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见到程洁的时候，是在九月的一个下午。台风刚刚登陆广州，上海的天空也随之阴郁。凉爽的风时时掠过耳畔，空气却潮湿得宛如被含在某只巨大生物的嘴里。天如鼠皮般灰，地上暗绿色的梧桐叶偶尔随风集体移动，亮白色的道路指示线在黑沉沉的水泥路面上显得格外刺眼。一辆半锈的海蓝色单车斜靠在树干上，离它不远处，就能看见大得离谱的麦当劳标志。程洁就在那里，穿着一身黑色连衣裙，露着半截小腿，脚踝很细。她刚刚参加完丈夫的葬礼，正低头和四岁大的女儿解释着什么。
走近才发现，程洁的面容比想象中还要憔悴。几缕头发从脑后的橡皮筋里逃脱出来，垂柳般在额前拂动着。然而比起之前我们相遇的每一刻，她那散发着成熟而纯真气氛的魅力却丝毫没有减少一分。她见到我走来，用无声的浅笑代替了打招呼。
“你还好吗？”我说。
“我们散散步吧。”她牵起女儿的手，“我不太想说话，就是想跟你走一会儿。”
“好，那我们就不说话。”
程洁的丈夫我认识，那是在一次作家笔会上，这个额头比脸还大的家伙用老一辈特有的语气（或许也没有那么老）激昂地阐述着自己的文学观。“一部伟大的作品必须要展示人性的光辉；”他一边说，程洁在旁边作为助手一边在纸上记录着什么，她已经记录了几乎一整场笔会，“生活的晦暗，人生的虚无，确实是这个世界的现象，然而只是将这个表象具体而艺术地再现，无论其文笔有多优美，情节有多曲折，终究谈不上有意义，更遑论伟大。文学是人的艺术，唯有在文学中体现人类自身的高贵品质，才能实现文学真正的价值。所以基于这一点，我认为《约翰·克里斯朵夫》远比《卡拉马佐夫兄弟》伟大，普鲁斯特比托马斯·品钦伟大，而太宰治是所有文学家里最被高估的一个——在我看来，他甚至连文学家都算不上。”
说完他强压住内心胜利者般的激情，气定神闲地喝一口茶，眼神在在杯口边朝着四下瞄去，像是在观察这些在座的人们是何等五体投地地被他的言论所折服。而他们也似在配合他一般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因为他们大多同我一样，不过是初入文坛的小辈，对于像符观——正是那个充满人性光辉的陈词者的名字——那样的前辈，即便心中颇有微词，也不敢妄然否定。在场只有三个人与符观同辈，他们无一不挺着大肚子，亮着油光光的脑门，神游四海，凭借几十年来的直觉在气口适当的时候点头或鼓掌——对于同辈的观点，这些人是不屑细听的。符观放下茶杯，意犹未尽地呷了一口，接着刚才的论述，开始介绍自己的新作里如何如何地充满了人性的光辉，而我则将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于他身旁那位奋笔疾书的姑娘，她是那样的专注，无论是写字，还是倾听，眼神里都凝聚着澄亮的光，就像是透过清澈而幽深的井底，发现了安静而迷人的金子。既不百无聊赖地观察同座的人们，也不露出一丝一毫不耐烦的神情，她只是坐在那里，伸直她那细长的瓷白色脖颈，看着每一个发言的人，颔首微笑，然后低下头细细记录。笔会结束的时候，我给他们各送了一本我的小说，并在给程洁的那本里的某一页上，我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在电话号码的旁边，小说中的主人公说：“我希望命运可以让我听见你的回音，在这荒芜的世界里，开出一朵误入歧途的花。”
