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矿关了，过了两年富二代的生活，广元市中心三百平的复式小洋房，八十万打点来的澳大利亚在读研究生身份，在全四川省最昂贵的夜场喝最昂贵的酒，开两瓶黑桃A浇在每一个闻风而来的虚荣的妞身上，一万五一瓶，用小视频录下来有着不亚于在背靠着黄浦江的温泉酒店拍照的奢华，没有几个妞会觉得被我羞辱，她们反而有一种基督徒被圣水从头灌到脚的荣幸。

都没了，全都没了，我妈极力在跨国电话那头保持着足够冷静的发音。我问，那我在这边的学费该怎么办？她沉默了长达三秒，说工人全散了，要不你先回来，帮你爸处理后续的一些事情。

布里斯班到广州的经济舱，接着二十七小时的绿皮火车，没抢到卧铺的票，坚硬的座椅靠背硌得人一夜合不上眼，只有在每一个陌生站台停留时走出车厢抽烟的转瞬才感到短暂的重生。每一次跨过太平洋落地的那一刻，我总惊叹于这么多的人，肩膀靠着肩膀，站在街角或是路边上的那些人，人潮就好像我嘴里吐出来的烟雾正在将我湮没与融入进去。

老虎牌，外国烟，五百澳币一条。我的烟瘾很大，读书时一直有囤烟的习惯，出事后只留下了这么一包，远隔重洋带了回来。十五毫克的焦油含量，几乎比一般的国产香烟多上一半，他给我打电话，假模假样，言语里分不清是催促还是关心，到哪儿了，他问。尼古丁与密不透风的车厢所产生的一股微妙的化合反应让我头脑晕沉，我回了两个字，就快。

他说，嗯，我和你妈都在矿上等你。接着就像赶时间一样地匆匆挂掉电话，我在旅途的最后打了个盹。下了火车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到了煤矿上。

他也在抽烟，关于这一点我早有预感，一个懦弱的男人总是喜欢借酒精或尼古丁来逃避事情，他虽然有钱，大把大把的钱和辉煌的事业，但终究逃不过懦弱的牢笼，我甚至都能联想到傍晚时分他端着白酒杯顾影自怜的矫情姿态。

不是想为自己挖一个洞找借口钻进去，客观地说，我抽烟的陋习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我的父亲，他总是在抽烟，从我小的时候开始就是这样。那时候国家对私人煤矿这一块管得不严，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体占山为王，只要不要命就能分一杯羹。我的父亲要命，惜命如金，但人比那些大老粗更聪明，尤其擅长钻空子，每日精明地斡旋于各大势力之间，秀才遇上兵，凡事都拧得清，兵不血刃，一举拿下全市几乎一半的煤矿资源。

精明的人并不全是混蛋，再高尚的人格也不会嫌弃自己家里有钱，作为这一切的既得利益者，我无权且无责去检讨我的父亲在商场上所做出的一切勾心斗角的算计。我恨他，是因为他打我妈，小时候总打，尤其在他并没有到达这一切的时候，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秀才，有着兵的匪性，每晚带着一身醉醺醺的酒气回家，他抽烟，为了在外面充大头买的二十块一包的软云烟，每吐一口烟扇一巴掌，老电视的天线被他扯断，屏幕上的雪花吱吱叽叽，我躲在壁橱或者衣柜的角落里看着我妈被打。在迷雾一样的二手烟里目睹墙壁上两个模糊的剪影闪烁，就好像一出道德败坏的舞台剧，抽烟变成了当事人发疯般的助兴。

一事无成的男人总是通过将拳头对准女人的方式来展露自己的野心，在他终于取得世俗眼光中的成功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再也没怎么发生。然而仇恨与成见已经不可逆转，我成年之后他一直试图去修复我们之间支离破碎的父子关系，手段是给我拿钱，一万，五万，十万，我一个月的零花钱抵得上一个正常家庭一年的开销。但没有用，这世上很多东西就好像吐出去的烟一样收不回来，他仍然喜欢抽烟，档次从软云提升到巴西进口的雪茄，在广元市最豪华的一间总统套房里，他用雪茄刀将烟工整地切成两半，对着自己的合作伙伴夸夸其谈：医生一直建议我抽雪茄，说不伤肺。

这世上一切都有代价，活着本就是不停地付代价，烟一经生产就是以人的肺为代价的，钱买不了失去的健康，也买不了因他极端的施暴行为而早被我留在了七岁那年的父子情。这道理连我都明白，他怎么可能不懂？落难的煤矿就好像落难的人，大卡车胡乱地停着一排又一排，4升的iveco，二十万一辆，足有三十辆，前几年开工的时候车队仿佛古代皇帝下凡打头阵的开路先锋，浩浩荡荡地扫过盘旋的山路，势如破竹，百战百胜。

父亲就蹲在车队的正中间，顶棚上随风掉落的灰尘像是女人拍的粉，打在他的脸上，密密麻麻又让我想起那一夜，他迎着电视机雪花的背景图案用手指在母亲脸颊上写字的场景，区别是他已经老了将近二十岁，确切地衰老了，再也不因为有钱人的粉黛显得年轻。我们开始说话，我从来就没给过他好脸色看，他向我解释，政策收紧了，栋梁煤业当时的很多手续都不合法，新来了一个市委书记，铁腕手段，到处找关系，最后实在没办法。欠了银行一大笔债，这里所有的东西都要抵债，钱还是不够，估计所有的资产都要被银行收回去，房子、车子，我和你妈的银行账户。

我冷哼了一声说，你的这些破事跟我妈有什么关系？他说，你妈是公司旗下的注册法人，所以有关系。

他说，后天他们就要派人来把这里的设备拖走，之前他在证券市场上放了一笔债，问我能不能开他的车，这两天把钱收回来。

二

说是证券市场，其实是高利贷，五十万的本金，六分利息，一个月三万，足以让这座衰老的城市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家破人亡。人的贪婪没有穷尽，我早知道他背着我妈干这样的生意，手底下是一个打着帮人投资幌子的皮包公司，法律上把自己抛得干干净净，拿到利息五五分成，放钱的时候有一套固定的说辞：我们不是放贷，我们是拿钱给人应急，等到资金回流可以先还本金，利息不再叠加，什么时候方便了什么时候还。和蔼可亲之态就恨不能在自己额头上写“慈善”两个字，还款期再换上棒子和指虎，堵别人家门口，下班的路上，小孩的幼儿园，一万块钱一根手指，不剁大人，剁小孩。

嘴巴上是这么唬人的，当然不可能到真动刀子这一步，这世上没几个贪财的真愿意为了一笔钱去亡命，他们又不傻，一顿饱和顿顿饱连狗都分得清。刀子，马仔，恐吓，一切都是为了威信。

