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婆是被我外公捡回来的。
1934年，溥仪在长春当上伪满洲国的皇帝，日本蚕食中国领土，国民党血腥围剿共产党，全国兵荒马乱。我外公家里是浙江湖州的小地主，太公公刚病逝，太婆婆眼看形势紧张，举家向香港搬迁，途经江西地界，遇见了我的外婆。据说那天正值小寒，外婆穿着一身大红的单衣，两手雪泥，在乱坟岗里刨给死人的祭品吃。她看见太婆婆的蓝布小轿，擦了擦脸就磕磕绊绊地跟在后面走。刚开始没人在意她，不料外婆跟着走了一天一夜，把所有人都走得心里发毛。她珍惜地吃太婆婆给她的两个窝头，攥着驮行李的马队的马尾，实在走不动了就任由马拖着前进，把脸都磨破了也不松手。我外公看不下去，把她抱进了蓝布小轿，就这么一路带到了香港。那一年，我外公19岁，我外婆12岁。
这一段历史，现在正由外公的三儿子、我的小舅讲给我听。时隔八十年，硝烟和炮火都已在时光中散尽，我坐在从洛杉矶飞往香港的航班上，礼貌地点着头，听坐在身边的这位年过花甲的陌生男人讲述我们共同的家史。我读着他名片上的头衔，偷眼打量他的定制西装和钻石腕表，想象不出这位稳重得体的小舅居然在1968年的夏天把外公和外婆哄到他在广州读书的高中，戴上高帽、推上批斗台，跟他们断绝关系。小舅也礼貌地打量我这个初次见面的外甥女，我这一身帽衫牛仔大概很不庄重，毕竟我们都是接到家族的通知，紧急回香港参加外婆的葬礼。
“我四十几年没回家了。”小舅有点难堪地笑着，想让我谈谈在他离家出走后发生的事。
我有点为难，因为我对外婆的记忆几乎仅限于1993年，我那时5岁。因为父母都在外做生意，我被寄住在外婆家，短短六个月间，外婆从我的精神寄托变成了我在世界上最害怕的人。20年后，我依然清晰记得，在盛夏的午后，外婆用闪光的金丝线围着一面轻透的白纱上下翻飞，荷花、锦鲤灿然而生，我把那丝绣放在枕边，梦里都能听见锦鲤跃出水面的声音。在秋蝉阵阵的傍晚，外婆洗好大汤勺，涂上一层薄猪油，将打成糊状的红心鸡蛋均匀地涂在汤勺里，在火炉上烤成香喷喷的蛋皮，再把加了马蹄和青葱的鲜肉包进去，做成鲜香多汁的蛋饺。我白天寸步不离地跟着外婆，看她展示一项又一项让我惊异崇拜的小绝技，晚上钻在她的怀里，在半梦半醒间一遍遍地听白娘子和许仙的故事。然而，随着冬日的到来，外婆给我定下一道铁则：在她晚上给取暖炉生火的时候，我不许跟着她，连靠近厨房也不可以，怕我中了煤气。我乖乖听了几天话，忍不住在一个晚上，偷偷推开厨房的门，向里窥探。黑暗中，外婆擦亮火柴，用纸引点燃了取暖炉中的煤，我差点惊叫出声：她投在墙上的影子弓着腰，瘦瘦长长，头顶有两个尖尖的兽耳，好像一只狐狸。
那天晚上，我拿出5岁孩子的所有镇定，央求外婆给我的父母打电话。我在电话里哭诉无人陪玩的寂寞，哭诉对父母的思念之情，催促他们第二天就接我离开。我战战兢兢，不敢说出外婆影子的秘密。那天晚上，外婆依然躺在我身边，我面对着她，半眯着眼皮不敢睡觉，眼睛累到流泪。外婆辗转反侧到深夜，她大概有点困惑和难过，但我只想着如何逃走。
