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岁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搬离了奶奶家的平房大院，住进了市区的楼房，搬迁时放了许多鞭炮，爸爸用双手堵住我的耳朵，对着妈妈笑。一路上我坐在爸爸的怀里，爸爸坐在货车后面一堆家具围着的浴缸里。一边拍打着浴缸的瓷边，一边高兴地说：“以后就能天天在家泡澡了。”
我爸爸很喜欢泡澡，在单位忙完一天回到家径直冲进卫生间，从暖器里放出一些热水，整个人卧进浴缸，享受着温度与肌肤纠缠平缓后的放松感。每当那时，他就会高歌一曲，有时唱阎维文老师，有时唱蒋大为老师，曲目不固定，总之看他心情，特别大声时我妈就会在卫生间外用力地敲门喊：“谁愿意听你唱啊，闭嘴，电视里说什么都听不见了。”
我爸也不在意，还是一直唱。他们在这件事上老是互相呛对方，不逼迫对方妥协，也不就此退让，就好像他们这些年的爱情一样，互相撕扯着彼此相守，再继续推着生活往前走。
上小学的时候，爸爸经常值夜班，无聊时经常和同事打牌赌博，输了很多钱，那时家里并不富裕，妈妈为了改掉爸爸的毛病，就每个月数着爸爸发工资的日子，直接到爸爸的单位把钱扣下来，偶尔发点零花钱给爸爸。从那以后我们家的财政大权便一直紧握在母亲手中。
表面上的和平没有持续多久，爸爸有时为了找钱会把家里翻个底朝天，有时会先妈妈一步把工资截下来，输掉一部分后再把剩下的还给妈妈。争吵，妥协，再争吵，不停地循环上演。家里不能放钱，银行离我家也有一段距离，妈妈总是把钱东藏西放，偶尔对自己也不放心，当着我的面把钱翻出来数上几遍，然后剥一颗糖堵住我的嘴，让我不要告诉爸爸。有时候自己藏着藏着忘记了钱放在哪，就全怪在爸爸身上，后来又找到，愧疚得又给爸爸钱让他去买烟酒。
藏终究不是办法，后来有一次妈妈在去银行存钱的路上，把要存的三千块钱弄丢了，在我童年的那个年代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爸爸当时每个月的工资才八百块，妈妈也就五百块。我清晰地记着妈妈垂头丧气地回到家，把包丢在床上坐下来就开始哭，声音之大吓坏了在隔壁看书的我和爸爸。我们俩围着安慰妈妈，转着圈地说好话都没用。
爸爸说要出去找找，穿上衣服就出门了，夜里十二点他回来了，真的带了三千块钱，说是小区同事捡到了，直接塞给了母亲。
隔了两个月，一群人上门要债，赶上爸爸不在家，那个时候又都没有手机，一群人在家里闹事，乱砸东西，说是爸爸向他们借了钱去赌，现在连本带利要清算。最后他们没有拿到钱，把家里的电视抬走了。晚上家里三口人面对面看脸色，成了唯一的“娱乐项目”。
又开始争吵和退让的循环，爸爸承认了自己借高利贷的事实，为了还钱，他又去赌，把新发的工资也一起输掉了。我坐在中间看他们你来我往，相互揶揄，再环顾着破烂不堪的周围，家的滋味第一次变得复杂起来。
第二天，讨债的人又来了，我和妈妈躲到了姨妈家，爸爸自己留在家里，半夜我和妈妈回来后发现家里没人，卧室门上有许多血迹，妈妈捂住我的眼睛叫我到另外一个房间去，我乖乖地走到那个房间，在妈妈斜对角的盲区里，细细地看她颤抖着去擦门上的血迹。那一年我七岁，刚上小学。
第二天，爸爸在邻居的议论声中回来了，每个人口中都藏着一个关于我家的故事，我自己就在小伙伴的口中听到了许多版本，有的说是我爸在外面搞女人被抓，有的说我爸惹了黑社会，也有的还原债务事件的本身，但是数目变得异常惊人。
妈妈卖了家里的一些东西，又从银行取了一些钱，还了债拿回欠条，到家后展开看上面写的借款日期，又伏案而泣。这丢掉的三千块钱把我的家砸烂了，又砸破了爸爸的头，在邻居的嘴里溜达了一圈以后，又回到了那群人手中，总之它兜兜转转地还是走掉了，最后也没有回到我们手上。
后来，爸妈就开始研究搬家的事，他们想着舍弃了这里，就等于舍弃了这段不幸福的记忆，也就舍弃了人们嘴里不同版本的故事，关于爸爸的故事，哪怕只有我知道谜底到底是什么。