天色依然是阴暗，我们从前面拐弯，进入一条幽静的小路，只有一条车道，路两旁梧桐丛立，枝繁叶茂，齐心协力地遮住了天空。地上点点滴滴地散落着阳光的金斑，风一吹，树也动，地上的金斑也跟着活泼地晃动，在这深绿色的波纹通道里，骑自行车的少年不自觉放慢了速度，牵着比熊犬的贵妇人摘下了自己的太阳眼镜，狗在每一棵树根下来回徘徊。梧桐树的后面，依次坐落着各式各样的私人订制服装店、杂志铺、奶茶店、咖啡店，程洁的女儿出于好奇伸手擦了一下黑板上用彩色粉笔写的菜单，被程洁拉回小声地训斥了一番，然后她带着女儿进门问店主要了粉笔主动描了回去。她蹲下来握着女儿的手，描得十分仔细，像在从事某份考古事业。夹着阴天气息的风吹过，地面响起易拉罐、纸张和极为微小的石子的声音，前方的首饰店门口，一个穿着长筒袜的女生正隔着橱窗向里凝视，陪伴她的男人一会看看她，一会看看橱窗，似乎有些不知所措。这让我想起第一次单独和程洁见面的时候，她也用着同样不知所措的目光，一会看看我，一会看看书店里塞得满满的书架，但是后来她似乎在心中决定了什么，便只顾着看书，再也没看我了，直到我说我喜欢太宰治，她才抬起那清凉的眼睛，惊喜地笑了起来。
“我不觉得文学一定要体现人格光辉，”我说，“黑暗有黑暗的美，残忍有残忍的美，再血淋淋的现实，其中定也包含着诗和钻石。”
她合起手中的麦克尤恩短篇小说集，说：“我丈夫有时候确实极端。”
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她已经成为了符观的妻子，这令我沮丧了好几天。然而，我们没有停止见面。我们一同相约去博物馆、去动物园、去雨后的河边。有一回我们坐在四层楼高的上海图书馆里，望着窗外衡山路上方薰衣草般蓝色的天空，一动不动地看了一下午。耳机里播放着艾迪·希金斯的钢琴曲，当几只健硕的灰鸽从窗前飞速掠过时，我忽然意识到我们的手已经牵在了一起，无声无息地，浑然不觉地，如琥珀一般悄悄形成的事实。“你觉得云是什么？”她问我。我说：“是马，是火，是永远在路上的信。”她嘴唇一抿：“我觉得云是此刻。”然后我们就继续沉默，仿佛再一开口，这句话就会消失。我们就是这样，时常没入永久的沉默，偶尔又会如跃出海面的海鱼一样交谈上几句，然后接着沉默——看书、思考、听音乐、望着大自然、将彼此对美的感受渗透进目光和呼吸里。她长我七岁，这正是联结我们的关键所在。有一阵子我正在读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她便带我去上海郊区一家散发着腐木臭味的废纸处理厂，我们盯视着压缩机的钢板周而复始地上下推压，穿着蓝色制服的工人面无表情地操作着按钮，像是全然听不见这回荡在工厂里那轰隆隆的机械运转声。纷繁杂乱的报纸和书页转眼变成千篇一律的打包方块，浓厚的工业感中飘来死亡的气息，压得人透不过气。“天道不仁慈，”程洁离开后对我说，“现在你可更懂得汉嘉了？”那时我便陶醉于如此的引领之中。她读了很多书，自己也写东西，但是没有发表在任何地方，只是为自己提供梦的场所，渐渐也成为了我的梦。几天之后我们一同前往松江登山，上海并没有特别高的山，但我们依然可以一睹层林尽染、树影婆娑的景象。当我们爬到山顶的时候，夕阳已有一半没入了地平线中，剩下的一半尽洒光辉，光的大手缓缓抚摸那一座座起伏绵延的小山，直到山顶的树叶都变成了奇异的橙色，恍惚间分不清眼下是山还是花园。威严的圣母大殿就在我们身后，与我们一同注视着黑暗蔓延的过程，我渐渐看不清程洁的神色，唯有她的嘴唇在最后的霞光里显得鲜艳无比。我吻了上去，并抱住了她。我虽然闭着眼，但能感到夕阳在这一刻停止了下沉，山鸟在空中学会了新的舞步，教堂里的女神像发出了心跳声，风吹过的地方百花盛开，蒲公英般大小的妖精们钻出来偷看我们。而我们的嘴唇一分离，一切又都恢复了原样。天赶紧黑了，妖精们躲回泉水的缝隙里，风收回花朵，只剩下难觅源头的芳香。“我们把天吻暗了。”我说。她笑了，说她喜欢这句话。
