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男孩和西北女孩，这两个生活在同样时代里的孩子，他们梦想之间的差距，让人恍惚觉得一个生活在今天的欧洲，另一个生活在四百多年前的欧洲。

三十多年前，也就是文革后期，我还是一个中学生，当时男生和女生之间是不说话的，虽然非常想说话，可是不敢说，就是爱慕对方，也只能偷偷地用眼睛看看而已。也有胆大的男生悄悄给女生写纸条，而且还不敢写上明确示爱的句子，都是一些指鹿为马的句子，比如要送给对方一块橡皮一支铅笔之类的句子，来传达爱的信息。接到纸条的女生立刻明白那小子想干什么，女生普遍的反应是紧张和害怕，假如纸条一旦曝光，女生就会深感羞愧，好像她自己做错了什么。

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中学生谈情说爱早已在心理上合法化，在舆论上公开化。现在的女中学生竟然是穿着校服去医院做人流手术，媒体上曾经有过这样一条消息，一个女中学生穿着校服去医院做人流手术时，有四个穿着校服的男中学生簇拥着，当医生说手术前需要家属签字时，四个男中学生争先恐后地抢着要签名。

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中国这三十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三十年的年均经济增长9％，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国，可是在这个光荣的数据后面，却是一个让人不安的数据，人均年收入仍然在世界的一百位。如果以每年收入只有600元人民币计算，中国的贫穷人口有三千万；如果年收入增加到800元人民币，那么中国的贫穷人口达到一个亿。这两项应该是平衡的经济指标，在今天的中国竟然如此的不平衡。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但没有被缩小，反而拉得更大。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比扩大到了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人民币，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一年。

为什么假冒伪劣的产品在中国层出不穷？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中国人在食用毒猪肉、毒大米和毒奶粉？因为这些产品价格低廉，他们微薄的收入只能去消费这些假冒伪劣产品。可以这么说，正是因为有一个庞大的贫穷人群的存在，假冒伪劣产品才能在中国畅通无阻。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期，东部地区城市里的人普遍在喝可口可乐了；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中部山区外出打工的人，在回家过年时，给乡亲带去的礼物是可口可乐，因为他们的乡亲还没有见过可口可乐。

社会生活的不平衡也会带来梦想的不平衡，几年前CCTV在六一儿童节期间，采访了中国各地的孩子，问他们六一的时候最想得到的礼物是什么？一个北京的男孩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飞机；一个西北的女孩却是羞怯地说，她想要一双白球鞋。

两个同龄的中国孩子，就是梦想都有着如此巨大的差距。对这个西北女孩来说，她想得到一双普通的白球鞋，也许和那个北京男孩想得到的波音飞机一样遥远。

其实很多年了，我们一直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我为什么写下了《兄弟》？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文革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好比是欧洲的中世纪和欧洲的现在。一个欧洲人活四百多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应该是四百年间的动荡万变，现在浓缩在了四十年之中。

北京和西北这两个孩子梦想之间的差距，显示了两个极端，可以说和我举出的第一个例子的差距一样巨大，三十多年前的女中学生和今天的女中学生是另外的两个极端，前者显示的是现实的差距，后者显示的是历史的差距。历史的差距让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欧洲四百多年的动荡万变，而现实的差距又将同时代的中国人分裂到不同的时代里去了。前面说到的北京男孩和西北女孩，这两个生活在同样时代里的孩子，他们梦想之间的差距，让人恍惚觉得一个生活在今天的欧洲，另一个生活在四百多年前的欧洲。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我们不仅生活在现实和历史的巨大差距里，也生活在梦想的巨大差距里。

最后，我要用一个真实的故事来结束这篇文章。这是发生在中国南方某个城市里的故事，在林立的现代化高楼和商场里人头攒动的繁华景象里，一个六年级的小学生被绑架了。两个绑架者身无分文又毫无经验，所以很快就被警察捉拿归案。两个绑架者在索要赎金的时候，没钱去买盒饭，其中一个出去借了20元人民币回来，买了两个盒饭，一个盒饭给小学生吃，另一个盒饭两个绑架者分着吃。获救的小学生告诉警察：

“他们太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