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几年前，奶奶忽然拜托父亲给她寻亲。那时，她都已经75岁了。

奶奶在战争时期与家人失散了，不知生辰，不知来自哪里，被捡来了憨厚老实的爷爷的村子。因为没有家人，从小拾荒，被唤作“阿捡”，辗转了好几个家庭，最终才嫁给了一个守仓库的老实人。

时隔几代，她端正地坐在父亲旁边，娓娓道来：“我记得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我还有个哥哥，总在我面前背书，家里有佣人，我从来没干过活。以前从我家里窗户往外看，下面是一条河。”停一会儿，又匆匆补充：“窗是漂亮的木头窗户，还雕着花。”

穷了一辈子的农民家庭，忽然听到这样的话，自然是不相信的。父亲问：“你以前怎么不说？”

“我都忘了。半辈子都过去了……”

“那你怎么忽然又记起来了？”

“一直也没有忘，最近忽然又想起来了。”奶奶说，声音凄凉起来，“……我也想找到我的阿爸阿妈。”

父亲有些啼笑皆非，但串联起奶奶所说的描述，似乎是一个大富大贵之家，立刻有了动力，“好，我帮你登报纸。”

整整一个月，奶奶的寻亲广告都贴在都市报纸的小小角落里，除了一些问起细节来支支吾吾的诈骗电话，几乎毫无回声。

憋了许久的母亲终于讥笑道：“你妈长那样？你信她是什么有钱人家的女儿？”

奶奶个子不足一米四五，一头白发，窄小眼睛，颧骨如山顶洞人般高高隆起，鼻子扁平浑圆如一个小丘陵，还有一排突出的大板哨牙。她的皮肤黝黑，盖上青黑的老年斑。她长得很丑，父亲说我像奶奶时，我都会很生气。尽管他指的是那股生猛不让人的刻薄劲儿。

没有可信的消息，父亲低头不言语，显得怅然若失。后来好几年，每次在电视里看到寻亲节目，旁人都哭得泪水涟涟，父亲只说：“你奶奶要是肯上这个节目就好了，说不定找得回来。她哥哥也许还活着。”又像第一次跟我提起这件事似的，砸吧砸吧嘴，显得骄傲，说：“你奶奶家也许很有钱。”

但我也是不信的。

提出要寻亲的那段时间，奶奶正式结束了辗转于广州三个儿子家带孙子的生活，被抛回了老家。一个说惯了粤语，居住在配套设施健全的市中心小区的奶奶，又回到一片乡野的村人中间，养鸡种菜，自力更生。一如几十年前的她，一个普通的村妇。

不同在于，几十年前刻薄尖酸的她在村子里没交到过一个朋友，现在的她几乎是一圈村妇里说话最有分量的“城里人”。每每集会，嗑瓜子儿，分食，都自带小板凳围在奶奶家门口围成一圈。

过去二十年，她先是在做军委的大儿子家里，将家族的长孙从小带到了考上大学，又来到了做生意的三儿子我父亲家里，带上小学的我和姐姐，带了两年。最后，她去了做维修工的二儿子家里，住在城中村，不满一个星期，就被早早结下怨仇的二媳妇赶走了。

她身子骨极好，利索得像五六十岁的妇人，行动如风，弯腰干活像上了油的转轴，父亲常啧啧赞叹：“你奶奶一定能活到100岁。肯定比我长命。”

年近七十，她独居了起来，偶尔与还留在老家的女儿相伴。小时候被蜜蜂蛰过的姑姑四十岁了，连大钱找开的数目都算不出来。奶奶常当着众人的面敲姑姑的头，说：“怎么会这么蠢？你果然是个蠢人！”

姑姑有些脸红不安，久而久之，也面色如常了。但每每如此，姑舅和表哥都脸色冷青，有时姑舅会扯住奶奶的衣裳：“她蠢，你知道就好了，有必要常常挂在嘴上说吗？”

奶奶原地站住，也不挥掉那只扯住衣服的手，把头高高扬起，双眼一眯，“我说我的女儿关你什么事？好笑不好笑。”

扭头，迈出家门，就大喊：“李阿吉（姑丈的名字）好厉害啊现在，要是不想娶傻女人，就不要娶啊，我逼你娶了吗？娶了不让说？”看无人应话，便用扫帚在水泥地板上来回扫出巨大的动静，“我知道我女儿是蠢，但我嫌弃过她吗？”