等红绿灯的时候，程洁注视着街对面的某处出了神，我循着视线望去，那里有一只孤零零的铁皮垃圾桶，后面是一扇关上的卷帘门，一只橘红色的利乐包装空饮料盒被一个男孩子踢来踢去，天光有些异常地亮了许多，像是谁在房间里开了灯。我没有发现能够引起她注意的事物，而红灯在此时转为了绿色的行人灯。我们一起过了马路，就这工夫，雨下了起来。我们匆匆躲进卷帘门前的屋檐下，一起看着这场晴空万里下的午后之雨。程洁从包里掏出纸巾，擦去女儿脸上的水。房檐滴落的雨水如同时间的刻度，在分割着这个低压的下午。
“为什么会边出太阳边下雨呢？”女儿问。
“因为爸爸走了吧。”她说，“太阳公公也忍不住掉眼泪了。”
女儿不再说话，她也许在思考“走了”是什么含义。就连我也不明白。几个月以前，我还去听过他在大学里的演讲。程洁坐在我的身边，心无旁骛地看着台上的丈夫。他仍在说着关于人性光辉、战斗精神和作家私德的重要性，偶尔将目光扫到我时，我一度心惊，担心被他发现了我心中那幸福的秘密，然而程洁上身前倾，全神贯注，如同我第一次在笔会上见到的那样，眼神中饱含着热情与爱意，认真而诚恳地跟着符观的讲词陷入沉思。尽管在演讲前，我还听到她的丈夫在后台训斥她，说她衣领太低，裙摆太高，简直就是包法利夫人。我想，他并不知道我和程洁之间的故事，并不知道我们曾互相阅读对方的作品然后直抒胸臆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并不知道我们曾在大雨如注的夜晚坐在车里彻夜未眠，互诉衷肠，并不知道我们曾在结了薄冰的湖面上尽情舞蹈，我们做好了随时跌落的准备，但是冰面却奇迹般地完好无损。这一切我想他都不知道，他成日忙于写作、开会、应酬、演讲，和同僚们去拉萨或者青海湖采风，置身于属于自己的狭隘的文学世界。有一回下午我正在家里写作，写到累时，打算出门买些日用品，一下楼我就看见花坛边的石阶上坐着程洁，正一边在本子上记着什么，一边抬眼看看那些艳丽的茶花和月季。
“你怎么在这里？”我说。
“符观采风去了，我就来了。”
“为什么不上来呢？”
“我就在门口看看花木，看看天空，看看往来的人，把他们的样子和自己的心情记下来，你若正好下来，我就跟你上去。”
“如果我今天不出门呢？”
“那我就回去。”
那一刻我感到她是如此的与众不同，她似乎天生为了美和浪漫而存在，而别无其他任何世俗的动机。我爱她就像爱自然，就像爱踩在厚厚积雪上的吱吱声，就像爱春草上的晨露落入泥土的瞬间。我们躺在床上，我看着她，她看着书，缓缓地念诵道：“墙上的石头像肌肤一样温暖，突然间我明白了某些我一直在看却未能理解的事情——为什么一张锡纸会在人行道上闪闪发光，为什么一只酒杯的光影会在桌布上抖动，为什么海水会一闪一闪：不知为何，菲雅尔塔上方的天空已在不知不觉间一点一点地浸透了阳光，现在天空已是艳阳高照，充盈的白光越来越宽阔，一切都融入其中，一切都消失了，一切都过去了。”
“《菲雅尔塔的春天》。”我说。
“美极了。”说完我们沉默了一会儿，我们在沉默中前往菲雅尔塔，在沉默中的菲雅尔塔歌唱、流连、发掘纳博科夫埋在其中的美丽忧伤。夕照透过落地窗泼了进来，洒在我们的被子上，洒在程洁大理石般的肩膀上，洒在她捧起书本的纤细五指上。时光融化了，伤心的情绪恰到好处地跟随着幸福到来。她起身穿上衣服，准备去幼儿园接女儿回家。临别时我们又深情地接吻，为这个晶莹剔透的下午降下体面的丝绒幕布。这只是我们共度的无数个平凡时光里的一段，是布满水晶的岩石洞穴中一缕微不足道的光芒，是阳光下玛瑙绿色的波浪顶端无数盐白色泡沫中的一粒，然而正是这些梦幻的分子，构成了彼此生命中新的生活质地。