快到黎明时，奇怪的事发生了。我只走了一下神，外婆不见了。我紧张地坐起来，发现自己竟然置身于一座悬在星空中的巨大骨架中，每根骨头上都刻着数字，一眼望不见骨架的首尾。我握着一支点燃的白蜡烛，前后都是半透明的人影。我被推动着前进，蜡烛的光芒愈发明亮，我也被照成了半透明，透过睡衣，我看见淡金色的血液在叶脉一般的血管里流动。我的脚步越来越轻，眼看就要飞起来，一个不透明的黑影忽然从骨架外面钻进来，贴着白骨延伸至我的小腿，把我紧紧地粘在地上。我吓得大叫，影子的耳朵尖尖的，正是外婆的影子。整个队伍的人都逐渐飞升，融进头顶旋转的星空，而我却浑身冷汗地定在原地，直到天色大亮。
我清醒的时候已经躺在医院，医生用半粤语半国标的语调，说我烧到了42度。外婆用粗糙的手指轻轻抚摩着我的手背，我惊慌地把手抽回，拒绝她的触碰。我猜外婆的影子从死亡那里把我留了下来，但我越想越怕，铁了心要离开她。
其后的十几年里，我跟着父母在大陆辗转。外婆几乎每个月都来电话，母亲有时面露难色地问我想不想跟她说话，我就隔着半个屋子，对电话大喊一声“外婆注意身体”，再也不肯靠近。到了春节，父母带我去香港陪外婆过年，我坚持不在外婆家过夜，只住旅馆，眼见着外婆一年比一年更老了。
我回忆着这些往事，却无法对小舅说出口。我们在机场相见，小心地介绍了彼此，我还沾他的光升了舱，可我们根本还是两个陌生人。小舅期待地看着我，我闷闷地说：“外婆挺想你的。”
小舅半是高兴半是惭愧地笑了。他的笑容像二舅，嘴角的细纹里填满阳光，让人看了就觉得温暖。我在黑白照片里见过二舅的笑容，可惜没有见过他本人。听母亲说，二舅做造纸生意起家，四十多岁时跟多年的搭档一起借钱投资矿井，被骗得血本无归，就把房子卖了，把钱寄给外婆养老，自己出去逃债，被人砍死街头。那一年我还没出生，外公承受不住打击去世，所以我也没见过我的外公。我知道这件事时已上高中，隐约觉得外婆可怜，生下三子一女，现在却只有我母亲陪在她的身边。然而，多年的刻意疏远让我找不到再次拉近距离的理由，于是我寄了些明信片给外婆，写一写期中考试的名次，暑假旅行的趣闻，虽然我知道外婆根本不识字。
小舅沉默了一会儿，问我：“你有没有觉得，阿妈……你外婆有点与众不同？”
我心里一动，差点把埋藏心底二十年的外婆影子的秘密说出来。未及我开口，小舅先讲了一个故事，我大舅的故事。
外婆跟外公到了香港， 15岁时嫁给他，1938年16岁时生下我大舅。1941年12月，日军取道大陆进攻香港，外公家落在九龙，正是日军从新界攻向港岛的前线。在日军尚未越过“中英边境”的那天清晨，外婆忽然叫醒外公和太婆婆，要他们立即逃到离大陆最远的港岛去。全家人不明就里，眼见外婆神色严峻，就带上细软照办了。当天日本人大军压境，九龙很快被侵占，外公的家被夷为平地。可惜外婆的准确预感无法改变历史的安排，他们逃去了港岛，却逃不过十几天后全境沦陷的命运，英军投降，日本人接管香港。那年大舅3岁，正是活泼好动的年纪，外婆隐约察觉到不祥，用绳子把大舅拴在床脚，整日都不许出门。太婆婆心疼大舅，带他去院里放风，结果遇上民间游击队与日军火并，两人都被流弹所伤，几天后患破伤风去世。
“这件事让你外公看到了你外婆的神通，她能‘闻’出危险。我和你二舅小时候，你外公要我们听你外婆的话，即使不理解，也必须听。”小舅有点感慨，“可我就是不服，越要我听话，我就越反抗。”
我点点头，仿佛看到了小舅当年叛逆出走时的身影。飞机的舷窗外，鸽子灰的云海在无风的高空无边无际地铺展开来，朝阳在云底酝酿了许久，却始终不见露头，只把天际线染成一片紫红。我下了决心。
