欲望的人，面对一个异性的时候，跟面对一张桌子没有什么分别，甚至还不如桌子。因此我在意的是那种能撞到心里的东西，而不是让身体的某个部位有反应的东西，人也一样，这也是我为什么不喜欢邱以的小说的原因。
我很快就把这件事忘了，我在想我如何才能把那一千美刀挥霍殆尽，还好我还保留了一个爱好就是到处走走。邱以总是不厌其烦地跟我说他的故乡烟河如何如何美好，建议我到那里看看，如果能给他带来几张照片最好。但是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别人总说一件事物或者一个人好的时候我就不想靠近，就是这么逆反偏执。我本打算一直奔北而去，可好几天之后我才反应过来那时已经立秋，在南方待那么久，我这么贸然前往恐怕一时难以适应北方那伤人的山风，于是中途反悔，我穿过锦官城一路南下，不料天降暴雨，只好又在出发地逗留了几日，等到天彻底放晴的时候，我就马不停蹄赶往烟河。
中秋节的前一天晚上，我到达距离烟河仍有二十公里的小县城，我不可能在夜间赶路，于是在那里开了一个房间寄宿下来。我走过那么多地方，但从来没有住过这么安静的小旅馆。睡前把灯一关，窗外忽然月明如洗，我起身走到窗前眺望，能很清楚地看到西边隆起的山脊，就像一只巨大的野猫，躺在一颗会发光的球体旁，蜷缩着身体在房顶上睡觉。这样的景象我以前只在摄影作品上见过。可能是极静的缘故，那晚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深夜听到屋外传来雨声，我早就想到南方多雨，但是我总是想不起来备一把雨伞。第二天我起了一个大早，乘车前往烟河。当时我特别想第一时间给邱以发一条短信，告诉他我在烟河看到的一切，我从包里拿出手机才反应过来，我根本没有他的联系方式。我想非常朴素地跟他说，你是对的，此时此刻我就在烟河，我看到这里的木质房屋了，还有石板铺就的小路，有一条土黄色的河流从门前淌过，河面上吹着白色的风，孩童在近处嬉戏，牲口在远处交媾，我突然有一种，想要葬身此地的冲动。
我一个人从早走到晚，虽然那些街道都是大同小异，可我一点儿也不觉得无聊，也几乎没有什么游人，而我似乎是迷路了也不自知，那些错综复杂的迷宫般的道路让我甘之如饴地深陷其中，我就这样心无旁骛地穿行着。过了一会儿，不远处一片浓重的乌云引起了我的注意，尖刀一样的山峰后面，一道道闪电划破了天空，豆大的雨点零星落下，不一会儿就变得密集而迅猛，我不知道该到哪里避雨，索性跌跌撞撞跑进一处狭小而破旧的书屋。
书屋内三面环书，是大约两米多高的书墙，其中一个墙角里立着一把高脚凳，凳上摆着一盏昏暗的汽油灯。我环顾四周，没有人。我提起汽油灯，一边踱步一边仰起脑袋看书墙上的那些书，有袁枚的《子不语》、有张岱的《夜航船》、有《春秋公羊传》、有《汉书艺文志》等等，汗牛充栋。我一边看一边惊叹，在如此偏狭之地，居然存有这么多的传世经典。
正想着，忽然从左墙角的窄门里走出一名老者，鸡皮鹤发，步态龙钟，花白的胡须像一道瀑布，看样子怎么也有九十多岁了。他手里端着一支烟杆，烟杆两端泛着微弱的金属光泽，一端上用红绳垂着一枚玉躞，一走动，就像钟表的摆锤一样晃动。他看到我，说：“你要买书？”我说：“随便看看，顺便躲雨。”他哑着苍老的嗓子干笑两声，摆摆手中的烟杆，“如果没看到想买的书可以进来看，里边还有。”我嘴上说好，心里却泛起了嘀咕。也许是因为我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人，心里还是怕生，难免会有防备。我在原地呆站了一会儿，把汽油灯放回原位，径直跟进了窄门。
窄门里真是别有洞天，那是他家中的后院，院子里有树木和茅草搭建的凉亭，雨水正从茅檐上滴落，凉亭的其中一根木柱上钉着一对鹿角，鹿角扛着一把半月形的钢刃，闪闪发亮，风吹雨打居然没有锈蚀。