而这一切，符观都不知道，我想他不知道。我们在一起时从不谈论他，生怕他如同突然产生的万有引力一般，让所有浮在空中的青花瓷瓶和彩色玻璃都在一瞬间摔得粉碎。我对于他的印象，几乎全部来自于那些笔会、讲座、人员参差的饭局，以及别人私底下的评论中。人们说他是个老顽固，好恶分明，不听取任何人的意见，吃素，写作起来废寝忘食，从未见过他和妻子以外的女人同行。对于这样的人，本应抱有相当程度的尊敬，但毫无疑问，我并不喜欢他。我和他只有过一次直接交流，那是在淮海路的环茂商场，我要经过那里前往一家餐馆，在商场门口我看见红灯还直挺挺地亮着，于是拿起烟躲在阴影底下随意张望，刚点上烟，便看见符观急匆匆地走出商场，一到外面，他的脚步就突然缓了下来，好像跃入泳池中的人一样，一切都慢了。他掏出香烟，优哉游哉地点了火，看上去分外陶醉，我正想移开视线，却还是不幸和他撞上。他抬了一下眉毛，接着仍是像空中漫步那样迟缓而笃定地朝我走下阶梯，我出于礼貌也迎了上去。
“符老师，怎么这么巧？”
“妻子在里面挑鞋子，我就出来抽根烟透透气。”
“你不陪她吗？”
“陪不动啊”他摸摸自己的酒糟鼻子说，“她每双鞋子都要盯着看好久，试了一双又一双，女人嘛，就这点追求。”
我笑了笑。
“你呢，你怎么在这里？”
“噢，我正好路过这里，看看红灯还很久，外面太阳又大，就躲在这里抽根烟。”
“嗯。”他松了松自己的酒红色领带（上面还有些深浅不一的印迹，不知是污渍还是本身的花纹设计），“你的小说我看了，写得不错。”
“谢谢。”我用余光看了看红绿灯。
“看得出来，你对女性、爱情和性的描写很有兴趣。在你这个年纪，这再正常不过了，然而只有冲动是不行的，如果视野里只有女人，你的双眼就会受到蒙蔽，会看不清很多更重要的东西。同样写女人，比如《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就是一个很好的范本，茨威格的激情没有关注于女人本身，而是在人性和复杂而不可控的情感上，这就使故事具备了超越欲望之外的深意。你可以和那篇小说比对一下，比如你看你在第二章中，写女主角在火车上……”
他如同开了瓶盖的香槟酒，洋洋洒洒地向我灌输着自己最得意的看法，引经据典，眉飞色舞，与其说是教诲，不如说是某种炫耀。他时不时抽一口烟，空气静止个三五秒，接着又继续他的长篇大论，我要过的那条马路已经转了两次红灯，他依然喋喋不休。直到我们的烟都抽完了，他还在向我分析为什么在文学经典里的女性最终必须走向堕落的结局。我趁着他用那灰蒙蒙的皮鞋碾烟头的缝隙，及时告诉他我得穿马路了，并感谢他能够评论我的小说并给与如此教导，然后便走向另一边此刻亮着绿灯的马路。宁愿绕路，我也想早一秒离开这尴尬的场景。临别时，他还不忘叮嘱我：“记住，一定要以客体视角审视女性，千万不要陷入主观的沉迷之中。”然后咧开大嘴，对我露出了一张极为难看的笑脸。这是他对我做出的最诚恳的表情，可我从没见过一个人笑起来可以这么难看，我穿过马路，不再回头，希望尽快将他那张笑脸从脑海中挥去。然而即便如此，即便我对他怀有这么大的偏见，我也不曾想过他竟会如此突然地患上肺癌，并在短短两个月里离开人世。我的悲痛使我自己都意外万分。
