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时，我打了九个电话，才找到一家还肯营业的美甲店。整座城都像在演福瑟的《有人将至》，孤独、凄清、空白与沉默、现实与梦幻交织。小年夜前一天，我跑去足球场边上的商场，下两层到地下室吃烤肉。整个虹口足球场都是暗的，像一个大黑洞，随时能把人吸走。远远就看到几个人正卖力做烧烤时，我才舒了口气。
“怎么今天还营业啊？”我问其中一个人。
“请员工吃个饭嘛，最后一天工作了。你吃什么？”
“这个招牌鸡胗、鸡软骨。”
“就这点？鸡心要不要？”我看到他已经准备好把鸡心放到烤架上了。
“再加个鱿鱼。”
“鱿鱼一般啦。我是说，我觉得不合我自己口味。”
“那不要鱿鱼了，给我照烧鸡。”
就和现在铺天盖地的炸鸡店一样，这家烤鸡店面积也不算大，我坐在店里等我的烤串上桌。一个男人坐在我旁边，面无表情，他面前放着一堆木棍，看上去他已经吃完了，只是坐在这里等着消化。来去匆匆的食客，他们接过放在纸杯里的烤串，迅速离开。
我并没有像以前吃烤串时候那样，用纸巾把浮于表面的油脂都吸光，让自己感觉好像只吃了份沙拉，因为这家店用的调料很特别，我舍不得让他们随着油脂一同被擦掉。店主没有告诉我他的调味品是从哪里找来的，他只说他家这牌子的日式烧烤是开在上海的第一家。我在一篇专门通过科学研究解构油炸食品的专栏里看到，高质量的油并不会对身体造成影响，尤其是所谓的油脂摄入过多，很多时候适量的油有益健康。这话最早是我念小学就听过，那时候我家长为了让我不偏食就这么跟我说的，虽然我至今仍不信这是他们通过什么可靠途径得来的结论，但确实有一部分是对的。所以吃烧烤之前不妨询问店主：你家用的是橄榄油吗？是花生油吗？是葡萄籽油吗？温度一般控制在多少摄氏度呢？总之，不管油的质量如何，半个小时后，我的胃已经装满到一半，走出地下室，对面的马路，那个大黑洞依然立在那里，我忽然倒不是很害怕自己会被它吸走。原来烧烤除了管饱，还能带给人的是一种漂泊的、游离的、同时又充满斗志的幻觉。
我在挪威住的那栋楼下面就有个露天烧烤，在草坪边上，有两个用大石头堆砌的烧烤桌，带上打火机和事先准备好的食物，谁先抢到位子，那今晚这桌子就归谁了。平时上课时间，也就偶尔会来一群人在下面烧烤，音乐放得比pub还大声，坐在屋里的人也听得一清二楚，到了期末，这样的聚会更是频繁。不同肤色的人从四面八风蜂拥而至，一手举着烤牛排，一手举着一次性红酒杯，斜靠着围栏或者横躺树下，三小时后成双成对地消失在卑尔根天蓝色的夜空下。就算抵挡住了中餐馆里卖二十八块钱一个的饺子，但谁又能抵挡住炭火边的真心话？
如果可以，我很希望年夜饭可以和家人在森林里吃，大家都带着自己准备的食物、酒、水果、饺子、一次性烧烤碳。不要电视机，只要放音乐的大喇叭和电子鞭炮。
除了这种亲近大自然的烧烤之外，城市也有属于自己的烧烤，出现在午夜，在转角，在高楼之下。比如我念的大学，宿舍一楼租给兰博基尼卖车，等到夜幕降临，就有一个叫马哥的人，推着他的小车，在兰博基尼门口卖烧烤，还可以在微信上和他预约，据说他微信里有很多从我们学校毕业了，然后变成明星的人的号码。所以在我们学校，知道胡歌的人，大多数也知道马哥，就算不知道马哥，也听说过他的烧烤摊。前几个月朋友圈里看到，他的烧烤摊被城管收了，大家都在评论里唏嘘。
不只是马哥，静安寺旁边那个红路灯路口的烧烤摊也是我们常去的，会有很多和我们年纪相仿的人大半夜从各条弄堂冒出来吃宵夜。醉酒大汉奋力地拍着木头桌子；情人们默默相依偎，相互喂着金针菇；刚刚考完表导课的同学，举着炒面，背台词。等我们吃完这些闪着不健康油光的食物后，再回去高架桥下面的便利店买很多瓶啤酒，抱着酒瓶坐在宿舍下面的楼梯上，横七竖八地倒着，直到高架桥上的一盏盏路灯由亮到暗。多少人坐在这几级台阶上嚎啕大哭过，最终以打一个烧烤味的饱嗝做尾声。
人生即将要遇到的许多重大问题，早在大学时会慢慢露出倪端，就像肉被放在火上烤之前会被扔进酱汁里腌制，再冰一整夜。反正这段时光并不是传说中的无忧无虑，壮志满怀的人，每一年都能得到不同的辛苦法，好就好在，那时候你很轻易就能够找到倾听你那些烦心事的听众。直到有一天这些听众收拾屋子并且准备告别，你才意识到，Oh shit！该面对现实了。让一切烦恼都在醉醺醺地烧烤局之后变成一缕青烟的疗伤法，对于我们，逐渐变成一串印在卡片上的旧菜谱，但依然会有新人品尝。以往我都争分夺秒地欢度新年伊始，一年一度的空旷，甚至想给这几天起个名字，或者自行设立它为一个节日。今年，面对久违的空旷感，人潮散去，一切真相都变得清晰见底，谁都知道，眼下已经不是可以靠酒精、食物、相互安慰就能蒙混过关的年纪。不是说我给自己打一百分，就真的能拿一百分的。
我们拿着新鲜的食材，站在炭火前，小心翼翼地烤着，时不时撒一些调味料，祈祷着它不要太咸、也不要被烤焦。然而平淡如水、一劳永逸既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也不合这世界运作的规律，看来我们只有继续站在烤架边上，精准地计算时间，控制火候，方才不辜负离别时彼此互赠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