他招呼我在茶几旁边坐下，摆出自己酿造的米酒，色如琥珀却辛辣刺鼻，我连忙摆手说不会喝酒。他给自己满上一杯，他斟酒时我看见他两只手掌上的中指断了一截。他说：“外面怎么样？”我猜想他的意思可能是外面的世界怎么样？我不知道他在这里住了多久，但我知道他是桃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我低头思忖了一会儿，打算跟他说实话，否则还能说什么呢，外面在下雨？于是我说：“形势大好，人心大坏，繁荣而荒凉，沙漠在心里。”
说完我抬眼看他的反应，他的面容平静如水，好像早已对此了然于胸，又或者是他那满面纵横的沟壑让我难以看透他的表情，无法参透他的思绪。时间过去了很久，老者依然没有说话，我起身翻阅架上的书籍，无所事事地眺望远山和水泥色的天空。当我短期内从万头攒动的都市滑向平静安宁的乡野，每次都有一种仿佛穿过了山重水复的时光的错觉。
我曾经结交过一位闺蜜，在充满忧伤和秘密的高中年代，我们曾经到对方的家里小住，穿过彼此的衣服，夜间抵足共眠，还时常一起逃课去看离学校不远的那片淡水湖，雪白的鹭鸶像纸片一样飞舞。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是对方的影子，可在她决定离开我的时候，我就发誓要将她彻底割舍。不知道为什么，走出烟河那天，我忽然无比地想念她。我当然不是没来由地想起她，一切都是因为烟河的那位老者，老者跟我说了七十年前的一件往事，那是一场遥远的战争，对我来说那就像是前世的记忆，而对于那位老者来说则是今生的梦魇。
老者说：“一九四二年……”
他叙述的音调仿佛是从远古跋山涉水而来，引领我走入那幽思般的秘境。老者在讲那件事的时候把自己刺激得要命，他一开口就已泪水涟涟，讲到某处的时候甚至达到了音辞慷慨、声泪俱下的地步。我想，一个从动乱而久远的年代活下来的人，纵然他的一生还未过完，可是他的心里却好像背负了很多个难堪的人生。所以这就出现一个麻烦，我无法用一颗饱经风霜的灵魂来讲述他的往事，我也无法用一腔冷硬的心肠看待那些世事。因为我不是他，我今年才二十四岁，我是一个女子，我活在一个无聊到想把自己弄死的年代。我最大的困境和烦恼就是没有足够的钱去买一套梦寐以求的化妆品。可是事情已经开了头，总得把它讲下去，无论讲得怎么样，我都要用自己的方法试试看。
一九四二年三月十六日，一支军队从缅甸退回到云南，国民党军官沈浩命令他的部队在离烟河五公里外的河边驻扎。半个月后，联大数学系教授何吕新七岁的女儿离奇失踪。那个夜晚他正埋头在纷繁复杂的数学演算里，享受着符号和数字带给他的皮肉发麻的快感。当他回过神来时，才猛然发现女儿的说话声已经消失。
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九日，有人说是当地的一个乡绅之子，也有人说是一个绰号名叫山猫的匪徒，半夜里被两个手持步枪的蒙面人顶着后脑勺带到河边用枪托打倒在地，并把他的手掌撑开按在鹅卵石上，其中一人从腰间抽出一把钢刃，一刀砍下了他左手上的一截中指，并把那截胭脂红色的断指扔进了河里喂鱼，临走的时候他们告诉他，他还债的最后期限还有三天。
那两个蒙面人是沈浩麾下的官兵。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七日，沈浩给山猫放了一笔令人生畏的高利息的贷款。另外要强调的是，山猫从来没有见过沈浩。
人活在世上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所谓的冥冥之中自有天定，那个故事大概给出了最好的诠释。而我曾经的那位女友，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宿命论者。很奇怪，我想起她的时候，在我脑海中反复跳动的画面，并不是那些我们朝夕相处的细节，而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情景，它就像是一张用单反拍下来，洗出来之后永远不会蒙尘的摄影作品。我记得那时正是深秋，天空澄澈而高远，太阳照在皮肤上，暖暖的，像糯米一样温润。上课上到一半，她起身兀自出走，我以为她回了宿舍，可当下课后，我在教室门口的走廊上一抬头，便看见走廊尽头的铁皮门开着，她站在天台上，阳光洒下来，长发纹丝不乱，嘴里衔着一株枯萎的草茎。