二

我的母亲非常憎恨奶奶，我从记事以来已经记不住她到底把一个同样的故事跟我说了多少次。那是恶毒的婆赠予一个年轻女人带有回声的永恒噩梦。

母亲从不承认她恨奶奶，她只是不断地问：“你奶奶怎么会这么坏？”

母亲是小县城里最有声望的家庭里的幼女，父亲和爷爷是战争斗英雄，母亲是妇女主席，与长兄年龄相差18岁，是那个时代双手从未沾过阳春水的小千金。她不顾全家的反对嫁给了穿喇叭裤、烫头、抽烟的穷小子，学做饭，学做家务，把一分钱掰成两分钱用，馋的时候就偷偷回娘家吃午饭。二十几岁时，双手已不再细嫩。

她第一次生育，是个女孩。坐月子期间，奶奶回来了。每天早上，母亲都会看见奶奶放在阳台的一盆冷水和自己的脏衣服，提醒她得自己洗衣服。母亲娘家送来的鸡，煲完鸡汤的肉全部被奶奶留给儿子都已经一岁大的姑姑吃。当婴孩扯着嗓子哭到天亮，睡在隔壁的奶奶也不会起来抱一抱。奶奶还会用尽一切小办法来提示这个年轻女人的不受尊重和没有地位，比如，阳台里永远只悬着母亲晒干了的衣服。

母亲长得极美，家境又好，小时候，我以为丑奶奶只是出于嫉妒。母亲摇摇头，告诉我：“你奶奶看不起你爸，觉得我们家穷，她心里只有一个儿子，就是她在广州做军委的大儿子。”末了，又说：“你奶奶还很看不起我生了女孩吧。”我也曾听说，当年父亲在产房外知道头胎不是儿子时，跑进楼梯里抽完了一包烟。

我二伯的广州妻子是从不掩饰她对奶奶的不敬和冷淡的，每每家族聚会，她从不喊奶奶，最多说一句“来啦”，眼睛还是向上斜瞟的。母亲说，奶奶回老家后，二伯娘才渐渐开始跟奶奶说话，言语中时不时露出咯咯咯的笑。

后来母亲告诉我，二伯娘刚生孩子时，二伯父一天打三份工，她所在的妇幼园与新生儿所在地不在同一处。为了喂奶，二伯父每天还得抽空将小儿子来回送一趟，十分辛苦。

当二伯父问奶奶是否可以帮忙接送，尽管那时大孙子已经念小学，奶奶还是拒绝了。母亲说：“你二伯娘心疼二伯啊，说起那时候，眼泪簌簌地掉。”

她两的怨仇就此结下，三十多年了，也没有和解过。

奶奶到哪儿，哪儿就风波四起。

她在我广州的家里住着时，我父母忽然多了许多争执。奶奶总在父亲耳边煽风点火，指摘母亲处处不妥，他们争吵频率几乎达到了一天一吵。忍无可忍的母亲离家出走了，只留下一封决绝的长信。父亲读完，在小房间里嚎啕大哭。

奶奶站在父亲反锁的门前，听着那长哭，摇摇头，把我们拉走了。

我开始对她不敬，厌恶她，并把她准备好的衣服和食物扔在一边。

待到她离开我家后，有一天，我发现姐姐正躲在一个角落吃我最喜欢的果冻。被发现后，姐姐羞赧地从衣柜里一把拖出来一大袋，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奶奶走前给我买的，嘱咐我一个人吃，别让你知道。但我还是跟你分享吧。”

当时的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不被喜爱的失落。

很多年后，我好像忽然又明白：奶奶试图在两个小女娃之间埋伏下一颗恶毒的炸弹，让我的姐姐来替她惩罚我。我跟我姐从小到大争夺家庭关注和资源的战争，几乎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三

奶奶再厉害，也总有治得了她的人。奶奶再遭人恨，她也总有恨的人。她最恨的人就是大伯娘，全世界都知道。

大伯娘是个小学老师，广州人。伯父认识她的时候，已经从军校毕业进入了部队。他们结婚后，伯父跟着妻子也有了广州户口。早在第一个儿子出生之前，伯父已经成了有官职的高层。父亲和二伯父，也是多亏了大伯父才能从粤北小农村来到广州，安家立业。

他们住在一间两百多平方米的、被单位分配的大房子里，每逢过节，送礼的来来往往，福利则是更多。小时候我对大伯娘这个“说粤语的矮女人”的印象是，她老把别人送的快过期的食物大包小包地送到我们家，我们吃进嘴里之后妈妈就会气得跳脚，脸部涨红。