威信很重要，脱离了最基本的物质需求，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威信，钱，权，女人，跟崇拜没有关系，不服众也没有关系，要的就是说一句话有泰山压顶的效力。做高利贷也是为了威信，陈龙不缺钱——原谅我不礼貌地直呼我父亲的名字，没破产前五十万对他就只是一个数字，适度地偏离法律，只是为了让他在更加庄严的场合里大显身手。

我开上陈龙的车，奔驰大G，他的心头宝，主战场，改装过的引擎仿佛静止状态也在嗡嗡作响，一脚油门下去轰隆声响彻群山。沿着盘山公路，隔着几百米都能够看见陈龙自恋地立在山腰上的一块三层楼高的金字招牌，“栋梁煤业”四个大字顺着暗黄的落日闪闪发光，那时候他脱贫不久、良心未泯，企图以这样的形式来隐喻一个父亲对儿子再正常不过的温柔，希望我能够成为祖国的栋梁。

栋梁单手开车，一百二的时速，再好的保险杠在这样的速度下砸在山体上也会变成一摊烂泥。如果陈龙仍然拥有健全的情感能力，此刻应该正站在山头俯瞰着脚下一团超速的黑色长方形而担心，想到这里我无比解气，解气地将距离指尖两公分的烟灰毫无保留地撒在屁股下的真皮坐垫上，太阳下山，穿过逐渐潮涨的夜幕，我往陈龙给我的那个地址一直开。旅途中只有厌恶，没有浪漫。

三

我没能帮陈龙要到属于他的那五十万，他早应该认识到这一点的，道上人嘴里的忠诚、道义、良心，全都是建立在一个人的利用价值之上的，你看有几个黑社会对着苦难民众表现过自己的忠诚？我只告诉陈龙，他们拒绝与我沟通，陈龙在话筒那头气急败坏，当初说得好好的，我出资金，他们出人，大家一起赚钱、互利共赢，怎么现在突然就变卦了呢，不行，我得亲自找他们试试，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们必须卖我这个面子。我说，试试就试试，等你被刀架在脖子上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是不是骆驼了。接着挂掉电话，有钱人才享有乐观失败之后的容错率，长期浮靡的上层生活令陈龙降低了自己赖以起家的戒备心，要他一时转变为穷人心态还有些困难。

夜还不深，我又马不停蹄地往回开，一整年没有回到这座拥有成排别墅和游泳池的高档小区，没想到保安还记得我，在我摇下车窗从副驾驶上拿出出入证的时候，保安呵的惊叹一声，以一种看动物园会说话的大猩猩的神态，让我告诉我爸银行已经打来电话说要收房了，这几天让我们早一点搬出去。

每一次踩着走廊里几千块一匹的波斯地毯，就好像电影明星踩着红毯，但这一次是我的出场秀，没有粉丝、闪光灯和鲜花包裹，散场后只剩下未知前途的没有着落。母亲老了，面临巨大的家庭变故，女人总是容易比男人更快地苍老，陈龙仍然在抽烟，再没有那片巨大的雪花背景图来让他展示一个壮年男人的意气风发，他嘴里不停地叹气，母亲不停地哭，早告诉过你不要和外面这些来路不正的人打交道，你当初干这事的时候怎么就不和我打声招呼呢，五十万啊，说没就没了，欠银行的钱还没有着落，我们又能去哪里找补。

陈龙尽力让自己的神情显得不那么绝望，五十万而已，当初借给朋友的钱也不止这么点，明天我就去找我的朋友。

陈龙没有什么朋友，他的世界黑白分明，不如他有钱的人和比他更有钱的人，不需要通过感性判断来将人做个划分。他口中的这个人是他的发小，我叫做李叔叔，从小不学无术，街溜子一个，初中就因为打架被学校开除，出来后又惹了点事，刚好遇上九六年第二次严打，进去蹲了两年。前几年赶上教育行业的风口，抓住机会在成都市开了一家考研培训机构，摇身一变成了百度上都能搜到名字的著名教育家。过程当中陈龙出钱出力，还介绍一些同僚给李叔叔认识，态度积极得令人意外。

那时候我还没有去到澳大利亚，心智未开，父子关系没像现在这么糟糕，并且偶尔试图去窥探陈龙的内心世界。陈龙的语气高高在上，一如既往，他告诉我，他帮助这位李叔叔，并不是出于友情或是欣赏，这只是一种将资源和人脉进一步整合的手段，是他将商业版图打入省城的第一步。

我们约在之前常去的那家漂在嘉陵江上的餐厅，二十五米长的豪华邮轮，红酒河鲜，一展五星红旗在正午的大太阳下迎着河风旋转飞扬。我妈对于将碰面放在这样的一个地方表现得有些焦虑，担心过高的消费会使得支离破碎的家庭经济进一步遭殃，但陈龙的面子思想根深蒂固，谈事嘛，求人办事不花钱怎么行，有产出才会有回报，李治这个人我了解他，小时候穷怕了，干什么事情都要最大的排场，这人就吃这套。

李治早我们一步到了船上，隔着老远以陈总来称呼陈龙，叫我公子，站起来弯着腰给我们散烟，露出公式化的笑，体贴地问候陈龙与我们的近况，这种谄媚的态度说明他对于陈龙破产一事尚不知情。接着午餐开始，两个人高谈阔论，谈政策走向、经济形势，谈对于下一个风口行业的预测，陈龙刻意隐瞒了这几天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故，我妈和我也卖力地配合他表演，我以跷二郎腿、并且抖脚的方式来演出自己仍然是一个拥有着亿万家产去继承的纨绔子弟。

李治不停地给陈龙添酒，人头马，邮轮餐厅里最贵的酒，做作得穿着苏格兰长裙的服务生在舵把和旗帜之间来回穿梭，手端着纯金餐盘严阵以待，阳澄湖的大闸蟹，蟹黄比金子更加闪亮。李治一边问我澳大利亚的螃蟹是不是得有人脸那么大一个，一边将蟹一口塞在嘴里，手指不停地搓捻一根餐巾的边角位置。

陈龙终于直奔主题，亏心的人纵使经验老到，语气也难免磕磕绊绊。他一口气将高脚杯里的红酒喝一大半，问李治，能不能借给他一笔钱，五十万，最近煤矿的经营出了点问题。

四

上层阶级的人拥有许多虚伪的共性，其实这话说得也有些武断，对于每一个阶层来说，虚伪都比真诚更加普遍，只是下层人民虚伪的方式往往比较拙劣，相比之下给人的印象不如李治这一类人深刻。直面人性虚假的一面其实是一种更加真挚的表达，活在这世上本就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情，无可奈何地出生、衰老、融入乱糟糟的成人法则，无可奈何地表演，在时好时坏的人格里锻炼自己的演技，这是谁也无法避免的一件事情，而物质和金钱，只会更进一步地加快自己向着这一不停分裂的进程的演化。

