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代表了我所相信的一切美好事物的共同之处。

学骑车，是少年礼。

在陕西乡下，小学升初中的暑假，是学骑车的指定时间，约定俗成。那时候，家里都买不起专门给孩子的自行车，统一用“28自行车”开练。一到暑假，打麦场上就能看见当爸爸的给孩子把住车后座，喊着“慢点慢点骑、快点快点踩、刹车刹车、后闸后闸”。过一会儿，一个新自行车骑手就诞生了，小脸蛋儿红扑扑地跨在自行车上，在村外马路上来来回回。妈妈不在村口喊着名字叫吃晚饭，肯定是不回家的。

学会骑自行车在那时候的重大意义，和今天学会开汽车拿驾照没有两样。
街道里总有调皮大胆、手脚灵便的几个，等不及上初中就推出对他们来说太高的自行车。也不知道谁发明的掏裆式骑法，姿势难看不说，还只能蹬半圈，看上去太有喜感。小朋友们一旦学会，立刻勤于跑腿，乐于出门，爸爸买包烟，妈妈买袋盐，马上自告奋勇揣上零钱领命而出，推出自行车，一阵猛蹬，气喘吁吁一个来回，进得门来，昂首挺胸，和得胜凯旋的将军一个样儿。

多美好的回忆！不过，呃，丢人的是，对我来说不是。

可能那时候的我胆小，担任陪练的哥哥在后面刚放手，我就连人带车大摔一跤，从此再不敢学。父母心疼我受伤，家里也穷，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自行车，要么就是哥哥骑车驮了我去学校，要么就坐同学的车回家，经常地，他们故意表演双手撒把，吓唬坐在后座上的我。

后来读毛姆的书，发现他和我也一样有类似的经历。《寻欢作乐》（Cakes and Ale）里描述他学车的故事，是毛姆少年的真实经历。

直到1992年上高中，要去十公里外的学校寄宿，我才被迫学会骑车。那时候，个子也长高了，一骑上去，自然就学会了。没过几天，就和同学在路上并排骑着，一起玩双手撒把，果然开心。

1992年，自行车对我那个半农半工的家庭的意义，远远超过了美国人的家庭汽车。

它很便宜，但抵得上父亲半个月的工资。它也是家里最重要的财产之一，没有它，父亲就无法每天准时上班。很多个大年初一的早上，大雪覆盖了关中平原，父亲在前面推，我在后面推，父子俩喘着粗气，呼哧呼哧在乡间土路上使劲地走，雪泥塞住自行车的挡泥板，推得很吃力，推一会儿，就要找根树枝去捅捅泥，得好久才推上公路。父亲拍拍我身上的雪，说声“回去吧”就跨上自行车去县城上班了，我转身走回家。他大概要骑十公里到工厂，晚上再骑同样的十公里回家吃饭。我还记得有一个街坊叔叔帮我家做点活，晚饭时候，他拽过端菜过来的我，筷子使劲儿敲着碗说：“好好读书啊，要不然你就和叔叔一样，天天骑自行车去城里砌墙搬砖，一年下来，自行车坏了，想换辆新自行车，那都得咬牙啊！”

那时候，父母总是争吵，但每次放学回家，看见父亲的自行车停在屋檐下，我心里就踏实了。要是赶上父亲刚回家，包还没摘下来，露出父亲从城里买给哥哥和我的好吃的，就和过年一样开心。

我的第一辆自行车就是父亲骑了好几年的那辆。

事实上，那辆自行车早该退休了，骑起来吱吱呀呀，费劲极了。送给我那天，父亲把自行车大修了一次。于是，每个星期日的下午，我都要花整整一个小时，在院子里拿块抹布擦车，偷偷拿母亲缝纫机用的机油润滑齿轮，找把螺丝刀加固一下劣质的螺丝。

要和我现在的自行车比起来，那辆车值不上其中任何一辆的一个车座，甚至一个车灯，可它是我第一辆真正拥有的自行车啊。要是今天它还在，我一定想个办法，把它制作成一个架子或是什么，让它一直有用，一直保存在生活里。现在我怎么想，都回忆不起它是怎么从我的生活里消失的，那时候我总迫不及待地要抛弃过去，迎接全新的未来，旧的物件一有替代品，就赶紧丢掉。

现在，我知道自行车不只是用来上班上学的交通工具，它有自己的世界。

家里书架上有一排专门摆放有关自行车的书，有一本画册，打开的时候，像打开一座宝藏的大门。书名叫：《CYCLEPEDIA—A Century of Iconic Bicycle Design》。