奶奶在他们家，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能说一口流利粤语、穿红戴绿的犀利城妇。大堂哥被奶奶手把手从婴儿带到了18岁，考进重点大学后，大伯娘就劝奶奶回老家。奶奶不愿意，在给父亲打的电话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她也撒泼闹过，但当天晚上，据父亲回忆，“是你大伯父，亲自开着武警的车把她送回去的。”

她在车上哭得一脸鼻涕和眼泪，也不擦拭。“在高速公路上，杀猪一般大声”，大伯父回忆，她不断哭诉着大伯娘的抠门和对她的不尊重，诸如“连给我一瓶万金油都嫌太浪费了”。那趟车上还坐着大伯父的同事，大伯父每每想起来，都脸色铁青，“太丢人了。”

奶奶就这样，回了老家，住在父亲结婚时建的三层平房，逢人就聊起大伯娘，一边说，一边哭。老家所有人都知道，大伯父娶了一个恶婆娘。

慢慢地，这个家开始变了样儿。阳台成了小型鸡棚，每个月生出来的鸡蛋据说能卖十几块钱。厕所角落里总排着一列红桶，装着浇菜的尿和洗衣服的水。其实奶奶周围的邻居早也不种菜了，奶奶硬是在房屋斜上方的一块土壤开辟出了自己的菜园。偶尔会有邻居憎恨那股尿骚味，便讽刺道：“阿婆这么大年纪了，怎么不享享清福？还在这儿一把屎一把尿浇菜？”奶奶便死死记住这句话，逢人便说：“她看不起我，看我子女都不在身边，就欺负我。”

有空调的主人房长期盖着一张紫薯色的床单，尘仆仆的。奶奶选择了二楼的次卧，还多买了几床被子留着我们寒暑假回来盖。但除了父亲，我们通常会住在外婆家，因为在外婆家能感受到的温暖跟奶奶家比起来简直是天差地别。而另外两家广州家庭，几乎都会在外找酒店住着。

大概一年，奶奶也只能见我们几次，每次也就是一顿晚饭的时间。

奶奶早起散步，喂鸡、浇菜，几乎一天忙到晚，七点就熄灯睡觉，俨然回到过去农村的生活。她总在别人略有打探意味地聊起广州时，说：“我太忙了，没空想这些事。” 

第二年，她买了一张一万多块钱的、镶着圆片玉石模样的医疗床，在家门口做着扩胸运动，逢人就介绍：“可太神奇太舒服了。我用自己的钱买的。” 

后来大伯父在广州又买了一套带大落地窗的四房二厅房子，在老家本地买了一套均价最贵的复式房子。他们有时候会招呼奶奶去住，但那个招呼劲儿只是一种礼仪。奶奶去住过几次，但都不超过一个星期，又回到那栋整条街道最破旧的房子里。

她再也不提回广州的事情了。

四

这个年跟以往不太一样，随着我母亲开始开了小店铺，早出晚归，家里无人照顾爷爷，爷爷也回老家了。

母亲解释过为什么爷爷只能跟着我们生活，“谁让你爸爸娶的不是一个广州老婆。”

爷爷住在一楼，常常蜷缩在一张顶上还遗留红绿花纹的全木老床上，发出老人腐老的味道。每次一进家门，他就在屋里大叫我的名字，报告两句近况，我问“爷爷身体怎么样”，他便哆哆嗦嗦掏出一张一百块钱放我手里。这似乎是唯一的亲情凭证。

他像个一心等死的老人，每次都拒绝父亲给他打的活命的白蛋白。

比起奶奶，爷爷似乎更加不讨这些进了城的后辈的喜爱。他会蹲在大城市小区的绿化区拿着红桶挖泥，他还会坐在最德高望重的位子上端着碗吃青菜，他会一个人去菜市场买菜摔得一头是血慢悠悠地走回家来。为此，奶奶很是嫌弃，也很是得意。她毫不掩饰她的鄙夷，恶毒地眯着小眼叫他“老坑公”，“坑”是家乡话里山洞的意思。

奶奶和爷爷是一直以来都互相仇恨的关系。在父亲小时候的记忆里，因为贫穷，他们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打得不可开交。