但在被李治拒绝之后，陈龙仍然很愤怒，在他的骨子里面，在他夜晚面对着全身镜展示自己日益加重的啤酒肚和眼角纹，并且顾影自怜的时候，他从不觉得自己有错，错的是这社会——他几乎在以一种自我麻痹的方式不断地重复这句台词。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特别容易轻信别人的人，五十万、李治、高利贷公司，以及在家里脸色愈发阴沉的我和我的母亲，都是他错误信任后的自食恶果。这当然是出自于他对自己的误读，自私的人总觉得自己无辜，他只是觉得身边的人都比他傻，傻到就好像他控制在手掌心的一块橡皮泥，需要的时候稍一发力就能够捏出不同的表情和形状，而一旦橡皮泥风干变硬不受控制之后，他廉价的信任感就一发不可收拾地毁灭了。

李治以打电话为由回避了陈龙突如其来的恳求，回来后说自己年纪大了，耳朵不好使，没听到陈龙的最后一句话。拿烟的手微微颤抖，表现得跟个帕金森综合征患者似的，接着无言，我们完成了这场尴尬的午宴。

母亲的话一语成谶，没有主动结账，是李治对于陈龙最后的温柔，满足了陈龙坚持要把戏演完全套的虚荣心。五位数的餐费让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在银行收走我们的大平层之后，我们本可以租上一个市中心三室两厅的住所的，现如今只能搬到城中村的一个摇摇欲坠的筒子楼里，二十米长的走廊一侧分布着七八个小房间，夏暖冬凉，公共厕所，龟裂的墙壁用红色圆圈包住一个巨大的“拆”字。

二十平米，一个卧室一个客厅，没有房门隔开，卧室属于我妈，陈龙只是顺带着沾光，我每晚蜗居在客厅狭小的一张单人沙发上，一米八的大高个要将脚的一半都耷拉在地面上。失眠，整夜整夜地失眠，每晚只能开着沙发前方不到一米距离的一个两千年前后款式的长虹电视机在肥皂电视剧唧唧歪歪的对白声里入睡，因为舍不得缴纳一个月五十块钱的机顶盒费用，只能用最原始的电视天线收到可怜的几个频道，信号不稳定，时常出现电视剧演到一半变成吱吱雪花将我从噩梦里惊醒的场景，倒是令我想起小时候陈龙打我妈时，我作为一个地道南方人看见的第一场雪。

五

奔驰车没了，大平层里值钱的家具也被银行扣留下来，只带回了一张小时候贴在墙头的王力宏海报和我妈送给我的一颗纯白色的水晶球。七岁那年的生日，广元市开办的唯一一家游乐场，在轰隆隆的云霄飞车下面，我妈从一个全副武装的唐老鸭手里买过它，从此我一直留在身边，初高中的寄宿学校，异乡的大学，布里斯班的研究生。书是不能继续读了，一年近百万的学费，在澳大利亚的一切都得托朋友廉价处理掉，因为多是一次性消费品或奢侈品，经过二手贬值严重，弥补不了这五十万的漏洞。

但生活还得继续，总听人说由奢入俭难，其实没什么难的，人被逼到一定的地步，求生的本能欲望会激发庞大到不可想象的生命力。但我说服不了陈龙，他又一次染上了酗酒的毛病，每天把自己喝成一具干尸，在筒子楼床上躺一整天，闭上眼试图重回过往那些金碧辉煌的美丽幻梦。好的是不再重拾家暴的恶习，家暴的人至少对于有别于现在的生活还抱有向往与野心，陈龙每日全部的精力都用来维持自己每一刻正常的呼吸，我估摸着他连胳臂都已经无力再抬起。

人一旦从云间坠入谷底，失去就是全方面的，不只是钱、房子、车，还有朋友、别人口中的传奇事例、曾经下属伪装出的应承，陈龙逐渐沦为整个城市的笑柄，过去被他压得翻不了身的同行恨不得将他的名字贴上当地晚间新闻，昭告一万六千平方千米。似乎总是相信人可以东山再起，但总得有一个前提，勤奋、执着、勇敢、坚强什么的，而在陈龙的身上，我看到的只是结局，没有前提。因此一切就只能靠我自己，我妈的身体不太好，腰椎间盘突出很多年，一直在医生的奉劝下有意地远离劳动，就算不为自己考虑，我也得养活我的母亲。

找工作的过程并不顺利，一是市里的工作岗位不多，大公司都搬到了省城，留下的多是服务行业；二是没能顺利拿到研究生文凭，达不到一些高精尖行业入职的门槛。当然我也并不奢望在这样的情况下自己能够找到一个足够体面的工作，我需要钱，快钱，越快越好，至少在银行下一次找上门来之前先把陈龙所埋下的这五十万漏洞给填上。为此我不在乎生活所附加给我的下一个名号，快递、外卖、专车司机，怎么样都好，追求体面是解决了基本的生存需求的人才有心情干的一件事。

我打了三份工，电话销售，九到五点，美其名曰销售，本质上接近于传销的诈骗行为，在一个十平米挤满了足足二十个人的小房间，从清晨到傍晚不间断的煞白灯光就像把人放在了惨无人道的监狱，在不知道覆盖过多少对耳膜的肮脏耳机里重复着一成不变的开场白和对话，除了压抑还是压抑。接着去一家牛排馆洗盘子，黑心商家，用双氧水给油渍消毒，一个半小时的工作让手指间被锐利餐叉划破的伤口痛到麻木，能挣五十块钱。晚上去不远的一家新华书店给当地的一家报纸写稿，忘了说我从小喜欢文学，大学与研究生念的都是语言文学系，家境尚好的时候从没想过要将爱好变成工作，在我的观念里面，致力于将自己所中意的一项事业兑现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这是典型的不食肉糜的小资产阶级情绪。

深夜时候我总去筒子楼下一家网吧虚度光阴，一无所有的小孩至少还有青春可以拿来荒废，但恍惚地踏过某个阶段之后，我发现我他妈连青春都没有了，一眼看不到头的日子，除了大把大把的光阴什么也没留下。我的烟瘾日益高涨，每天消费的大头都用来了买烟，红塔山，十一块一包，在网吧两个小时能吸整一包半。

在死循环一般，重复去网吧前台买烟的过程里，我认识了汤圆，在这里兼职的一个清水一样的姑娘。日复一日，我掏出十五块钱，她打开抽屉找零，我撕掉烟盒的密封袋，她递给我四枚硬币，我们进行多则三秒、少则半秒的对视。

她总是穿着一件粉红色的阿迪达斯的防晒外套，冗长的马尾辫扎成一个球形披在肩膀后面。我逐渐开始喜欢看她，并不能代表我喜欢上了这么一个人，一切只是出自于一种发自瞬间养成的习惯。就好像在这硕大的城市里认识了唯一的一位朋友，尽管我们从未说话，但她就好像每天凌晨拦在我上班路上那盏长达两分半钟的红绿灯，潜移默化地成为我生命的一个部分。