在我们十六岁到十八岁那段时间里，我们的情感较之朋友和闺蜜，在程度上更深刻、更令人疼痛。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我身边的人都像走马灯似地更替。这是我自己的问题，因为我觉得人都是断梗浮萍，离合聚散听从自然，否则人生真的太拥挤了。但是她是我想要留在身边一起走下去的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之一。现在，我目睹自己曾经精心编织的感情完全断绝，才知道那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人活在世上能自作主张的事情实在不多，所以我打算自作主张一下，把我们的一些事情讲出来，我会事无巨细地告诉你，我是怎样在她的影响下放下刀枪剑戟，忍受命运的掌掴。
初中毕业后，我以一个很一般的分数，进入了一所很普通的高中。在我们北方，女孩子要是不念书了，就会被父母迅速地许配人家，对此我一直心存恐惧，并因自己能够升学而觉得幸运。父母倒没有表示出多大的欣喜，也没有什么失望的情绪，好像如我们这般普通的家庭够到了这么普通的东西才算是正常的。但是她跟我不一样，我知道她有一个当领导的父亲，有一个在我们当地最好的高中里任教的母亲，她的条件自然没得说，成绩也是好得不像话，不知道为什么会考到了这里。我还知道她刚入学那会儿，她的父母在我们学校、在她母亲所在的学校和教育局这三个地方来回奔波，上下打点，为她办理转学手续。不过后来没有成功，她也就不得不在这里待了下来，也就不得不和我同班，不得不和我同桌。
刚入学的时候她总是一句话也不说，无论周边如何喧闹，她总是静静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用手指把一张张白纸叠出各种花样，或者在白纸上反复抄写课文中的一个段落，有时候她会走到窗口那儿去，默默地站到上课打铃。直到后来她告诉我其实那段时间她过得无比煎熬，每天想辍学想八百遍，我才知道我其实对她的内心一无所知。她是个极其会掩饰自己的人，无论是内心的情感，还是思想，情绪和意图，我都无法窥探，或者我看到的都是假象。原本我觉得她会喜欢那所学校，虽然烂是烂了一点，老师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至少不会到讨厌的地步，更不会觉得自己无法适应。后来真是这样的，她的噤若寒蝉为的就是让自己能尽快适应那种暧昧的错位，不过这样只会让她的内心越发撕扯，可是她很快就找到了另外一种适应的手段，与其说是适应，毋宁说是一种逃离。
半年以后我们就开始频繁地逃课，抄别人的作业，周末的时候相约出游，她教会了我游泳，我们到对方家里去占有对方的床和衣物，她从她的寝室抱着枕头跑过来和我睡在一起，一人一只耳机。那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讨厌的人，我们喜欢的人只有彼此。她的身边时不时就有男生围着转悠，但都入不了她的眼，从来都是冷眼待之。高二下半年的时候我学会了抽烟，我知道抽烟对身体不好，对女性尤其不好，但我迷恋那种形而上的感觉，那其实是一种好奇和盲从，后来我戒烟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没有瘾。晚自习时间我偶尔会跑到宿舍楼后面的莲花池边吞吐烟雾，她说她看到猩红色的火光就知道是我，于是循着火光而来。她曾劝我戒烟，我每次都说好。很多次之后她不再劝我，而是问我烟是什么味道。我说吸进嘴里就像酥糖融化，她说甜的吗。我点点头。她一边笑一边拧我的胳膊说骗人。
