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新村都有自己的棋牌室，棋牌室里面不怎么有棋牌，基本都是麻将。真正的棋牌游乐会出现在公园里、大树下，是另一个天地。每个棋牌室（可能）都有自己的江湖。有社交的地方都有江湖，就算称不上是真正的江湖，到底也是一个八卦集散地，活的中年微信朋友圈，充满了纷繁的扎台型、贪腐奇观、飞短流长。

新村里以违章形式存在的室内棋牌室，很多都虚掩着门。但并不是表示对于“违章”的内疚，而是它的存在更像是一个会所形式的内部活动。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不知道。知道的人自然知道，冷陌生头你想要加入，人家还未必突然就带你玩。

来玩牌的大叔大婶，就算是外套领子怎么也罩不住内里的棉毛衫，依然是很有身份的人。房子是孩子们孝敬的，不是自己的，孩子在国外，自己是不想出去的，国外没意思。这一生也算不上大成就，有意无意认识几个市级领导，曾是“赤膊兄弟”。昨日年少时，也差一点点飞黄腾达。没有飞黄腾达，是自己选择的，不愿同凡俗，平平淡淡是真。

那是个追求和谐的共荣团体，大家志同道合，打发时间。四张椅子的天地，淡泊如水的情谊。这让人想到写《瓦尔登湖》的梭罗曾经写道：“我住在树林里时，来拜访我的人比任何其它人生阶段都要多。”他说，他的屋子里有三把椅子：“寂寞时用一张，交朋友时用两张，社交时用三张。”他还写道，“有一天，在我的屋檐下，来了二十五至三十个灵魂，外加他们这许多个身体；然而，我们分手的时候似乎并不觉得我们曾经彼此接近过。”

“我们分手的时候似乎并不觉得我们曾经彼此接近过”，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和大学生比拼连续通宵的群体就是麻将手了。有人打牌打到嘴角歪斜、流着口水，他们忘记了自己到处跟人说，打打牌可以活动大脑，预防中风和老年痴呆。

更重要的是，有人要是打算破坏它，就一定会引起反弹。两个例子。棋牌室噪音扰民，曾有一位不会打麻将的大叔，到处跟人宣扬有屋顶的地方不能吸烟，举报了家门口一家新村棋牌室。后来，他家里玻璃窗被砸了。他也说自己认识几个区领导，他什么都不怕的，在新村里吼了几声。现在他已经搬走了。他的贡献是，在很短的几天里，棋牌室撤掉了烟灰缸。但烟灰依然在。

另一位是棋牌室老板娘，一位我十分尊敬的女性。尊敬她是因为她的门面不是自己家，而是物业的违建，物业跟她涨点钱，她死活不妥协，特别刚烈。她的理由是，你们也不是正经门面呀。后来，棋牌室被断水断电。这位妇女，就自己找来发电机，自己发电。自己从家里提来水，给客人倒茶。最后，客人越来越少，因为天热了，没有空调。我最近一次看到老板娘，她老了不少。如此刚烈、倔强、不怕苦、不服输，但是在新村那么小的天地间，她失败了。

“棋牌室”为什么总是神神秘秘的，恐怕还与小小的赌博形态有关系。越是蹊跷，越是欲盖弥彰。比方“棋牌室”门面本来什么也不写也挺好，像个小圈子会所一样高大上，可是有一天偏偏挂上了“老年活动室”的招牌，想必经历了一番权衡。

但“老年活动室”里，真正的老年人反而是不多的。在老年人身上，所能体现的“社交”意味已极其薄弱，大家相聚在一起，不过是看看对方还在不在，过了一个礼拜，有没有少了人。好像《比海还深》里树木希林说“我这个年纪交了朋友，也只是增加参加葬礼的人数而已。”

作为社区社交的重要组成部分，麻将可能是和广场舞一样奇异的社交形态，你看广场舞大妈们也不聊天，站的还挺远，但她们彼此都认识，不只是认识，有太多心知肚明的东西，在夜色中、乐声中被悄然遮蔽着。

麻将台上也是。谁藏了多少私房钱，老婆孩子不一定知道，但他输了多少钱，桌上的人有数。牌品也能看出性格，所以台湾人会说，新女婿上门要先叫他打麻将，试试手势，实际上的意义是试试城府。

喜欢麻将的人喜欢到懒得跟别人解释喜欢的原因，不喜欢麻将的人对麻将又万般痛恨。士大夫打牌，喜欢给自己找冠冕堂皇的理由：抑郁（“实为愈不能志情于世情之微”）。只有到了海外，麻将作为物质文化的存在反而显现出奇异的光辉来。让人相信，海外华人打麻将的目的不是为了赌博，而是为了聊天讲故事，怀抱乡愁。一周一次的聚会，不是老瘾头，是节庆、团契。

麻将文化在电影里就更奇妙了，女人打麻将，玩的都是谜语。《一把青》里的空军太太只打翘脚麻将，男人们一上天就生死未卜，师娘教导小朱青，“这个玩意儿是万灵药，有心事，坐上桌子，红中白板一混，什么都忘了。”《色戒》开篇四个女人眉飞色舞，遮掩着各自“喂牌”的心思。《喜福会》中四位母亲把麻将聚会就命名为“喜福会”，好听又吉利。这似乎表明艺术作品中，麻将与女性的关系更为亲密。因为女性不上班，有闲暇，有心事。麻将有时是打发时间的工具，有时则是麻痹自己的安慰剂。但她们都在家里打，是闺阁内的社交。男人的麻将是在外面打，意涵不尽相同。

电影《女人四十》里，家里有一大堆污糟事的萧芳芳，手上提着超市打折的沉重货品，狼狈地路过家门口的麻将摊子，居然定住了脚步，看得入迷，“什么都忘了”。庶民的逸乐，到底有庶民懂得的魅力，有宽慰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