终于有一天汤圆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趁着给我找零的时候抬头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她故意让自己的语气从容下来，显得这一切并不在她的预谋之中，她说，怎么每天都看见你在这，你不用上学或者工作的啊？

六

后来我们成为了真正的朋友，一切并非伴随着一个陌生女性的介入而有所好转。我的父母开始越来越多的吵架，我妈对陈龙积聚了庞大到不可估量的不满，总算在一个普通的夜晚集中爆发。我妈扔东西，床单，枕套，沙发垫，电视遥控器，少得可怜的家具中几乎任何能拿得起来的都被我妈扔在了地上。我妈的声音在隔音效果几近为零的筒子楼四处扩散，没钱就不配活在这世界上吗，你看看大街上那么多苦难的人，苦难了一辈子，谁不是每天给自己强打一针鸡血好好地生活下去。陈龙愤怒起来，这是很长一段时间我第一次在他的脸上看见除了颓废之外的情绪，从床上跳起来要打我妈。

我站在电视机旁，冷漠地目睹着在这逼仄得就像棺材一样的小隔间里所发生的一切，就像一出未经编排的舞台剧。五等分的电灯光线从头顶正打下来，像是操控傀儡的两根线，张牙舞爪的男女主角卖力表演，舞台的空气冷得像冰，五颗灯泡适时地短路一颗，画面就同电影高潮转场时忽然一暗，窗外风透过筒子楼的断壁残垣，隔壁房间也许是为了表达对于陈龙和我妈夜晚争吵的抗议，开始用音响高声播放一首老气横秋的歌，《大约在冬季》。

陈龙苟延残喘地用尽全身的力气将电视机的天线又一次折断，他距离我妈大概有三米，一步就能够到达的距离，但他走了三步，这段时间夜以继日的酗酒让他的脚步颤颤巍巍，早失去了二十年前将我妈按在地上的英勇模样。在他的鼻息终于艰难地杵到我妈的脸庞上的时候，我飞窜到两人之间，将我妈一把拉到了我的身后，用拳头捏住陈龙肮脏的衣领，我的手背因为激烈的情绪波动暴露出暗紫色的青筋，我抬起手臂，在空中停留了两三秒，一巴掌打在了陈龙写满了骄傲的脸庞上。

我的耳光迟到了二十年，六千日夜，数不清多少小时，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在幻想这样的一个时刻，无情的家庭教育锻炼出了一个无情的社会机器。我从未如实地揣测过当这一时刻真实发生的时候，我内心百感交集的情绪中怎样的一种心情会占据主要，甚至在我举起巴掌的前一瞬间，我都以为一定是愤怒，或者解气，或者悲伤。

但当我的手确信不疑地接触到陈龙老树枯藤一般的面部肌肤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是爱，原来我一直深爱着陈龙。印象中这是从我出生以来，我们的身体第一次距离得如此之近，他卖力地用手肘遮住自己脸颊上深印的五根手指印，身体不断地颤抖，不知道是发自于震惊还是酒精的作用力。我满脑子都是七岁生日那天，母亲将洁白无瑕的水晶球交到我手里的时候，陈龙兀自地站在太阳光线下，抽着烟对着我们眯着眼睛笑的场景。

我爱他，正如我爱我的母亲。这并不是出自于一个失败的原生家庭所培养出的一个失败的后代，长期受害而产生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心理，这只是一种刻在哺乳动物基因深处的，对于血脉和亲情的尚未被世俗所磨灭的深爱。是的，我大可以从法律、道德、家庭伦理上找出一万条明文规定去指责，去批判，去挞伐陈龙是一个惨无人性的父亲，但他许多年前无意之间所发出的一个寒颤，给了我并不比任何人廉价的生命，这是我无法否认的一个既定事实。

陈龙缓慢地松开了手，天线杆子软绵绵地掉在地上，他忽然在我和我妈的面前跪了下来，将额头狠狠砸在坚硬的大理石地板上，不知道这个过程持续了多久，在整张脸已经被鲜红的血液涂满的时候。我妈一把拉住我，啜泣着说，打电话叫120吧。

七

我们都抱着一个谨慎的心态去看待陈龙的转性，他开始帮着我妈干一些家庭琐事，做饭、洗碗、扫地什么的，他不再通过醉醺醺地拨遍手机通讯录的方式将东山再起的白日梦想放在自己过往的那些酒肉朋友上。在陈龙拆掉了额头绷带的第一天，他告诉我们，他买了一辆人力三轮车，想要干一些拉客的活来补贴家用。

医生说陈龙的伤口还未掉痂，过重的体力活可能会导致感染，我花了小半个月的收入买来一台拼装的发动机，将三轮车改装成电力。没成想上路的第一天陈龙就被交管局拦在了路上，并且被人严重警告，市政府三年前就明文禁止了三轮车拉客的生意。我们又只能拆掉了车后的顶棚，加上了一个载货的后舱，陈龙每天骑着三轮车往返于垃圾站与筒子楼之间，做一些废报纸、纸箱子回收的活。

我逐渐很少在下班时间将自己放在那个乌烟瘴气的网吧里，每晚赶着回来帮助陈龙清点一天的工作成果。但与汤圆的交集并没有因此中断，我用一个老款的诺基亚手机在休息的间隙跟她互发短信，她回消息的速度很快，看得出来她的日常比较无聊，经常在单调的文本里用表情包和文本结合的方式，向我讲述某个客人为了追求她所表现出的一系列窘态。时间充裕的情况下我会赶在汤圆交接班的节点，站在网吧楼下等她下班。

她是一个在广元一所职业学院读书的大学生，外地人，老家在川西的一座封闭的大山里面。她的家境不好，白天上课，傍晚到网吧兼职，每一个深夜要赶在宿舍封门之前回到学校，从城南到城北，足足七公里的距离，因为到她下班之间公交车已经停运，打的又显得太过于奢侈，我经常步行着送她回校，来回一个半小时。

我们说很多的话，汤圆对于与异性交往这件事显然没有太多经验，总是在短信里表现得格外踊跃，两人并肩的时候反而显得沉默。因此大多时候只是安静地听着，我几乎告诉她我的一切，陈龙，我的妈妈，从小经历的那些家暴经历，如何从一个月开销五位数的富二代变成欠债五十万的负二代，甚至我过去在男女感情上面的那些乱糟糟的事，花一万美金在布里斯班同时和一个美国留学生以及一个韩国妓女上床的事情。

重温过往，尽管极度鄙视那时候挥霍无度的自己，但眼角还是难免散发出物是人非的感伤。汤圆说，真羡慕你们这些不用为每一天吃什么穿什么而操心的人，青春的每一笔都能写出一道光。我说屁啦，我现在想想那时候，尽管有钱，比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人都有钱，但不踏实，每天醒来感觉身边的一切都是陌生的，总感觉自己活在一个虚幻的白日梦里，用各种颜色的纸币堆出来的幻梦，看起来生活是绚丽多彩的，但看每一个人都不踏实，根本不知道有谁真的爱你，谁只是利用你，谁打自心里讨厌你。