新年到来的那个夜晚，我们没有走进期中考试的教室，因为我们说好要翻墙出去跨年。我们翻过半墙之后就开始漫无目的地奔跑，她一边跑一边大笑，我生怕她这样会一口气上不来死掉。我问她我们去哪，她说随便去哪。于是我们就去了夜市，因为实在是没什么地方可去了。那里烟熏火燎，空气中都是酒气和烤串儿的味道。我看到我们班的几个男生在路边围成一桌，大放狂语，称兄道弟，我赶紧拉着她走开。我非常惧怕他们看见我们，因为那样我会害臊。我们找了一个相对偏僻的角落坐下，点了一条罗非鱼和几只辣蟹。她说她想喝酒，并指指那些在柜台上泡着蜈蚣和蛇的液体。我赶紧把她拦住，要了两瓶啤酒，她只喝了半瓶就撂了，小脸儿红扑扑的，眼神迷离。过了一会儿，我说我们该回去了。她点点头。我们起身往回走，夜晚的寒风一刀一刀地刮在脸上。我能感觉到那些晶莹的碎雪就像砂糖一样落在头发上，我把她羽绒服上的帽子掀起来盖住她的脑袋，她说了声谢谢。
大门肯定是不能走了，只能原路返回，再去翻墙。翻出来容易，翻进去可就没那么容易了，我们折腾了半天也没能进去，我的额头已经开始冒汗。远远地，我看见一辆车打着大灯从这边驶来。那一定是校领导出门巡逻，这已经成为了他们每年的例行公事。要是被逮到可不是闹着玩的，分分钟就把家长请到学校里来喝茶，后果不堪设想。尤其她的父母，肯定会疯掉的。我让她赶紧在墙角的草稞里蹲下，我脱下风衣盖住她，紧紧地抱住她，我跟她说别出声，要是被发现我就跟他们进去，你先别回学校，不用管我。车灯照出一条长长的光柱，我看见絮絮扬扬的雪花无声地往下飘落。我把耳朵贴在她的脊背上，我听见她的心跳就像一只只纷纷舞动起来的鼓槌，敲打着我的耳膜。后来车子径直开过去了，我们躲过了一劫。我们听见校园里有女生在倒数五个数，大声喊出新年快乐，接着传来男老师的呵斥声，女生们嬉笑着跑回了寝室，顷刻间变得寂静，新年了。
那晚我们没有回去，我们在校外的酒店里开了房间，我脱下衣服到卫生间冲澡的时候仍然心有余悸。她裹着被子沉沉地睡着，长发遮掩侧面，看起来极其疲惫的样子，我擦干自己穿上内衣，钻进被窝后，她炙热地抱住我，我感到仿佛有一束烟花沿着我的脊椎冲上大脑，然后炸开。
往后的事情我想你已经猜到了，但是我无法叙述，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叙述，我以为离别这种事是无法叙述的。它就是离别，就这么简单。离别的终极状态是死亡，一个人死了，意味着你再也见不到那个人，再也听不到那个人说话了。别误会，她没有死，直到今天我依然确信她还好好地活着，我只是不知道她在哪里，在做什么，跟谁在一起，谁让她怀孕，生下了谁，我们的生死冷暖已经跟彼此毫不相干了。
我们离别的时候并没有上演那种痛哭流涕的戏码。我甚至没有机会帮她拿行李，送她去车站，然后在汽车开动的时候一边奔跑一边喊她的名字，这些都没有，就是很平常的分别，平常得就像是夏日午后的一片云。是她父母把她接走的，毫不引人注目。毋庸置疑，他们肯定是在她快要步入高三的时候成功地为她办理了转学手续，虽然她跟我说的是她喜欢上了那个学校的一个男生，她要去和他考同一所大学。我当时听了半信半疑，但还是使劲地点了点头。我说，在我们八岁那年我就认识过你了。她听了一怔，说不要闹了，怎么可能。我对着她挤出一个笑容。她说她会给我打电话的，以后还有很多再见的机会。她还鼓励我好好学习数学，希望能在同一所大学见到我。我说，你能考上的，我倒是无所谓。她说，也是，这个世上的东西，是你的终究是你的，不是你的你再怎么样也不是你的。这句话让我几欲落泪，也让我非常服气。
