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我的继母，是在二伯家位于祁连山路的房子里。那一年我十七岁。已经差不多快要过完会有危险被可怕继母下手毒害的年纪，因而内心踏实得很，像逃脱山崖后吊桥方才收起，惊魂被时光毫不用情的翻转所悬置。我想起十岁时母亲曾对我说，古话说的好，“宁跟讨饭的妈，不跟当官的爸”，我就兢兢跟了母亲，从此不用害怕会被下毒、火钳烫、泼硫酸、不怕会被卖做童养媳……这一类事，一旦决定，往后就很难说清对不对，人生大部份的选择都是很偶然的，但任何一种选择之后，都需要绵长的意志力来克服浅滩暗礁的责难。选错了，也没什么，大部份人都选不对。
当时的我，因为太过年轻，还不太能理解男人的腼腆与怯懦。毕竟我父亲从头到尾都没有告诉我会在哪一天和她初初相遇。不然我也好稍作打扮，作些当孩子时必然会被原谅的、逆反的准备，显得不那么逆来顺受、困窘寒酸。因为无论是在什么年纪，女人的照面总是怀揣鬼胎又意味深长，男人都不懂得这些，或者永远不需要懂得。我自然不太喜欢这样贸然的出场，父亲却显然对此毫无知觉。
我父亲是个胆小怕负责任的男人，头大，肩窄，背驼，外观与内在基本吻合。我一直怀疑他小时候得不到父母的重视，成年后才会显得那么愚蠢怕事。他一贯如此，更何况恋爱期的父母，总是在孩子面前鬼祟得像个小偷。
父亲在电话里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只敢对我说：“那个，你爷爷快不行了，家里人都到了，你要不然就来一下。”
他用将死之人来震慑我，以期搪塞那些他不敢启齿的重要的事。他显然知道怎样才能回避我的拒绝，知道怎样抛给我一个既定事实，无论我能否接到。他显然不需要我的意见，也不想面对我的意见。从头至尾，父亲甚至都没有足够的胆量叫一声我的名字。在漫长而悠远的青春期里，父亲有时叫我“这个”，有时叫我“那个”，我在他的口中就是一个远近的“区位”，而非一个活生生的人。
一晃很多年过去。
奇妙的时间会令这些不大不小的眉眉角角渐失存在的意义。宏大的情绪包袱就像被豪雨掸去的发梢的灰尘。硬要记得它们，反倒会显得恶薄，不通世情。忘记它们，心怀又难以平复。我有时劝慰自己，不要总是那么神经质，人活着不可能强求事事顺心，有时却又被自己过剩的敏感与无能所激怒。
父亲亲手发明的这种非正式邀请，带有一点似真亦幻的骗术，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也是多年以来我凭借着对他绝望的评估所得到的生命经验。因而我最终决定让自己灰头土脸，周身笼罩着死亡的疑云，什么准备也没有，就冷陌生头[1]地出现。借着死亡的荫头，我和那位素未谋面的妇人互相打量，未来的一切都不得不从这里突然启航，驶向黑黢黢未明的海洋。
这是和我们命运攸关的男人所做的一个挺糟糕的决定所造成。带有鲜明的、隶属他血肉的人格标识。正如俗话所言“烧成灰也认得出”的做派，父亲唯诺利己的性情，就像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品牌产品，值得我一再收验，从未失手。我不知道那位妇人是否知道这些严酷的事，又如何看待她与我们的未来。总之，她将在漫长的岁月中面对我与父亲难以言喻的撕裂，也将制造自己与他的新的撕裂。她又会如何来看待我们这一家子滑稽的场面。总之不由分说的，她的到来，成为了袁家悲喜长寿剧的转折，向着乌烟瘴气的我们，吹了一息清澈的凉风。
我记得那一天里，父亲从头到尾都看来十分怯场。他躲在不远处小心翼翼斟酌，任由我和那位陌生妇人在屋内展开精神厮杀。伴随着一桌麻将的吵闹声，他远观着，自然可以适时进退，以不变应万变。上海话管这种掉链子的行为叫作“拆滥污”，而我们这样不得不面对并容忍的无奈则叫作“揩屁股”。我和那位妇人也没真想要帮他“揩屁股”，且这种略带暧昧的抢夺，我断然不是所谓“爱人”的对手。然而眼下的局面对我们双方来说，却是满屋子的不合时宜。我甚至连在未来继母喝的白水里加盐巴的恶作剧都无从展开，只能大器地端坐着，佯装我早就准备好了来日方长。我在沉默中邀请她。她也在幽谷中欢迎我。心照不宣。
然而那时，我爷爷还没有真正咽气。我们的聚集，就是要共同宣布他将至未至的撒手。凡事我们都需要等着他先咽气后才得以缓缓启程。在死亡的大喧哗中，子女间的小恩仇不得不先化为表面的和平来服从大局。我和眼前那位妇人，甚至还要一起面对家族人刻意放光的贼眼睛，一见面就不得不同仇敌忾起来。我们要越坦然，他们才能越失望。人人都想成为安慰别人的人，同时避免被别人安慰。在这个庞大而冷漠的家族中，我没有朋友，也没有同行者。她显然也没有。
其实当时我挺想告诉她，若人生还有别的选择，何苦要跟我爸爸。关于这次突如其来的再婚，她是真的想好了吗？也许她
没有别的选择了呢。
真惨。我心想。我实在替她难过。
她显然也有卸不掉的拘束，心思沉沉，满身月色，面孔像熨斗经过后的过分衬贴，带着热辣辣的湿气，硬要屏息架着一副矜持礼貌的面具。其实在我们袁家大可不必如此繁文缛节，没有一个人会珍惜她的优雅。袁家是一个尽可以耍无赖之处，从上到下几乎每个人都这么干过。不这么做反而会显得不那么真性情，显得看不起他们，刻意要与他们不同。这是他们万万不愿意接受的事，搏命也要讨回一个公道的。只可怜这一屋糟糕的人，暂时都只是我的家人，我费尽全力都难以与之区隔。她却还没过门，马上要过门，无知无觉进入这泥泞寒冷的泥沼地。
我估摸在那个时候，她才刚过四十岁。本来有大好的人生可以重新书写。我是没得选，她却不知因为什么缘故破釜沉舟地放弃了，像患上恶性肌瘤的女患不得不放弃子宫。我猜这背后一定大有隐情，但碍于身份，我的好意与劝解不便表达，只得深埋于心，静静地，向她掷去疑惑又同情的目光。我看着她，脑海中忽然闪现一道灵感，我觉得我们俩未必能成为朋友，但与此同时，我们似乎也不会有足够的精力成为对方永恒的敌人。我们似有若无的亲缘关系，从此被父亲的一念所规定。由他的欲望、他的孤独，框下了我们三人从今往后日复一日的度过，像一场漫长的跋涉。在似真亦幻的光阴里，父亲曾软弱又温情。但归根结底还是软弱。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那天虽是我第一次见她，却不是袁家人第一次见她。父亲作祟。而安排我们在那样的时地与场合相逢，仿佛也不是我父亲一个人的主意，他远远没有那么果决的能耐，全靠众人拾柴。这也就意味着，那天的那一场大戏，我不是观众。她也不是。然而我不知道这一切的缘起，她却是有备而来。她的沉静抖落心机。如鱼翔浅底。
她昭示她来了。向我。而我接过这种昭示，无奈的，像路过亡人。
节选自新书《细民盛宴》，新书正在热卖中。
封面图片：朱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