汤圆问，那你现在踏实一点了没有。我说，其实也说不上，只能说充实了一点，觉得自己活着每一天都是有收获的，学会付出和给予，而不是一味地从别人的手里拿，但我现阶段还是想要更有钱一些，不是像以前那么那么有钱，就只是要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最好的话能把家里的欠债靠自己的努力还上。

汤圆用大拇指在我的手臂上用力地按了一个印，笑着说肯定可以的，我给你签字画押。

很难去形容我内心里对于汤圆的那种莫名的感情，那的确已经上升到了一种喜欢，但并不是看见一个女孩就想要把她放在怀里面的喜欢，更多是出自于一种对于理想人格的仰慕。每当我看着汤圆的时候，我总觉得她像我年轻时候的妈妈，那个义无反顾地跟随一无所有的陈龙来到这座城市的女人，说话喜欢歪着脑袋，走路时将手背在背后，路过方块形状的人行道时总是一蹦一蹦地在上面跳格子之内的。每当汤圆走在我的身边，就像镇定剂一样让我安心。

八

我妈来到这座城市的时候，才二十一岁，怀胎三月，身无分文。我是他们的二胎，十八岁的那年，我妈与陈龙有了第一个孩子，肚子逐渐鼓起来的时候，以我奶奶为首的陈龙一家，托关系在市医院买通了孕检医生，B照检查出来是一个女孩。奶奶极力要求我妈在胎儿成型之前将孩子打掉，我妈则据理力争，与奶奶关系闹得很僵，甚至错误地将扭转局势的希望寄托在陈龙身上，但最终陈龙确信不疑地告诉我妈，他想要的也是一个男孩，不管妇幼保健院门前的横幅上口号是怎么写的，他陈家那么大，几代单传，不能在他这代绝了后。

在改革开放的春风还来不及从沿海地区吹到这片闭塞内陆的时代，说来奇怪，对于女性最大的恶意往往来自于女性本身，其实就好像沈从文的《萧萧》或者张爱玲的《金锁记》写的那样，人们总是在受难的同时变成一个更加不遗余力的发难者，以这样的方式维持一种恶毒的习俗，创造更多的苦难同类来缓解自己的伤痛或是愤怒什么的，并且从不自知。但无论怎样，感谢我那位素未谋面的姐姐，将双脚踏在这片厚重土地的唯一机会留给了三年后的我。

我妈的学历不高，经历也很浅薄，想事情各方面都比较单纯。其实每一个女孩子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无关所有的柴米油盐、粗茶淡饭，误以为仅凭爱这样一个飘渺的字眼就能够水到渠成地支配自己的一生，只是对于像当时的她这样眼界相对狭隘的姑娘来说，这样的阶段会持续得格外久。我才生下来的时候，陈龙还没有成为广元市最出名的煤炭大王，初中辍学，很多年一直和那时候很流行的街头上的盖世太保混在一起，抽烟酗酒，嫖娼打架，《古惑仔》系列电影经蓬勃发展的光碟行业进入内地，在并不健全的法律边缘，肆无忌惮地进行着无恶不作的狂欢。

那时候我心智未开，只记得陈龙经常半夜回家，一身酒气地将我从床头拖起，大骂我不是他亲生的一类的，但对我来说也只是一种偶然为之的家庭插曲，并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或者大家特别喜欢用的那四个字，童年阴影。更多的都是在陈龙发达之后，在各种道貌岸然的场合里，他和他的一群狐朋狗友借助于缅怀青春之名，我才偶然听到的。比如陈龙特别喜欢说一件事情，在我四岁刚进到学前班，开学的那一个下午，陈龙一群人把一个高中生用绳子拴在摩托车后面，以五十的时速开，在环城路上血肉模糊地拖行了整一公里。

陈龙跷着二郎腿，上半身得意得像个摆钟一样摇晃，说他妈的，有时候真怀念那个时候的自己，身上揣着两三个钢镚，做起事情来比谁都有种，现在年龄大了，肚子也大了，什么都有了脾气没了，要把现在的我放在那个时候，估计得给他散只烟然后握手言和了，哈哈。接着一群人像打开开关一样开始了一种基于怀念过去的诡异的伤感。

不知道什么时候念旧成为了一种自我感动的美德，仿佛现实生活里无论多么冷血与无情的一个人，只要他还知道念旧，无论怀念的事物是好是坏，就能够成为他热肠依旧的一个证明。陈龙口中的陈述毫不夸张，我才出生的时候我们家很穷，比现在还穷，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当时还不是骆驼，三个钢镚都是常态，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每个星期的生活费只有五毛钱，一包辣条的价格。

我妈当初执意与娘家决裂，随陈龙而来，几乎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陈龙又不上班，只能通过不断向邻居借钱的方式来维持我们的日常生活。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的舅舅，我妈的亲哥哥，在那个硕大家庭里唯一还念着我妈的人，开车四百公里前来做客，我妈借二十块钱给他炖了一碗鸭肉。

舅舅临走之前塞给我妈一千五百块钱，那时候这是一笔巨款，大概足够一个家庭正常两三个月的开销。陈龙将这笔钱要了过去，说他一个朋友在江西那边干一笔很赚钱的生意，他也到了该养家糊口的年龄，准备去一趟江西，挣一笔钱，过年再回来。

我妈大受感动，带着年幼的我在火车站与陈龙依依惜别。没想不到一个月陈龙就灰溜溜地原路返回了，说去了江西才发现他的朋友从事的是非法传销，才见面一群人就把他的钱刮得干干净净，每晚关在大笼子里面，好不容易才找到机会跑回四川。

九

我妈很喜欢汤圆，这是在我意料之中的事情。陈龙的勤奋持续很久，似已习惯了这样一份正经卖体力赚钱的工作，逐渐在回收站里积累起一些人脉，垄断了我们这片街区的废纸回收生意。不好的一方面就是他每天带回来的工作成果越来越多，塞在狭窄的走廊上引起了邻居们的抗议，我们的经济宽松了一些，只能在筒子楼下新租了一家倒闭洗车场废置的仓库，用来在每个傍晚将纸张囤放进去，等到第二个白天再经陈龙骑着三轮车发往回收站。

两个人根本忙不过来，势单力薄，光是清点数量就很难。渐渐的，汤圆也加入到了这份工作当中，在每个下课之后、上班之前的时间，她总来筒子楼无偿帮助我们干一些搬运之类的活，接着上楼到我家吃饭，我妈做的辣子鸡，广元市一绝，再接着上班，我送她回校。