画册里收集了二百多辆充满灵感，漂亮到匪夷所思的自行车。更匪夷所思的是，这些车全部属于一个人。宝藏的主人叫Michael Embacher，网络上无他的其他资料，不知道Michael在建筑上成就如何，但在自行车的收集上，尚未听闻有人超过他。你要是不信，可以在他的网站（embacher-collection.com）上去看看。

论起年纪来，这些车中有爷爷辈、叔伯辈，也有我的同龄。论起出身，欧洲的车当然多，也有亚洲、美洲国家出产的。但无论年纪、出处，每一辆都依然灵巧矫健，要是可以亲手摸到，骑上一段，那该多好。有可以并排双人骑行的，有在车梁上藏有机关可折叠的，有木质的车架，有弧形的车体……你会感叹，人们的巧思妙想在自行车上原来有如此丰富的创造。

画册的前言，引用了1896年—那时候自行车才发明了十一年—一本叫《Scientific American Magazine》的杂志上的几句话，那位塑造了福尔摩斯大侦探的作家柯南·道尔写道：

“When the spirits are low, when the day appears dark, when work becomes monotonous, when hope hardly seems worth having, just mount a bicycle and go out for a spin down the road, without thought on anything but the ride you are taking .”

怎么样？听上去是不是像是去教堂。

人总要有点寄托吧，有的人是去教堂，有的人是推出心爱的自行车。
我没有Michael先生那么幸运，只有不到十辆自行车。这还是有好处的，我给它们起了名字还可以记得住，换了Michael先生，大概不会给近二百辆自行车起了名字还叫得出来。

第一辆公路车是意大利的Bianchi，那还是一款1885特别版，黑色车架，前叉有Bianchi标志性的两道骚蓝，横梁上是大大的白字：1885。那正是自行车诞生的年份。

我给它起的名字充满奇幻色彩：Pegasus（珀加索斯）。那是希腊神话中最著名的奇幻物种，一匹长着翅膀的马。故事里说，它是美杜莎和海神波赛冬的孩子，宙斯让它带来闪电和雷声，后来就成了星空中的飞马座。多么迷人的神话啊，有来处，有去向，夜晚时候，抬头仰望星空，还看得见神话的定格。

这也是我向女飞行员、《夜航西飞》作者柏瑞尔·马卡姆（Beryl Markham）的致敬，她也是最好的驯马师，她拥有的第一匹马就叫珀加索斯，我得承认，我可不了解希腊神话，完全是Copy柏瑞尔的创意。

我靠着珀加索斯骑行过南非和澳大利亚。每次出发前夜，拆下前后轮，卸下车座，把它装入那口箱子。第二天，在机场的超常规行李托运处，有点忐忑地目送着它被传送带输走。飞机上我总胡思乱想，会不会途中箱子摔裂，什么零件被压坏，或者被送去其他地方，不能和我准时会合，彻底丢了也是有可能的。我不安得如一个刚怀孕的母亲。直到在目的地机场，疾步走去超常规行李领取处，远远看到那只巨大的箱子孤零零站在登记处，心才放回了肚子。

珀加索斯有欧洲的老派优雅，我最爱它换挡时那一声轻轻的“哒”，像莱卡相机转动胶卷的声音，内敛含蓄。设计上也不求新颖独特，非常传统，就像欧洲的绅士派头。虽然也是订购来的新车，我总觉得它比我老很多。

珀加索斯值得信任，特别是在高速状态，速度再快，后轮的稳定性也非常之好，和闸的配合也默契。我骑它在平路上的最高瞬时速度是58公里每小时。下坡有过64公里每小时，一点儿都不觉得有摆动，穿过空气，掠过公路，就像一支劈风急箭。

有过那么几回，种种原因不可以带它前往，心里就觉得特别亏欠，出发的前夜，都要骑上它去溜上一圈，聊表愧疚。

第二辆公路车是崔克（TREK）。

TREK车是非常典型的美国风格，追求科技含量，在细节上要的是创新而非传统。我的这一辆，是DOMANI 6系。爱上骑车，总是喜欢什么都是最高的配置，这辆车的所有配件，几乎都是专业运动员的最好配置，是崔克中国赠送给我的。除了辐条，车的其他部件全黑，我给它的名字叫：海怪。

海怪有一个秘密机关，就在车架接车座的那个内角上，一个缓震装置。再好的公路，也有坑坑洼洼的路段，在那些路段上，骑手的屁股就会清晰地感觉到缓震的舒适。神奇的是，车的稳定性一点都不受影响，这样的缓震方式，也不会降低在路况良好的路段上骑行的效率。