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搬的家，他们也会因为搬什么而争吵起来，那就是爸爸最喜欢的白浴缸。妈妈说带不走的，新家没有那么大的浴室，小小的卫生间容不下这个大东西，爸爸说装不下也要带着走，放到楼下或者仓库，以后搬到大房子里还能用得上，他们为这件事吵了很久，搬家的事搁置了几天，最后以妈妈的妥协告终，这个大浴缸再一次爬上了我们家搬迁货车的后备厢。
就这样，我们三口人坐在车后明晃晃的白色旁边，招摇过市地驶出小区，洁白浴缸下面斑驳的水泥仿佛代表着一个曾经平凡幸福家庭的破败，纯白的骄傲永远带着不可洗涤的污垢，即使离开这里，他们今后的几十年也还是会带着这段不堪的记忆，就像浴缸带着灰黑的水泥。
生活并未因此而有所眷顾，现实刻不容缓地跟着这个紧张的家庭。后来爸妈相继下岗，离开了国企单位，妈妈凭着手艺辗转进了私企，谋到了一份稳定的职位，爸爸则一直在找与老单位化肥厂相关的工作，东奔西走一直未消停过，赚到了的钱也都花了出去，我上了高中后又搬了几次家，但新家一直没有很好的卫生间或浴室来供放那个老浴缸，它就这样跟着我们家兜兜转转在城市里来回走。生计像不可预测的强风一样，吹着浴缸的帆，吹着我们家三口人在城市的海里飘荡。
多次搬家导致的磕碰与摩擦，让浴缸变得千疮百孔，斑驳得像是一场灾难的现场。很多次妈妈都要爆发，要把这个东西留在某个废品收货站里，在妈妈看来，浴缸是被迫离家记忆的标志，她要甩掉这个记忆重新开始生活。但是爸爸似乎不肯轻易放手，固执地认为浴缸还能用得上，哪怕它看起来已经不像个浴缸。
有一次搬家妈妈趁着爸爸不注意，把所有的东西都塞上了货车，满满的都是家私，就是没有给浴缸留位置，破旧的“老白”浴缸像一个垂暮的老人，在远处一直注视着这里，好像期待能上车，又纠结到底要不要上去。等爸爸把所有东西都忙完，一抬头看见满满登登的货车，再转身看看远处的“老白”，愣了一小会。这时的妈妈已经做好吵架的准备，她护着车上的家私也注视着爸爸，仿佛车上的东西她并不打算再搬下去，这里没有预备“老白”的位置。
爸爸忽然就跳上了车，吆喝了几声车便发动了，一家人注视着远去的“老白”，风吹起盖在“老白”身上的一块破布，像是在朝我们挥手告别，妈妈还没有从爸爸的顺从中缓过神来，她坐下来安静地看着爸爸，直到“老白”从我们的视线中彻底消失以后，爸爸背对着我和妈妈，用颤抖的声音说：“我不是不讲理，我就想咱家以后还能住上大房子，还能用得上大浴缸，我还没老，还能过上好日子，不像他们说的那样。”
一路上我们都很沉默，我没有看到爸爸的脸，忽然想起五岁时第一次搬进楼房时的喜庆。
那天到新家以后，爸妈指挥着工人将所有的家私都搬完，已经是晚上七八点，外面下着雨，看着乱糟糟的新家，三口人都没有晚饭的胃口。妈妈忽然说有东西忘在了旧房子里，她要去取，如果我和爸爸饿了就下点面条随便吃一下吧。说完她就出了门，爸爸在卧室里叮叮当当地收拾东西。
过了将近一个小时，妈妈回来了，雨声掩不住妈妈慌张的破音，她在楼下指挥着工人将一个破旧的浴缸抬进了新家本就不大的阳台，妈妈浑身湿透了，雨水滴滴答答地从裤脚渗出来，流淌了一地的不容易，她一边拧衣服上的水，一边找出一块抹布去擦拭“老白”。
就这样，“老白”还是跟着来了，在一个雨天里，由最讨厌它的妈妈，掌帆驶向我的新家，驶向固执的爸爸。后来的日子里，上了年纪的爸爸在“老白”身体里养鱼，养龟，种水植，看着“老白”裂开的皱纹里冒出绿色的苔藓，它以另外一种身份进驻了这个家庭，它看起来存在得那么自然，不再是家里的累赘或者个人的偏执。
有时亲戚朋友到家里做客看见阳台上的老白，都说爸爸妈妈废物利用得好，既环保又时尚，上了年纪的“老白”花花绿绿，肚子里还养着各种生物，它以我意想不到的姿态重新骄傲地年轻了起来。爸爸有时站在浴缸边上捡叶子，妈妈有时坐在边上往缸里丢鱼食，他们在老白面前做饭，吵架，早出晚归。时间平躺进“老白”的身体，绿葱葱的植物蔓延出瓷边斑驳的水平线。他们一直这样供养着“老白”，供养着他们心疼彼此的方式。