我妈总是碎碎念，你看现在网络上的这些小女生，十七八岁的年纪，提到谈恋爱结婚什么的，哪一个嘴里不是钱钱钱，像汤圆这样的姑娘打着灯笼都难找，得打手电筒。我说，妈你这样说是不对的，每一种人每一种活法，你不能用自己狭隘的价值观去评判其他人的人生。汤圆附和着说，是，是，阿姨你这是在捧杀我，我没有那么好的。

我妈偷偷告诉我，不管别人怎么样，反正我就喜欢汤圆，我知道你刚从那个地方下来，看惯了欧美女性的36d和大长腿，眼光肯定高，但人都不嫌你穷，你还嫌别人做什么，总之你一定要把汤圆给我搞到手，这么好的一颗白菜，你让别人拱了该多可惜啊。

这是我妈出于一个母亲的过分期盼，对于我所进行的恶意解读。我喜欢汤圆，光是见面就让我开心，这世上有一些是比罩杯和长腿更令一个男孩子更加动心的女性品格，比如善良、坚韧、乐观与勤奋，但我从没有设想过两个人躺在一起的具体场景。一个满手污浊的男人拿起一块纯白无瑕的玉，无论在上面留不留下手指印都不会开心，我很难放下面子向我妈解释，我与汤圆这种友达以上、恋人未满的情况很难再向前一步的根源，是出自于我的自卑。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的生活是没有光的，黑夜再暗那也有光，我的世界比黑夜更加糟糕，那仿佛是闭上了一只眼，那只眼睛里看到的世界，漫无止境的虚无，除了空洞还是空洞，什么也看不见。但汤圆的介入让我所面临的窘境扭转了一些，尽管我一直觉得将生命中仅有的乐观寄托在另一个独立个体身上是一件特傻的事情，人心就像一阵在干枯沙漠里突来的雨季，偶尔美妙动人，但始终不容易长久，我们理应在这样的判断上达成共识。

我和汤圆去到了那座久违的游乐场，万里无云的夏天，走在梧桐树叶的绿荫下，就好像走在七岁那年明朗的小学校园里。一百五十块的通票，学生价格减半，是我连续工作七八个小时的产出，汤圆执意要将票钱给我，惨遭拒绝后又说要请我吃饭，游乐场里的西餐，七分熟的牛排，不提供刀叉，我们用筷子将牛排层层穿过，像吃生煎包一样塞进嘴里。

汤圆不喜欢刺激，恰巧我也是，两个人都很认同将自己放在一个危险的处境里，从而刻意营造出一种血脉偾张的生理反应是一件反人类的事情。我们一起坐旋转木马，开着卡丁车在水泥地面上撞过来撞过去，花十块钱买气枪的十颗子弹打靶，枪法实在糟糕，只中了礼物链最底层的一颗晴天娃娃钥匙扣，我把扣子别在汤圆的双肩背包上，接着让她斜挎着包、背对音乐喷泉正中心的白鸽雕像给她拍照。

我们体验的最具游乐场气质的设施是那台足足五十米高的摩天轮，转一圈要二十分钟，我们一连排队坐了三次。摩天轮的高点与太阳比肩，缓慢上升时紫外线尤其强烈，逆着一层扑朔迷离的巨大光圈，我低头俯瞰整座城市，像蚂蚁一样的人、车，忽然不那么巨大的CBD和化工厂，甚至能看见城市那头的筒子楼，不知道我妈是不是正穿行在其中的一个楼层，像往常那样将洗过的衣服挂在楼道的旧铁丝上。那一瞬间觉得什么都不重要了，过往、将来、热爱、理想、厌恶、憎恨、所有那些永恒存在的人类话题、逐渐逝去与迎来降临的每一个生命，什么也不重要，世界是融为一体的，就像一个包容外物的浑圆球体，新陈代谢一般将我们当中的每一个接纳或剔除出去。

我手指着脚下的地面，在褪色的记忆里已认不清那一刻确切的位置，我告诉汤圆，七岁生日的时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像一个拥有幸福童年的普通孩子那样，一家三口来到游乐场里，喏，当时我就站在云霄飞车正下面的这个位置，我妈在那个位置给我买水晶球，现在那里的摊贩都倒闭了，陈龙……陈龙就站在对角线那，离我们不近不远。

汤圆抬起头问我，她为了这一天的约会专程化了一个简约的妆，嘴唇上浅红色的唇彩在光线下亮闪闪的。她问，你还恨他们吗？半空中的风很大，一时间没听清她的发问，她又重复了一遍，你还恨他们吗？

我专心致志地看着汤圆的眼睛，没能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

十

我再也不恨他们了，尽管我本人并不愿意承认这样的一种感情，因为不够现代，现代人有仇必报、爱憎分明，无底线地原谅某个人过去所作的恶行与疏忽，只会显得自己愚昧，但事实的确是这样。

过去一直觉得爱这样的字眼特别廉价，而仇恨在我的生命进程里则更加的厚实与具体，仿佛永远也带不走，一辈子留在影子里的一个东西。但当时间的风缓慢地流过，就发现所有的这些恨就像断线的风筝一样，在漫长的岁月里不断解体，化得连渣也不剩了。

一切都在重回正轨，陈龙这份并不得体但还算稳定的工作，妈妈每一天睡前醒后所表现出的前所未有般松和的神情，以及我自己的情感生活和事业。我努力地工作就好像一个美好的浪子回头样式的童话故事一样收到回音，我一连熬了许多个夜，在通宵营业的书店里写作的一篇以陈龙为原型的中篇小说通过了一家出版社的审核，计划要用很大一笔钱收购小说版权，出版成书并且改编为网络电影。

小说标题就用了他的乳名，陈大龙，《大龙忆》，不是指那个知名的火锅连锁店，是假定情景里怀念他的意思。其实一开始打算要定做在我将自己的巴掌扇到陈龙脸上时，隔壁邻居所播放的背景音乐的同名，《大约在冬季》。这是陈龙和我妈年轻的时候常听的一首歌，我发现我也有点染上了念旧的毛病，并且念旧得彻底，连不属于自己的那份旧也跟着念了。

后来考虑到版权相关的一些禁忌，改成了现在这样，很难有一个人的名字能够伴随着崭新的白纸到达全国的每一寸土地，陈龙难得地拥有这份荣幸。

出版社在武汉，某某文艺出版社，一听名字就很文艺。事关重大，需要我亲自到场进行一些合同签订之类的事宜。临走前陈龙给我塞了一笔钱，数额不大，跟以往的任何一次对比都显得寒酸，出事之前他从来不支持我与文学有任何的沾边，用他的话说，风花雪月、舞文弄墨，那是娘儿们才干的事情。冷漠的态度里所表现出的那份无知正迎合了一本书的名字，傲慢与偏见，因此这一刻的转变多少令人动容。