我并没有在开玩笑，我跟她说我们在八岁的时候就已经相识，是一件千真万确的事情，只不过她把我忘了，从名字到容貌，我的一切都被她干干净净地忘掉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接到过她的电话，她的名字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我的电话通讯录里。她走之后我又回到了自己的小世界里，闷着脑袋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有时候累极，半夜里惊醒，脸上弥漫着一股暖流和腥甜的气味，早上醒来枕头上是一片触目惊心的红色，那是身体给我打出的一记信号枪。但是我能怎么办呢，我从来不敢奢望有一个男人会突然出现在我面前，跟我说你什么都可以不要，我供着你，你需要做的，就是去过一种无用的生活。
后来我在家人的支持下去学了美术，接着我以一名艺考生的身份，考入离家不远的一所二流本科学院里读书。再后来我的父母离婚，我的姥姥去世，一个家就此星散。我努力学习英语，外出兼职赚钱，考入南方的一所艺术学院读研。我就是想离家远远的，越远越好，直到有一天想家想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我再回去。
不说了，为了防止你可能会在我那些支离破碎而黏腻的琐事里变得心力交瘁，我还是来说一说别人的故事吧。
之前我讲到山猫跟国民党军官沈浩借了一笔高利贷而遭到他的迫害，几天后何吕新七岁的女儿离奇失踪。这件事其实是山猫所为，是山猫绑架了何吕新的女儿。山猫去实施绑架的前一天遭到了沈浩的第二次迫害，一模一样的方式，他被两个蒙面兵堵在窄巷里垛去了右手上的一截中指，其中一人捡起那截断指端详了一下，然后放进了自己的军装口袋里。他们临走前除了告诉他还债的最后期限，还把那柄半月形的钢刃扔在了他身边，他们的意思是说，无论你采取什么方式，只要把债还了就行。
之后山猫就提着钢刀走在了一条七拐八拐的道路上，他必须采取另外一种方式快速地获得一大笔钱，否则他极有可能性命不保，想到这里他就眉头紧锁。他知道当地富庶的人家并不多，以前倒是有几个大户，可是现在战火已经烧到家门口，他们为了躲避战乱之苦，早就举家搬迁，只剩下空空的老宅了。有时候外地的一些暗娼会在宅子里接客。有些嫖客是打这儿过路的货商，他们身上倒是带有不少的钱财，可那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而且很长时间也遇不到一回。
山猫束手无策，他一边这么想着，不知不觉就走到了何吕新家的门口。门内的院子里传来哗啦哗啦的水声，那是何吕新的女儿在玩水。山猫在门口瞄了一会儿，把钢刀别进后腰，翻进了院子。
何吕新信步走到庭院里的时候脸上泛出一种自足的神情，可当他看到花台上那张信笺时，心里一惊。他连忙走过去拿起信笺，果然看到了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上面除了一个时间地点外，还写着一个巨大的数额。何吕新顿时觉得有一股冰冷的血液灌入心脏。几年前他的妻子就因为身患恶疾不治身亡，他已经失去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他不想再失去其他任何一个人了。他觉得愤怒和悔恨。但是他还是冷静了下来，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办。他忽然想起坊间流传的一个谣言，听说沈浩迷恋上了一种名叫俄罗斯轮盘的赌命游戏。当然他不会参与其中，他只是坐在一旁观赏，以此获得刺激和快乐，赌徒则是自愿去找他签下死亡契约的人，赢的一方可以获得一大笔奖金；输的一方什么下场自然就不用说了，尸首会有人处理的。根据老者讲述，何吕新去找沈浩的时候，偶然间在河边的一间小木屋里顺得一个盒子，那个盒子是决定何吕新命运走向的关键，现在我暂时把它放在一边来讲讲另外一件事。
