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末班车
在酒吧当班的日子里，夜晚显得格外长。
她把清洗过的啤酒杯在案板上排好，一个个倒挂着放进架子里，等待片刻，再用抹布擦干杯子下方滴落的水，这一晚的工作就算完了。她感激每一个不用清理酒客呕吐物的夜晚。接班的男生才刚进门，大雪把所有人的时钟都延后了半小时，迟到和道歉也变成了可以轻易原谅的事情。她拎起早就准备好的书包，跑去老板那里跟他道别。说是道别，其实是去拿酬劳。这是她最难熬的时刻了。一桌子喝酒的人此刻都停下来看着她，醉醺醺的老板从口袋里掏出一摞钱，朝大拇指上吐一口唾沫，然后搓一张，再搓一张，转身递给她。老板不是坏人，酒客们也从没恶意，只是这样的场景让她觉得难堪，像是在等待施舍一般。有几次她甚至都想不告而别，在门口徘徊许久之后还是去找了老板，尴尬像是闪着光一般挂在她的脸上，她在心里宽慰自己，学生气的虚荣心而已，过几年就没了吧。
推开门的一刹那，世界就静了。屋里热火朝天觥筹交错的场景，被一扇门关在身后，眼前是这个城市少有的雪景。在靠近车站的时候，她几乎本能一般地朝着三十米开外的公交车跑去，车门关上了她也没有停，她知道只要足够坚持就一定能赶上车的。果然，司机在后视镜看到了她，刚刚启动的车子又停了下来。她上车道了一声谢，拍拍身上积着的雪花，坐在靠近车门的座位上大口喘着气。节约这几分钟有什么用呢？她有一整天的时间可以用来浪费，却独独在看到车子的那一瞬间觉得紧迫感来袭。也或许是安全感。在这一切将要清零的夜晚，能够赶上一辆车也是一件不错的事。
车里只有三四个人，零零落落地坐在车厢的不同位置。她起身朝车尾走去，一直走到没有人的地方才停下来坐定。她要确保自己能看到每个人的后脑勺，这让她觉得安全。车身摇晃着，城市的夜晚被雪熄灭了，她第一次看到这么黑的夜。她呵出一口气熏白了面前的一小块玻璃，伸出手在这个画布上抹几个单词出来。有时是自己的名字，有时是她最喜欢的一首歌。写完再抹干净，换一个地方重新呵一块画布出来。车一路不停地开着，她时不时地坐正身体，以确保司机能看到自己。
下车的时候她抬眼看了一眼校门上的电子表，11:58，再过两分钟就要进入第二天了，她还要十几分钟才能走到宿舍。夏天的时候，会有卖麻辣烫和烧烤的摊贩在校门口等着她，远远望过去烟气缭绕的一大片，正热火朝天地为学生们准备油腻腻的吃食。空气里满是热油香，混着辣椒和孜然的味道，让人忍不住想要停下来多闻几口。冬天便没有什么人了，连校门口值夜班的保安都用被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她早就不怕走夜路了，但望向尽头时还是会觉得有些心慌。她将要在十几分钟后掏出钥匙，打开宿舍门，悄无声息地洗漱，换衣服，整理床铺，再冷缩缩地躲进被子里，放松掉紧绷了一整天的神经和肌肉。然后迎来一个差不多的明天，然后迎来一个差不多的后天，然后迎来一个差不多的每一天。
她想到这儿，停了下来。朝身旁望去，夜和湖一样黑，一样静。
她想问，这有错吗？她只是觉得一切都没什么意义。
2、馄饨铺子
下雪，往往就意味着生意不好。
11：58在往常正是上客的时候，酒吧里已经没有了人，老板招呼着店员们收拾桌椅，提前打了烊。出门沿着右手边走了一整条街，才看到一家开着门的饭店，门口的招牌乱七八糟，火锅，烤鱼，时令炒菜，什么都能做。进去一问，只有馄饨了。也成。下雪天能找到暖胃的吃食就不错了，没人在意吃的是什么。