二十多年了，奶奶入城又返乡，爷爷也入城又返乡。他们又住在了一起。一楼一共有两个煤气炉，他们从不一起吃饭。爷爷抱怨着奶奶在一楼养鸡太臭，奶奶抱怨着爷爷腿脚不便老不关灯。叽叽喳喳的鸡毛蒜皮的争执，传遍了整条巷子，又传到了广州。

有一次半夜，爷爷从厕所出来一屁股坐在了地板上，摔得腿都折了，苦苦叫了一晚上，只听见二楼奶奶的鼾声如雷。第二天，才打了电话让人带着上了医院。

父亲很生气，怪上了奶奶。奶奶似乎也有一些愧疚，但依然理直气壮：“我睡着了，我怎么能听见？”然后又细声说：“这个老坑公装的，每次你们回来他就摔倒，哪有这样的事情？”

一个午后，战争爆发了。父亲正在贴对联时，奶奶又开始喋喋不休地骂天骂地，路过的邻居都颇有趣味地驻足倾听。父亲冲上楼，忍无可忍地问：“你是不是不想住在这里？不想住你就走吧，住另外一栋房子去。”

奶奶反问：“这是你的房子吗？这房子不是跟我大儿子借钱建的吗？你有资格赶走我吗？” 

父亲怒不可遏，声音响得墙皮都要震掉，“我借的钱几辈子前就还完了！”

奶奶只冷笑：“没你哥，你买得起房子吗？你去得了广州吗？你凭什么不让我住在这里，这是我儿子建的房子。” 

奶奶口中的“我儿子”永远都指的是大儿子，这是母亲给我加的注解。

不可开交之时，父亲摔门走了。爷爷被推着上了车，送到了一直在乡下照顾两个老人的侄子家里。那几天，我看见父亲的烟灰盒几乎装了满满一盒烟头。

他见我走近，只悠悠问了一句：“你奶奶怎么可以这么不讲道理？”

五

每次过年，广州的两家人也会回来一趟，形式性地看看老人，呆个两天。过往的走场都是，广州回来的客人，双手干净来吃一桌几个妇人准备了一整天的大鱼大肉，喝茶时摆出一副主人模样，收割农村穷亲戚们的逢迎。第二日，他们便载着满满一车的新鲜果肉、三黄鸡返回广州。 

但这次，饭席上一方热络而一方冷淡。大伯父跟父亲喝酒，父亲一口干了，闷声不吭。大伯父就笑，说着普通话：“老人家嘛，吵吵架是很常见的事情，”又换回家乡话，“调解一下，啥事都没有了。”父亲才开始说话，倒出一箩筐的不满。大伯父又正色道：“别说了，说这个有什么意思。”又招呼别人倒酒，说起军区的得意笑话。大伯娘则两只眼睛骨碌碌地转来转去，什么也没说。其间，坐在农村亲戚那一桌的奶奶时不时走过来盯两眼，竖起耳朵要听她的坏话。

饭后，一桌人都围在沙发旁，奶奶和父亲俨然变成两个阵营开始对峙。奶奶此时全然没了凶父亲时的架势，脸上只有无辜。父亲指责她对爷爷的所有恶行，她都换成了另外一种“无法不嫌弃”的说法。父亲极其耐心地将故事说出来，等着被裁判。 

大伯父俨然是这次争辩的唯一裁判者。他坐在一旁，静静听完两小时的吵架后，才把双方都责备了一遍。他对着奶奶说：“一起生活，谁不是能忍则忍？一点点电费你计较什么？我给你们每个月多出五百块钱可不可以？”又对着父亲说：“你也少生气。阿敏（母亲）的店要开到什么时候，平时不开店的时候把爸爸接下广州去住吧。”

说了这么久的父亲听完，有一重新的愠怒，但他克制住了，惯常地点了点头。几乎要不了了之的时候，奶奶忽然小小声地酸了一句：“你哥都不敢骂我，你还敢骂我。”

父亲一瞬间就被点着了，冲上前失控地抓住了她的双臂，咆哮了起来：“你就是不把那个老头弄死不甘休是吧？！”声音之大，饭桌之上的纸杯都震出了橙汁。

奶奶丝毫没有畏惧，再次露出了面对姑舅指责时受屈辱的模样，但却恶狠狠：“我搞死他干吗？我有什么好处？我一个人住得好好的，要走也是他走！你带他走啊！”愣是一步也没有退后。