我与陈龙拥抱，与母亲拥抱，与汤圆拥抱，接着踏上十七个小时的征途。在火车站陈龙靠在我的耳边嘱咐我说，到了第一时间给他打电话，如果不太愿意的话，也可以打给我妈。我买了一对劣质耳机，在火车上一路插进手机，反反复复地单曲循环朴树的一首歌，《平凡之路》，五六个小时就把电量跑光。一直到武汉市郊区的一家宾馆才得以重新开机，陈龙给我打了几通未被接通的电话，我回拨过去，他在电话那头有些踊跃，问我是不是到武汉了，他说，今天收到煤管局消息，说政府考虑到许多煤矿工人因故失业的情况，发起了一项政策，今后几天要给他拨一笔赔偿款，具体是多少还不清楚，他打算明天请相关部门的人吃顿饭，在桌子上探探他们的口风。

一夜无眠，但靠近成功的喜悦让人格外亢奋，并没有因为枯燥的旅程感到疲惫。第二天我一大早就与出版社的负责人见面，谈稿费、版权、封面设计一系列事情。氛围和谐，搞文艺的人坦诚得令人意外，中途没有发生任何计划之外的事情，两天时间就敲定了所有。

回来的火车上，陈龙又打来电话，说没问题了，饭桌上大家谈得很愉快，说这两天款项就会顺利拨下来，怎么也得有个六位数，他打算用这笔钱把那五十万的空子先填上，这样我以后做事情也可以没有负担。

他的声音低了几度，语气当中甚至带着前所未有的腼腆，等把这笔钱拿到了，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想法。我说嗯，你讲。他说，我想挑个周末，让你帮忙照顾一下我这边的活，我带你妈去外省旅行一趟，以前总是顾着赚钱，两个人连广元城都没有出过，这是我欠她的。

十一

陈龙没拿到钱，落井下石的同行们绝不可能放过任何一个把陈龙一棒子打死的机会，对于一只苟延残喘的雄狮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抢掉他手里的肉，尽管那并不是足够吃饱让人东山再起的肉，而只是勉强吊住呼吸维持生命的一块肉。

同行买通一名五年前在矿井下因为突发心梗去世的矿工家属，举报栋梁煤业开办期间存在巨大安全隐患，并不符合国家此次对停业煤矿的赔偿规定。成年人的崩溃总是悄无声息，陈龙在办事大厅抱头痛哭，声嘶力竭地辩解那位工人是因为自身疾病去世的，天灾人祸，谁也无法避免的事情，和煤矿的安全管理没有任何关系。

工作人员斜着眼睛看陈龙，哦？有证据吗，医院的诊断报告，在场的当事人，或者有关的影音记录，没有吧？口说无凭，没有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

更糟糕的是陈龙逐渐成型的废品回收工作也因此受到了波及，他害死一条人命的传闻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流通到了垃圾回收站的耳朵里，掌事的是一个才从北京毕业分配到这里的大学生，年轻人的正义感充满了感性的因素，而很少认真地思考许多事背后的隐情，我甚至怀疑他们只是为了正义而正义。我和陈龙那几天一直在来回奔走于这件事情，垃圾站与筒子楼两点一线，大学生的鄙夷之情就快要溢出自己紧凑的五官了，甚至不屑于和陈龙直接对话，转过头来对我说，你爸这种情况，我们大概也都听说了，肯定是没有办法继续合作，不过我们平时的费用结算都是一个月一次，这次只干了大半个月，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可以这几天把一个月干完，之前算的是多少现在还是多少，一分钱不少地给你。

当一切往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谁也没有想过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了贪图洗车场主人一个月为我们减免的三百块钱的差价，陈龙将囤货仓库租了一整年，有效使用时间还不到两个月，如今只能在每一条街道的电线杆子上贴小广告，亏本转租出去。

在交接之前，陈龙用了接近两个通宵把仓库里的废纸料整整齐齐地规整分类，我本想帮他做一些事情，但他说不用，一切都在他的计划当中。这是一个落魄男人最后的自尊心，我决定成全他顽固的倔强。

十二

陈龙出了车祸，就在小说计划出版的前一天，出版社的工作人员骄傲地向我发来喜报，几万册书已经印刷完毕，最快第二天就会抵达四川省所有的商务书店，接着发往全国各地。在我激动难平，还来不及向陈龙传递这则喜讯的时候，一辆醉驾的面包车将陈龙的电三轮折成两段，从他的后背上径直趟了过去。

肇事司机逃逸，在失去意识的陈龙刚被医护人员簇拥着推进icu的时候，就被派出所抓了回来。我赶在事故现场确认的环节，破开了我妈、汤圆以及众多警务工作者所形成的包围圈，抓起散落在地面，还没被清理掉的面包车保险杠，用尽生平所有的力气，照着他的额头砸了下去。

我想他从没体会过这样简单粗暴的醒酒手段，在他翩翩坠地的时候，为防失态进一步扩大化，两位民警把我按在了地上，一根粗糙的皮带将我的双手反绑在一起。过程中我听见我妈的痛哭和汤圆的制止，汤圆真是一个可爱得近乎于傻的姑娘，也学我推开安保的人墙，用一种模仿律政剧里那些人的严厉口气：我们的律师马上就要到了，在这之前你们不能对他怎么样。

可悲的是谁都知道我们没有律师，骑着三轮车的父亲和他成不了气候的儿子，加上躺在地上嘴里不知道吐的是血还是酒的始作俑者，仿佛全世界的loser都集中在了同样的一个场景里，不会产生法律规定之外、任何戏剧性的反转和纠纷。派出所的工作效率简直让任何一个罪犯都能轻易死心，口供、签字、对峙、又一次把愤怒的我从司机身旁拉开，一气呵成，整个过程持续不到一个小时。我涉嫌故意伤人，但考虑到情况特殊，加上司机能说能跳，经体检没有什么大碍，出于人道主义暂时定为民事纠纷。司机醉驾、撞人、逃逸，涉嫌交通肇事，预计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最终结果要等待法庭的判定。

都得到了公正的对待，除了躺在手术室里的陈龙，从派出所出来的时候已接近傍晚，汤圆仍头顶着太阳大汗淋漓地等我，一眼看上去跟圣母玛利亚似的。她说，阿姨还在重症监护室外守着，才通了几道电话，咱们快抓紧时间过去。

重症监护室门外的灯依然亮着，我妈坐在冰冷的板凳上面，将自己裹成一个球形。走出来一个医生，我和汤圆立刻跑了上去，问怎么样了。他的语气带着遗憾，更多是见惯了生命流逝与毁灭的漠然，说情况有点复杂，患者遭受大面积碾压，腰部内出血严重，心率持续走低，目前看不太乐观，不过具体情况得过了今晚才能知道。

他让我跟他进办公室一趟，就让我一个人进去，把汤圆和我妈都拦在了走廊外面。我关掉办公室大门，他叹了口气，从怀里拿出了一张病危通知书，上面写着陈龙的名字，说看你母亲现在的身体状态也不太稳定，你就在这签了吧，只是规定流程的一部分，不能代表什么。