老板娘笑盈盈地把一行人招呼进去坐好，拎了一打酒码在桌子上，再挨个把瓶盖子起开。溢出的啤酒沫沾了一手，她在围裙上随便擦两下，就往后厨走着去煮馄饨了。灶台旁边的架子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餐盘与食材，这些年小店什么赚钱做什么，但似乎做什么都不赚钱。老板娘一边划着手机，一边用筷子心不在焉地搅着馄饨，防着它们沉下去粘在锅底。凌晨的微信再也刷不出来新的内容，她叹口气把手机往围裙里一揣，白色的小瓷碗一字排开，端起锅往里倒馄饨，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老板娘一手一个，端了好几回才把碗全都端到桌子上，又顺手递了几瓶酒，添了一小碟花生放在桌子中间，这才有人慢悠悠地吐了口烟，从谈话里溜出来道了一声谢。 不一会儿工夫，他们一个个都吃上了，脸上蒙着一层薄薄的水汽，嘴里是呲哈呲哈的烫馄饨，屋子里短暂的安静让她有些无所适从。她听这些人刚才在聊涨房租的事儿，想接着这个茬跟他们套套近乎，说不准以后他们吃夜宵的时候就老想着来。她两只手在围裙上搓了好几下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又怕没人接她的话，最后只是满脸堆笑冲着六个低着的脑袋说了句，“烫哈，慢慢吃”，就抓了把瓜子抬脚往门边走了。回应她的是几声“嗯”，还有呼噜呼噜往嘴里吸馄饨的声音。她暗暗地埋怨自己不会说话，怪不得生意做了这几年一直没有起色。
推开门，雪已经停了，一整条街都黑着，只有雪覆盖的地方反着光。她想起以前在纺织厂干活的时候，棉线缠在轱辘轴上，远远望去一大片，白得晃眼。在厂子里干活的时候多好，累归累，每天干完活就倒头睡，不用想着如何跟房东、客人、卖菜的，还有邻里街坊打交道，对谁都得是好言好语的，只怕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惹出什么事端。自己家那口子不常在店里，生意不好的时候就跑跑火车贴补家用，每次外面受了气，回来都想着法地撒给她。她狠狠地往地下吐了一口瓜子壳，恨不得啐在他脸上才解气。
但怎么说也算是过得去的日子。姐妹们还是辗转在不同的厂子里，服装厂，电子厂，木材加工厂，这家倒了就再去那家干，兜兜转转地在两个地铁站之间搬来搬去，从颛桥到北桥，再到剑川路。流水线干了好些年，工资没涨多少，身体渐渐吃不消，都羡慕她找了个稳定靠谱的人家，做起了自己的生意，还当上了老板。似乎也没什么好抱怨的，她一边吐着瓜子壳一边想。只是这店里的房租一月一个价，就连自己家住的屋子都涨了不少，眼见着小店就快要撑不过这个冬天了。她和丈夫商量着在店里拉个帘子，把全家都搬到后厨来住，一年也能省不少钱。可转念一想，孩子马上就到上学的年纪了，没个正经的地方写作业可怎么行，耽误了上学可是一辈子的事儿。她叹了一口气，两眼怔怔地朝前盯着。
屋里突然有人喊了一声老板娘，她连声应着，赶忙把剩下的瓜子装进兜里，两手对着扑打两下就推门进去。热气一下子涌出来，夹着馄饨和啤酒的味道，沿着门缝一溜烟蹿上屋顶，在暗夜里忽地一下散尽了。
对面房产中介的玻璃上新贴了一行红色的大字，地上的雪映衬着格外耀眼：
用我一份爱，换您一个家。
3、麦当劳