雨很快就停了，长云如同正在翻动的书页，在天边浸染夕阳的余晖。然而屋顶、车站和水果铺的周围依然呈现一副阴沉的模样，就连行人的脸上都隐隐蒙着青蓝色的暗影。裹着雨后土壤和草尖的气味弥漫在街道上，幽幽地带来凉风。我这时才发现我们正在走向回程洁家的路上，经过一座社区公园时，她的女儿说要去公共游乐场玩一会，我和程洁便坐在就近的长椅上。女儿爬进了滑滑梯，程洁肘撑膝盖，双手捂住脸，从指缝中传出抽泣的声音。在这之前，我只见程洁哭过一次，是在艺术家张格的画展上，她面对着一张画着深紫色夕阳的画作时发生的。那只是两行没有任何含义的眼泪，随时可以烟消云散的眼泪，但就在那个时刻，它优美地在程洁的颧骨上留下两道泪痕。她的呼吸依然平缓而均匀，眼神依然宁静而透明，除了睫毛尖上水润润的以外，甚至都难以相信这是一张流着眼泪的面庞。除此以外，我便再也没见过她的眼泪，即使在两个月前，她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告诉我丈夫患病的消息时，她都在奋力咬紧下唇，使劲忍住了眼泪。她说他已经在病床上经历过几次呼吸骤停，但是没过多久又顽强地醒了回来，他说他永远不会倒下，会像圣地亚哥和曼努埃尔一样战斗到最后。
我凝视了一会她伤心的样子，她的女儿眼看就要回来，我给了程洁一包纸巾，然后起身陪她女儿继续玩了一会跷跷板，直到程洁擦干泪水向我们走来，我们便继续朝着回去的方向踱去。太阳火红火红的，轮廓愈发清晰，掩在高耸的玻璃大厦后边，有条不紊地向下沉着，橱窗里我们三人的身影也都变成了暗金色，树叶在风中发出扑簌簌的声音，蝉鸣声此起彼伏，几个被踩扁的烟头粘在地上，空气开始变得黏糊糊的。我和程洁并肩走着，她身上飘来淡淡的兰花似的香气，这是她独有的气味，每次和她分别后，那香味都会持久地萦绕着我，在这香味中，我看见了我们的回忆。那图书馆外忽明忽暗的云，那圣母大殿前轻盈五彩的妖精，那冰天雪地里她呼出的棉花般的白气，那始终如一的澄澈如晨曦似的眼睛和专注的神情，我想起她飘动的蓝色衣角，她仰起脸时下巴的弧度，她陷入我掌心的膝盖触感，我想起鸢尾花冠，想起革命的旗帜，想起尘埃，想起舞者的姿态，想起笼罩整座城市的薄纸般的夜晚，我未曾没有想过从今往后将所有幸福都孤注一掷，而现在似乎一切都快来临，却也似乎一切都将结束。我们站在程洁的家门口，那是一幢闹中取静的独栋别墅，我从未踏足过这里，因为这是一个没有梦的地方。夕阳又往下移了一些，它越来越重，红色的天空变得温柔，铁蓝色的天空慢慢吞噬着艳丽的橙光，围墙在逆光下黑黢黢一片。程洁望了会这样的景色，像是在对景色说话。她说符观在临走前几乎用上全身力气，对着她说了一句话。
“是什么？”我问。
“‘我们把天吻暗了。’”
我脑中顿时一片晕眩，但显然这不是开玩笑。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愣了好久。我在脑中搜索那天下午在山顶上的人群，但毫无可能，即便符观真的在，以我当时的声音，除了程洁不会有第二个人听见。我抓着自己的额头，惊恐地想象这句话背后所隐藏的一切。是神，是梦，还是不可思议的巧合。无意间我抬头看了眼天空，太阳不知何时竟成了紫红色，一如张格的画作里那样。“你没有听错，就是这句话，说完他就离开了。”程洁说完转过头看我，脸上的表情悲伤得失去了所有美感，眼眶周围透着干涩的血红色，唇角不断颤抖，绝望的眼神深深地刺进我心里。我的胸口如同风箱般剧烈地起伏，喉咙沙沙作响，迟迟无法发出完整的声音。
“这是我们的错么？”良久，我问她。
她没有回答，只是抿嘴，闭眼，捏紧双拳克制自己的眼泪。女儿在门口问她为什么不开门，她睁开眼，望了望我——她眸子里出现过的生命中的最后一个男人——然后转过身去，缓缓地走上楼梯。我望着她的背影，好像在看一场火灾。第二天清晨，一通来自警局的电话告诉我，程洁昨夜在家中自缢身亡，并在遗书中将女儿嘱托给我，而那时的窗外，太阳在地平线上探出鲜红的一角，我竟分不清这是晨光还是夕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