我接过了他手中的白色单子，一行一行地看他们的诊断结果，从最上面三号字体的“广元市中心医院”，到最后一句话，“如您还有其他问题和要求，请在接到本通知后联系医生，他们将会跟你进行耐心的解释”，一字不漏，连标点符号都检查了一遍。要求我签名的地方在最右下角，写着“患方签名”和“与患者关系”，我从身侧的一张木板子上拿起一支中性笔，埋头的那一瞬间就开始哭，止不住的眼泪，一板一板地落在桌子表面，我生怕眼泪污染了纸上的墨迹，用左手背覆盖在掉下来的轨迹上。医生为我保留了足够的体面，转过身去不看我，我开始签字，我的名字，父子关系，手控制不住地打颤，几乎每一个笔画中途都要断上三次往上，小十分钟的时间才写完了这六个字。

医生转过身拍着我的肩膀，不停地叹气，安慰说小伙子，生命无常，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的。签完了病危通知书，我在办公室的阳台上对着窗外的一束紫藤花站了一会，用衣角抹眼泪，大口大口地深呼吸，不断地吞气吐气，企图以这样的方式让自己在不知实情的母亲与汤圆面前以一种无事发生的面目出现。医生体贴地站在门口等我，等我彻底安定下来，我们云淡风轻地并肩从办公室走了出去。

我妈第一时间出现在我的眼前，问怎么样了，医生说还有希望吗。我说没事的，妈，医生说陈龙已经逐渐恢复意识了，我们刚才进去，就是办一些住院手续之类的事情。

妈拍着自己的胸口，总算把悬着的心放了下来，说住院的费用你不用太担心，妈老实告诉你，之前在你爸还没出这些事情的时候，妈负责掌管公司账目，就知道以他的性格肯定留不住钱，所以偷偷从公司流水里每次都挤点出来，本来想留给你结婚用的，之前几次都忍着没告诉你们，没想到这次竟然帮大忙了。

说完她回头不好意思地看了一眼汤圆，汤圆跟着说，那可太好了，钱没了可以再挣，陈叔现在有救了。我在想陈龙如果这次死里逃生，知道了这件事情，得多哭笑不得啊。

陈龙的命很大，车祸发生在市中心繁华的十字路口，面包车从陈龙过马路时右侧的人行道上直冲下来，没有几个幸运儿能够在上吨重的庞然大物下挽回自己的生命，但车轮胎避开了陈龙所有邻近的内脏器官。我和汤圆在icu外蹲守了足足一整夜，最终陈龙清醒了过来。

出于安全考虑，医生没有在第一时间让我们父子二人在病房里成功团聚，但人性化地用手机打通了我的电话，放在陈龙的耳边。混蛋就是混蛋，鬼门关上走过一遭，也忘不了混蛋的本质，陈龙支支吾吾地说了第一句话，医生说我的腿可能保不住了，拼了一辈子，没想到到头来，还得成为你和你妈的囊中之物。

陈龙的腿保住了，但永远失去了知觉，半瘫痪状态，总算让他彻底丢掉了曾经深刻在他骨子里的，属于上流阶级的那份无情与傲慢。在浸透了整个夏季的康复疗程里，他逐渐精准地掌握以轮椅来代替双腿的独特技能，恨不得抓住每一个机会向我和我妈炫耀，其实只要习惯了，就会发现轮椅比电三轮更加灵活。每一个夏天的傍晚，我推着轮椅载陈龙出去透气，汤圆的母校，她曾经打工的那个网吧，游乐场，还有我夜晚逐梦的那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书店——《大龙忆》如今就摆在书店大厅最显眼的正中央。听说它卖得很好，稿费不高不低，但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我们一家的生活压力。

我辞掉了打电话和洗盘子的工作，在汤圆学校不远的位置入职了一家图书馆，偶尔干些整理书籍之类的活，大多数时候用来写作，由于出版社矫情地把我的照片印到了小说的扉页，时不时还能遇到一两个认出我来、主动上来要签名的青年读者。但我从来没有告诉这本书是写给陈龙的，他一个大老粗，也很难理解我究竟在干什么。

陈龙真情流露地带我去当时他拿着舅舅给我妈的那笔巨款，独自前往江西前与我妈依依惜别的那个废弃掉的老火车站。看不见尽头的一片废土长出了半人高的杂草，月台的座椅和地上的铁杆都被隐藏在了荒草深处，陈龙让我点一根烟塞在他嘴里，吐了一个泡泡糖一样的圆圈，告诉我说，其实我那年根本就没有去江西，什么朋友、大事业、传销，全是我编出来骗你妈的，年轻的时候哪想过为别人做些什么，我甚至都没坐上那趟火车。我问，那你拿着钱去干什么了。他说，花了，在广元市的那一头租了个小房子，白天喝酒，晚上去跳迪斯科，深夜带舞女回住的地方，一千五百块钱花一个月根本不够，你可千万别把这件事情告诉你妈，我自己还倒贴了三百。

我笑着回了他四个字，你王八蛋。

十三

夏天过完，整座城市肉眼可见地变成一片黄色。广元市响应国家号召，开启了新的一轮道路安全整治运动，本地电视台做了十期相关节目，轮椅上的陈龙成为很好的宣传材料，记者成群结队地扛着大包小包的摄像设备涌入筒子楼里，陈龙很久没见过这样宏大的场面，表现得蹑手蹑脚，面对镜头不知所措，甚至还要求汤圆提前给他上一个妆，给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展示一个遭受车祸重创的男人身上所散发出的高昂的生命活力。我讥笑说，要不再给你额头上点个美人痣，你对着镜头唱歌跳舞，肯定倍青春，倍活力。

不久之后我们就搬离了筒子楼，我积累了一定的存款，同样在汤圆学校，也就是我工作的地方，租下一个三室一厅，陈龙与我妈的卧室里还奢华地配备了一个独立卫生间。陈龙面对四十平米的客厅感慨万千，接着我和汤圆领证，并不存在提前的计划，某个早晨我们路过民政局，看见里面熙熙攘攘不知道是结婚还是离婚的人，我提议我们下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随身把户口本给带上。汤圆说，好。

没有隆重的酒席，没有彩礼和份子钱，甚至我们都没把这件事情告诉几个朋友，或者说我们本就没有多少值得告诉的朋友。两家人约在学校门口的一家简陋的中餐厅，点了五个荤菜，六个素菜，以及一碗表面上漂浮着金黄色蛋花的番茄汤。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不喝酒，陈龙喧宾夺主，点了两瓶二锅头，倒进只有大拇指粗的玻璃杯里一口一口地对着空气干杯。汤圆妈说，这亲家真有意思。我接了一嘴，您要是两年前认识他，估计觉得他更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