他随着一行人从馄饨铺子里走出来，树上落下来一朵雪花熄了他手上夹的烟，烟头的火蓦地暗下去，一缕白就升起来了。
边往街口走着，边聊起圈里一个得了重病的朋友，盘算着办场义演，筹点医药费什么的。带头张罗的人，讲着讲着突然叹了一口气，就没人说话了。他接起话茬开玩笑说，以前给自己定过两条规矩：别养娃，别犯事儿；看来今后还得再加一条：别得病。大家跟着干笑了几声，呵出来一朵朵水汽笼着微醺的脸。
身边的人掏出手机来准备叫车，他跟着装模作样地在屏幕上划了两下。夜里打车太贵了，这一趟下不来一百块钱，附近的青旅也不便宜，单是一张床位都要八十块。说起来八十块钱也不够干什么，花着又觉得可惜。喝酒，看演出，租排练房，干啥都要钱，钱哪是那么容易赚的。他看了看表，02：40，距离天亮和第一班地铁只有三个小时了，干脆就找个通宵营业的麦当劳，熬上一会儿还是划得来的。
蹭朋友的车到下一个街口，他道声谢就往麦当劳走。已是下半夜，几乎每个桌子边都零落地坐着人，看打扮差不多是流浪汉，也有那么一两个拎着大包小包，像是刚从外地来这儿，或是马上要走的人。他推门的时候服务员听到响动瞧了他一眼，又低头继续看手机了，估摸着也把他当成了这些不消费的客人中的一员。可不是么，一头脏辫，破洞牛仔外套，灰里透黄的白球鞋。这身打扮平日里让他觉得又舒服又酷，此刻出现在这儿，却莫名觉得有些不自在。
他在店里走动着找座位，有一两个脑袋抬起来盯着他看，其余的人都一动不动地睡着。有横躺在沙发上的，有倚着墙的，还有两只手环在胸前，头耷拉着就睡过去的。他一边斜着眼看他们一边想，怎么就不能好好工作，赚点钱，给自己找个住的地方呢，每天睡在人家店里面，呼噜震天响，算是怎么回事儿。他绕了一圈又回到门口，选个窗户边上软乎乎的座位，又从旁边拖了一把椅子，两只脚架上去，舒舒服服地往窗玻璃上一靠，困倦顿时袭来。陆续又有人进来，开门的声音扰得他睡过去又醒过来，如此几回，他便不再睡了。眼睛木然地半眯着，单手把玩着手机，偶尔瞟一眼刚进来不久的人。慢慢地身子开始暖了，他迷迷糊糊地听着店里的音乐声，觉得在这儿过夜也挺好。
说起来，自己跟他们好像也差不了多少。没有固定工作，没有固定工资，没交过社保医保这保那保，房东老是追着屁股后面催房租，说不定哪天也就没地儿住了。想到这儿他心里一悸，忿忿地换了个姿势，把视线挪到了窗外。乐队里其他人都找了安安稳稳的工作，兼职搞音乐，就剩他还在死磕所谓的“音乐理想”；这事儿搁以前叫潇洒，搁现在谁再说这个词都觉得脸上挂不住，好像在承认自己没出息没长进一样。如果“较真儿”“死磕”“一根筋”也算是种能力的话，这世道可就容不得别人挑三拣四了。他被自己逗笑了，两只手往胳肢窝塞得紧了些，哼起了前几天新写的一段曲子。这世道什么时候再变回去呢。
夜的黑色浅了些，他看了看表，05：18，还有十分钟地铁站开门，他站起来伸伸几近僵住的关节，定了定神，准备往地铁站走。街边的早餐铺子已经拉开了门帘准备开张，团团的热气包裹着六七层高的笼屉。环卫工人拖着大笤帚和小推车从巷子深处开始扫，晨练的老人用布袋子背着一柄剑，往一站地开外的公园走去。他进了地铁，看着一张张又像是疲惫，又像是朝气蓬勃的脸，感到沮丧。好像每个人都急匆匆地朝前走着，只有自己一直一直地停在原地。
等一个半小时以后，回到家，洗漱睡下，醒来时大概要傍晚了。
这一天就这么没了，无论如何也追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