海怪还真是我们这些IT男的范儿，最酷的就是科技感足，最帅的是技术含量高，最棒的是都有参数证明。

2010年7月，我认识了Du，也就认识了死飞— Fixed Gear。

Du简直就是自行车的数据库和智能车床，我现在一想起他，眼前就是一个高高大大的帅小伙子，拿着一把扳手站在几辆自行车旁。

他的英文好得像母语，出国读书之前就可以做同声传译。那时候他在来自德国的死飞车的顶级高手伊泉（Ines Brunn）的店NATOOKE里当店长，对各种死飞组件了如指掌，像个设计师和魔术师，一会儿工夫，就给你变出个你心里想的一辆自行车来。

Du自己爱自行车爱得要死，更是用尽十二万分的热情让周围人也爱上骑车。第一次去NATOOKE，他就帮我组装了一辆死飞，又拉我去刷街，打死飞马球，以至于我在他面前总是自卑：我怎么把自行车爱得那么浅薄单调？可惜的是，我没有他那么专心致志，我的工作离自行车太远。

有时候在城里穿梭路过雍和宫，我就在五道营胡同口停下来，进去边看他组车修车，边聊一下最近关于自行车各种好玩的事儿。他永远有让你瞠目结舌的自行车视频、最新的配件推荐，还有一大把一大把不参加就遗憾得拍大腿的车友聚会。

2013年夏天过去，Du去了美国读MBA，穿了西装站在校园里拍照发给大家，我都觉得北京第一代的死飞过去了，虽然他不是这个圈子的领袖，不是最好的技术高手，但他是北京死飞的一个Icon。

死飞Fixed Gear是另外一种自行车，它属于城市，属于街头，属于我们永不想被羁绊的那一部分内心。

它只有自行车需要的最少的配件，不过简单的十几种，按照个人的类型偏好、颜色自由组合。因齿轮固定而得名，也就是说，车轮转动和脚的踩蹬完全一致，前进后退制动都是。事实上，它是最早的场地竞速车。在原来的比赛中，都不会安装制动车闸，现在的死飞车手，大部分都为安全考虑，安装一个单手闸，为了简单，绝大多数都只安装前闸，因为可以用最少的线。脚蹬上装了“狗嘴“，既有锁鞋提高效率的作用，又可以做出各种动作。一骑起来，死飞车手都是尽可能用脚来控制速度，而不是闸。

我很喜欢伊泉的描述，她说，死飞就像呼吸一样，人和车完全一体，身体对车的每一个动作，都能得到呼应。伊泉是德国人，可中国的死飞源头是她。我非常喜欢看她骑车，她可以在骑行的自行车上做各种表演。而她创办的NATOOKE，是北京死飞的最高殿堂。

我的死飞是红白黑的三色组合，很惹眼。车把没有穿把套，锯得很短。每次戴上手套，骑上死飞，我好像变回一个街头少年，在车流的缝隙中穿来穿去，超过那些违章的汽车，还甩头冲司机竖个中指，争抢黄灯变红的最后一秒，经过那些占据了自行车车道的汽车时猛拍几下车顶以示抗议……

对了，我把它的名字换过好几回，最后一个叫“坏蛋”。

“坏蛋”还是个全新的坏蛋的时候，多么引人注目啊。死飞在那时候还很新奇，“坏蛋”的配置也算不错，它还上过好多杂志。现在，街头的死飞越来越多，各种豪华的配置也不断刷新纪录，还有很多车店发明出来专门卖中学生的假死飞，我的“坏蛋”在它们中间，像一个回头的浪子，显得有点沧桑。

现在碰上北京天儿好，蓝天白云，又不用赶去远的地方开会，我会骑了Abici出门。这辆和“珀加索斯”同样来自意大利的车，像是欧洲绅士的礼帽、怀表和手杖，像是黑胶唱片，像是禄莱相机，都属于那一个年代的审美。它叫Mr. Maugham，毛姆先生。是的，就是那个同名作家，有完美的故事，幽默的表达，古典的美感，深长的意味。

Mr. Maugham是最经典的自行车造型，我是说，每一个部分。

阳刚伸展的车架，车把直握，还配有机械原理的铃铛，车座是BROOK最古老传统的那种，链盒、挡泥板一丝不苟地遮挡起油污、泥水。大大的车前灯，轮组发电，和前面的报纸夹一样，谁还用得上呢，在这个到处是路灯的城市？可它就那么固执，仍然保留着工业时代的习惯。唯一时尚的，就是装了按钮电池的尾灯，流线造型，轻巧地嵌在后轮挡泥板上，像是一个杰出的画家，在作品添上最后灵动的一笔。