我申请到美国S大学的研究生后，临行前收到一个包裹。我认出那专门用来绣荷花与锦鲤的白纱，上面用金线绣着我的名字，细致而工整，一定是外婆托人读了我的明信片，依样绣上去的。纱袋里装着一颗红豆，很小很硬，红得像宝石。我想这大概是外婆寄托思念的古老方式，把它打包进了行李。后来我在美国生过两次大病，每次都孤独地躺在租来的小单间，身体烧得像火炭，每次都梦见有尖耳朵的黑影从门缝下滑进屋，黑色的手沿地面和床脚爬上来，绕过我的指尖。我无法动弹，心怀恐惧，又觉得说不出的舒服，因为笼罩我的火雾被黑影慢慢吸走，酸痛的肌肉和嘎吱作响的骨头也终得平静。第二次病好之后，我开始把外婆的红豆带在身边，甚至每两个月给她打一次越洋电话。我听得出她很高兴，但我始终没勇气问她关于影子的秘密。
小舅听到一半，居然开始掉泪，坐在我们另一边的那个低头读报的女人忍不住多看了我们两眼。小舅解开领带，松开衬衫的第一粒纽扣，拿出一条银链子，下面居然也挂着一颗红豆，表皮红得耀眼，豆身开裂得厉害。
“我那年离开广州，去了北京却没见到毛主席，就去了上海，又在加拿大待了十几年，最后到了美国。你妈通过领事馆找到我，之后你外婆也寄来这颗红豆。她不会写字，我知道红豆代表什么意思……”小舅擦了擦眼角，“后来这颗红豆救了我。一天晚上，我在迈阿密的加油站，给汽车加油后引擎熄火，五六个人把我的车团团围住。我在加油前关了手机，打电话报警已经来不及，我就锁死四个车门，狠踩油门。那几个人拿着铁棍，对着车窗玻璃就是猛砸，眼见挡风玻璃已经变花，我的车忽然能启动了，我冲破包围就逃上高速公路。”
“后来呢？”我听得胆战心惊，“红豆怎么救你？”
“我的车只开了两英里，一进服务站就彻底熄火了。警察来了，拖车也来了，检修的师傅怎么都不相信加了那样的汽油，引擎居然还成功启动过。也就是那一晚，我发现红豆裂开了，我第一次给你外婆打了电话，她竟然就守在电话边上，说一直在等我回家。”
这大概是巧合，我这么想着，却宁可相信它不是。空姐送了三顿餐点，我们基本没有吃，也没怎么再说话。几小时后，我们降落在香港赤腊角国际机场，匆匆赶赴火葬场，见外婆最后一面。无盖的玻璃棺中，外婆瘦小得像个孩子，两鬓雪色，穿着大红的寿衣，让我想起八十年前的小寒，她第一次见到外公的那个故事。
“阿妈的遗愿是埋在阿爸身边。”我的母亲哭肿了脸，对小舅说。兄妹阔别四十多年，依然很有默契，一起把白菊花瓣撕下，铺在外婆的身侧。他们俯身的刹那，侧脸的轮廓几乎一模一样，我不禁一怔。
无论走出了怎样的轨迹，我们都是外婆的孩子。
外婆被推进火化室的时候，我从后门溜了进去，递给师傅两盒好烟，坐在火化炉旁边。我想外婆被火烧的时候一定很疼，我的良心也很疼，所以我要陪着她，让她不那么寂寞。我还有一点私心，想把身上的那颗红豆，带着我的体温，藏进装外婆骨灰的小盒子里去。
那天夜里，我回到外婆的家。多年来，第一次在非春节时期回来，夜空里没了焰火，一轮圆月照得清明。母亲和小舅还在守灵，我悄悄地推开了厨房门，站在黑暗里，擦亮一根火柴，想看自己投在墙上的影子，是不是也瘦瘦长长，长着一对尖尖的耳朵。
第二年春天，我又回了香港。在外婆和外公一起安眠的那个向阳的小山坡上，我看到一棵很小的树，手指粗细，长满青绿的椭圆叶子。
我很开心，那是一棵红豆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