在这个新家，我们出奇地住了很久，生活忽然平稳了下来，我上了大学，妈妈工作顺利，爸爸还是东奔西走，手上也开始有少许闲钱，他们又开始盘算着搬家了，我寒暑假在外学艺，基本不回家，便由着他们折腾。春节时我们聚在一起吃年夜饭，妈妈说城东新盖了几个小区都不错，我们可以挑一个环境好点的，换个大房子。爸爸却反对换大房子，拿起酒杯说一家三口人，总是在三个地方，儿子以后在外工作安家，就剩咱们俩，住那么大干什么。
妈妈没有反对，但她在选好新房以后，有意地把新家的装修大权交给了爸爸，经常四处奔波的爸爸也没有拒绝。新家的客厅不大，可是有个很宽敞的浴室，装修的那几天妈妈一直给我打电话唠叨，也不知道爸爸能把新家装成什么样。
赶上我又放假时，新家刚刚装好，爸爸又出差，妈妈迫不及待地叫上我去验收。房子装修得异常漂亮干净，每一个地方都尽得妈妈心意，可当她满怀期待地推开浴室的门时，发现里面装的是热水淋浴器，没有浴缸，也没有“老白”，空出的位置多了一个全新的滚筒洗衣机。
妈妈没说话，但是看上去比任何人都委屈，她拽着我问：“浴缸呢，你爸爸为什么不装浴缸？为什么？”我靠着门，挤不出一句话，后悔没等爸爸一起来新家，让他亲自回答这个问题，我支支吾吾了半天，想了几句回答送到了喉咙又放下。
浴室里留下妈妈问题的回声，它的颤抖再一次出卖了我的家人，我们都知道答案，却还在为彼此撒谎。
后来爸爸说家里那个“坦克式”的洗衣机也该丢了，同事现在都用这种，洗衣服方便又省力。他说我不常在家，装浴缸也没必要，现在都流行热水器，用热水也方便些。
最终妈妈妥协了，她收好这个答案悄悄保管着。时间偷走了生活，也收回了过期不候的享受，爸爸终于在寻找那份享受的途中，错过了享受的年龄。时间没有等他，身体没有等他，浴室大了，“老白”老了，爸爸个子变小了。
后来的“老白”漏水，变形，出了各种状况，去年的某一天，“老白”因为再也无法维修而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植物都很伤心，一部分悲伤得直接凋谢了。远在外地的爸爸没有参与“老白”的告别仪式，妈妈独自处理掉这个观望着我们家十几年过往的老朋友，它看着我们从海底上去，又载着我们从上面漂下来，直到我们相继上岸，留它独自在岸边，长出岁月的青苔。
前些日子妈妈去参加同事孩子的婚礼，回来的路上和我打电话说，总想着自己儿子结婚时该是啥样，说着说着她忽然走了神，没了声音。我叫了她几声，她回过神来说长春边上新开了个温泉养生中心，一个宣传的喇叭车从她身边驶过去，招摇过市的声音一下子把她的注意力拽了过去，她忽然就想起了爸爸。
后来听妈妈说她特意带着爸爸去泡温泉了，去的那天他们理了头发换了新衣，干净腼腆地一路坐车过去。路上爸爸一直在抱怨，说长春边上哪有什么温泉，都是骗人的，跑这么远干吗，洗澡哪里不一样。可妈妈什么都不说，只是一直盯着车窗外的景色。
虽然爸爸路上一直在唠叨，可是一下到温泉里以后，整个人的态度就都变了，一直说温泉好，舒服，水干净温度又够，水果和饮品也都新鲜可口，总之哪里都好。
泡着泡着妈妈就扯着爸爸问：“舒服吗？”
爸爸闭着眼睛小声呢喃着：“舒服。”
妈妈说：“那我们过两天再来。”
爸爸声音变小了，缓缓地答：“哪能天天来，这么远，又不便宜。”
妈妈好像没有听见爸爸的回答，还是兀自强调着说：“舒服我们过两天再来，我们再来。”
后来爸爸就睡着了，一觉醒来直接奔着车站去了外地。三口人，又分在了三个地方。我们全家从“老白”的身体里走出来，又重新投到生活的海里去。
南方的城市楼房里大多是淋浴，有时候我会很想念“老白”，想念它的皱纹，它的植物，想念年幼时和爸爸一起卧进去的感觉。刚入秋时，给妈妈打电话，她身边声音嘈杂，询问再三才知道，她又开始在卫浴市场里来回转了，在爸爸不知道的时候，她悄悄地走进一家店询问老板，这个浴缸多大，多少钱。我知道今年回家的时候，爸爸可能又会在浴室里唱歌了。虽然我老是记不起，他唱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