Mr. Maugham虽然古典，却是新车。我还有两辆真正来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永久”和“凤头”，内变三速，带车头灯的，虽然也可以骑，但谁还舍得？都挂在办公室的墙上，作为展示。

还有两辆自行车，是完全不能骑的。那是艺术家师进滇的作品，名字叫“影子”。师老师用的是他特有的艺术语言，把两辆自行车的主要组件，分别用黑色和银色的金属丝缠绕，然后把自行车的实件去掉，两辆自行车就像对方的影子一样站立在那里，真与假，虚与实，时间与空间……第一次骑行法国回来，我在一个艺术展上遇见这部作品，就花费了比最贵的专业自行车还贵的价钱，买下了这两辆完全不能骑的自行车。现在，它挂在北京“时差空间”的墙上，像一个可以看见的梦。

我应该还会拥有更多的自行车吧。它们那么美，那么有趣。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功用，不同的态度，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工艺……制造出那样丰富多彩的一个自行车世界。

我为之深深着迷。

但我的着迷是浅薄的。

前文讲到的Michael先生我是比不上的，在我的车友中，比我痴狂的大有人在。牛杂老板在胡同里开了一个店，他这些年收藏了四十多辆自行车，主要是公路类型，但每种造型和工艺都很独特。H是自行车发明家，定居深圳，天天不是在办公室画图纸，就是去各种工厂研究配件，我给他研制的开朗旅行自行车拟了句广告语：只卖给骑去1万公里远的人们。那真的是一辆环游世界都可信任的自行车啊，只可惜，我都配不上。

总是会喜欢上这些有点疯魔的人，愿意和他们闲谈喝茶到深夜，在外人无法插嘴的各种无法言传的细节上感叹个没完，其实，表达的只是热情，这些交流不会有任何实质的结果。然而，那让我、我们快乐。

我没法理解另外一些人。在这个世界上，他们从来不会对某一样东西有火焰般的热情，对什么都不冷不热，不咸不淡。占有更多的钱，住进更大的房子，拥有更多的权力，是他们全部的生活目标。真抱歉，我始终没有宽容到可以理解全部的人。

当你真正爱上某样事物，你才开始学会怎样去爱这个世界。

那是一种美妙的体验，就像旅行的开始，一切都变得新奇，而前路是无止境的，有趣的只会越来越多，而不是因探索而越来越少。那种感受，只有开始爱上的人们，才会了解。

到今天，我对自行车的了解都不多。品牌、组件、维修、性能比较，我都不擅长。骑行的技巧、花样方面，我更是初级。要说起骑行的经验，动辄数万公里的骑友比我多很多。然而，自行车的美妙之处，我已窥到一点门径，我知道，那是一个自由快乐的世界。

然而，我也经常回到最初，仿佛看到那个刚刚学会骑车的自己，背上书包和一星期的干粮，骑上父亲那辆嘎吱作响的自行车去学校。那些年，贫穷像野狗一样撕扯着我们，怎么都摆脱不掉。每天都听父母争吵，每次需要付钱就要出门借钱，生活窘迫到失去自尊。那时候，我每一天每一刻都盼望自己快点长大，快点离开，快点去大城市找份工作赚钱。

发明了自行车的是意大利人，他们还有一部关于自行车的电影，叫《偷自行车的人》（Bicycle Thieves，1948年）。

那是一部只有真正的穷人才会完全懂得的电影。我最喜欢这部电影的某个版本的海报，画面是找到新工作的父亲第一天早上上班，喜气洋洋地接过儿子擦得闪亮亮的自行车。让人丧失尊严的窘迫，一点点的希望带来发自内心的快乐，这些，在我年少的时候，经常体会，忘记不了。电影情节中，那辆自行车，还是前一天妻子去当铺当掉冬天的被子赎回来的。贫穷真是一场灾难，第一天上班，自行车就眼睁睁地被偷走。绝望的父亲，失望的儿子……这部电影我看过好多遍，是所有关于自行车的电影中，我最爱的一部—是的，最爱的那一部。

在电影史上，《偷自行车的人》是新写实主义的经典作品。让人纳闷的是，导演Vittorio De Sica原本是偶像级的演员和歌星，二十多岁就成名，他怎么会懂得贫穷的滋味？因为这一点，我对他格外钦佩。

电影的结局让人心酸，不敢设想那可怜的少年以后的生活。不过，打麦场上那个胆战心惊骑上车的少年也没有想到，二十年后，自行车载上他，走了那么远，看过那么大的世界。

（本文选自张向东新书《短暂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