据说英国人Archibald先生与沈浩私交很好，曾赠与他一把R1895转轮手枪作为他们友谊的见证，沈浩时时刻刻都把它别在腰间，还亲手用它处决过一个犯了军规的手下。我们不用了解后来沈浩为何把他心爱的手枪当成了赌具，毕竟他这个人万事万物只凭自己的喜好憎恶。一个能用别人的生命来取乐的人，他还有什么不敢做的。可能是那把枪下有太多冤魂的缘故，沈浩后来就不把它带在身上了，他请了法师为它诵经超度亡灵后，就把它放进了一个精致的盒子里，并且那个盒子总是行踪不定，只有沈浩本人才知道它在哪里藏着。这么说来，那个所谓的坊间传言都是铁打的事实了。何吕新的确去找了沈浩，而且他的确找到了沈浩并顺遂地签下了死亡契约，他在回去的路上偶然撞见了那座小木屋，一张腐朽的堆砌着灰尘的木桌上居然放着一个盒子。他打开盒子之后，发现里面是一把冰冷的左轮手枪。
山猫将何吕新的女儿拐走之后，就把她掳到了一座废弃的尼姑庵里，夜晚寒气逼人。山猫出去捡拾柴火进来御寒，没料到小姑娘居然逃之夭夭。他原本觉得她会逃回家里去的，可当他追过去以后，发现屋子里空无一人。几个小时前何吕新还在家里挂念他的女儿，他抚摸着那把冰冷的左轮枪失声痛哭，他的哭并不是因为自己就要死了，也不是因为他如果死掉了女儿该怎么活，而是因为他深知自己精通概率，却无法掌握命运。他把枪的转轮抽出，一颗子弹从枪膛滑落，掉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何吕新弯腰捡起子弹，怀着一丝侥幸的心理把子弹塞入顺时针方向的第二个弹槽里。如果在赌局上不用掷骰子谁先来，是他自主选择开的第一枪的话，对方紧随着开第二枪，最后死的人就是对方了，可谁也不敢保证是否会是这样的流程，所以是生是死就看造化了。何吕新立即把枪放入盒中，把盒子抱在怀里，他要出门去，神不知鬼不觉地把盒子放回原位，让谁也不知道其实早就有人对里面的程序动过手脚。
与此同时，山猫发现小姑娘逃了，正慌忙从那座废弃的尼姑庵里赶来，之后他发现何吕新家里没人，就又走在了一条七拐八拐的巷道里，他必须去寻找新的猎物。此时何吕新也抱着那个盒子，在那些迷宫般的巷道里穿梭，他故意挑这样不好走的路，就是为了避免与任何人相遇。怕什么来什么，何吕新拐过一个墙角，就看见几个当兵的在殴打一个人，那个人蜷缩在地上，用手捂着脸，他们用脚踩他的脸，向他吐口水。何吕新突然觉得这一幕很有意思，他以前从未见过这种场面，于是他在墙角的黑暗里停下脚步驻足观看。那个被殴打的人正是山猫，他很不幸地遇到了向他讨债的那些人，他们也就顺便用他解解乏，不想被何吕新看见了。那伙人走后，山猫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打量着站在他眼前那个戴眼镜的中年人。山猫心里觉得愤懑，我被那些兵痞这么摧残，你却站在一边津津有味地看着。之后山猫就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何吕新怀里的盒子上。这么好看的盒子，里面装的东西肯定价值连城。山猫扑过去抢夺何吕新怀里的盒子，何吕新奋力护着，两人最终扭打在一块儿，盒子掉在地上，里面的枪撞开盒盖掉了出来，山猫伸手去抢夺地上的枪，何吕新大喊一声一脚踩在山猫的手指上，山猫的无名指无意中扣动了一下扳机（空枪），山猫被何吕新的这一举动吓得脸色煞白，连滚带爬跑出了巷道。
之后的事，我想不用我来赘述了，沈浩没发现有人动过那个盒子。赌局就在当晚，何吕新如约而至，沈浩迟到了半个时辰。对方是个穿着长衫骨瘦如柴的青年，大概是个烟鬼，赌局上没有骰子一类的东西，他们对峙了几分钟。何吕新率先拿起枪，对着自己的太阳穴开了第一枪。何吕新竭力克制着内心中涌动的狂喜。烟鬼跟随着开了第二枪。何吕新开了第三枪。烟鬼第四枪，何吕新准备开第五枪的时候，刻意停顿了一段时间，那段时间里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也许在想，打完这一枪这场噩梦就结束了，他和女儿都能够活下来。何吕新脸上泛出一丝狡黠的微笑，扣动扳机，随即脑花四溅。