父亲完全失控了，大叫大骂，我想到了以前他在手机店里为了退一个手机而大声辱骂和威胁店员的一幕。我觉得那或许是他最后的招数了，但那震耳欲聋的喊叫在让我觉得丢脸的同时，还很为他难过。我哭了起来。

最后父亲被拉着坐到了沙发的另一边，被一圈人劝着消气，大伯父严厉地骂道：“你这成什么体统！”我看见的最后一幕是，奶奶指着父亲的鼻子一边责备，一边以盖过父亲音量的哭声，大申对自己的不公。

我被拉离了现场，母亲一直搂着我，待我平静一点，便叹气：“你看，你爸闹也没有用，这两个哥哥根本不准备解决两个老人的问题。”

她说那句话时，我们正好路过了一辆崭新的宝马车。

我认得那个白色的军人车牌，他们又换了一辆新车。

六

第二天我直接睡到了中午。我一睁眼，就看见奶奶瘦小的身躯在房间外走来走去。看我醒了，她进来向我打听昨晚大家的动向。

我冷冷地看着她，她似乎也感觉到了我的敌意。在她离开前，我叫住了她，我说：“奶奶，在你心里，是不是只有一个儿子？”

“你什么意思？”

我恶狠狠地指责：“你根本看不起我爸爸，你觉得他没有钱。你心里只有你大儿子是你的儿子。”又补充：“你怎么不看看这些年对你最好的人是谁？”我几乎是照搬了母亲的所有说法。

她很惊讶，有点镇住，习惯性地讥讽：“你爸怎么对我好了？”便又开始一遍遍重复自己的委屈，我说我不想听，她便开始哭了：“我怎么不爱我的孩子？你怎么敢说这样的话？”

她拍了拍胸口，眼泪狂流，“你知道养大他们多累吗？我一个人，四个孩子，还要耕田，你以为你爷爷出过一分力气吗？在你爸爸之前，我还生了一个女儿，她一个人在家里活活被你爷爷饿死过你知道吗？那是我生的女儿，才那么点大，他还骗我说他抱走了给别人。”

我被我所不知道的往事噎得无话可说，她抹了抹眼泪，对着我，丝毫没有了之前那种严厉的气势。最后她离开了。

我居然把自己的奶奶骂哭了，这件事我不敢告诉任何人。

很久之后，父亲在一场漫长的家庭谈话最后说起了奶奶的身世，“因为是弃儿，从小就辗转在各个穷人的家里，干最苦的活儿，才能讨得点吃的。你奶奶还是个女孩子，那不是任人欺负吗？”我想起唯一一次回父亲长大的老家时，看见村子仅剩的老人家们，用一种近乎于舔舐的目光把我们外来人打量着。他们嘴里绝不会有什么好话，也绝不是什么君子或好人。而农村，似乎总是恶行最可怖的地方。

奶奶为了在这个异乡的穷苦山村里存活，她到底经历过些什么？她大概这辈子也不愿意提起来了。父亲说，“你奶奶说她把童年都忘记了。”说完，又惦记起那个登了报纸的寻亲，只是有些伤感，“要是能帮你奶奶找回家人，其实……穷或富贵都没关系。”

又过了几年，硬朗地与奶奶争斗了几十年的爷爷去世了。 

我们回来守夜，奶奶似乎一夜之间老了很多。她又比我矮了一个头，还有了白内障。让她能趾高气昂高昂起头的背脊也弯曲了，她不再如从前的身子骨利索了。她说起爷爷，说的是“你爷爷”，而不是“老坑公”。 

她的存在不扎人了。她甚至像是全室黑衣里，唯一一个真正难过的人。

那夜的凌晨三点，奶奶也还没有睡，屋里只有我和姐姐。她烧了几根蜡烛，扇了扇那冥纸堆里的炭火。静坐了一会儿，她忽然说道：“以前我小的时候，睡不着，我哥哥会点一根蜡烛陪在我身边。”

我和姐姐睁大眼睛。

“然后他会给我读他在学校里学的书，一边背一边手护着蜡烛。”她垂下眼睛，笑了。“前些年我还记得几句书，我一直记得，但最近我忘了。最近我真的什么也记不得了。”

她浑浊的眼珠里烧着一团火，“过年的时候，有红灯笼，红纸包着的糖，有一桌子的菜，还会烧着红蜡烛……”

我跟姐姐都不敢说话。 

“我一直记着那蜡烛，记得我哥哥给我读书。” 

奶奶又想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