就是这样，没多少意思。这件事情最吊诡的地方在于那个失心疯的山猫，一心只想找他的猎物。他听到曾家老宅里传来遥远空旷的声响，就以为是那些客商和暗娼们在里面活动，于是冲进去，在幽暗中看到身影就拔出钢刀乱捅。那天晚上山猫阴差阳错地差一点就杀死了他的债主，沈浩以为是当地的山魈暗中作乱，或者是那些漂洋过海打到了缅甸的倭寇实行暗杀。他凭着过硬的军人素质逃脱，但是伤得很重，知道自己命不久矣，于是第二天就向他的上峰申请了一场小规模的火力侦察，亲自带兵出征，深入敌人腹地。一九四二年四月七日，沈浩阵亡于沙场，死在了一个初次踏上战场的日本兵枪下。一九四二年五月，山猫带着抢来的钱逃往印度，一九五一年回到烟河，二零一八年在他烟河的家中，为我讲述了以上的事。
该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也说了一大堆，最后我简要地说一说我们八岁那年的一些琐事，权且当作这篇小说的结尾。
我仍然记得她的名字，但我已经想不起她的面容了。八岁那年我到外地求学，寄宿在姑姑家。姑姑很忙，我没课的时候，她每次出门都把大门反锁，不让我跑出去，陪伴我的只有电视机，几本课外书和一只站起来比我还高的狼狗。我写完作业就坐在院子的石阶上唱歌，或者给狗狗冲澡。有时候她会来找我，我就打开卧室的窗户让她爬进来。我们在院子里搭积木，把那些红色的花朵摘下来贴在额头上，我们用红领巾蒙住眼睛玩捉迷藏。到了吃晚饭的时间，我再帮着她从窗子那翻出去。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是同桌了，她总喜欢用圆珠笔在我的胳膊上画线，或者把我的课本藏起来，上课的时候让老师责骂我。我心里虽然很讨厌她这种行径，但我选择了什么都不说，有一次她或许看出了我心里的恼怒，她抱住我，把脸贴在我的脸上，把我弄得热泪盈眶。
她跟她母亲住在学校里的职工宿舍里。有一次我去找她，我倚在她家的门框上，看见她母亲为她穿上新买的雪白的连衣裙，母女俩分吃一小块儿蛋糕。她看见我冲着我笑了笑，没有让我进去，而她母亲则冷冷地看我一眼，端起水杯服下桌子上那些五颜六色的药片。一年后她母亲调离那所学校，她就跟着转学了。
又过了半年，她回来看过我一次，她带来五毛钱一盒的那种落地响。她把那些小玩意儿扔到邻居家的房檐上炸响。此后多年我们各活各的，我们重新相识之后她再一次以转学的方式离我而去。我跟她说我们八岁的时候就已经相识，她说不要闹了，怎么可能。我在想如果今后我们在别处又一次遇见，她依然把我干干净净地忘掉，我们重新相识之后，她又以调动岗位或者别的方式离去，我又说起多少年前我们就已经相识这种话，她还会不会又是这样一番回应。这些年我受够了人心凉薄求而不得之苦，每次想到她那句是你的终究是你的，不是你的再怎么样也不是你的，我就觉得好透气。无所谓了，你走你的康庄道，我过我的叹息桥，倘若将来有幸能够遇见，等遇见的时候再说吧。
我走出烟河的时候心乱如麻，看着车窗外那些灰色的山脉鼻子发酸。我是不是应该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过往，重新归置一下自己的内心？如果人的一生真是一场既定的安排，那么我们又何须那么认真？我是不是应该学着满不在乎呢？是不是一切之于我，都如秋风之过耳呢？倘若你来跟我说，这都是命，我该怎么办呢？我是不是应该这样：你用嘴巴说说，我用耳朵听听，付之一笑，熬太阳熬月亮，坐看风起花落，细水长流。没有什么不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