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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再努力了，公交车站忽明忽暗的风，裹着汤圆像往常一样渺茫的口吻，在黑色的第一滴雨将迎面飞驰的后视镜切割成一个完整的扇面时，随着大雨落下的瞬间，我感觉有一些东西，甚至是所有的东西，诸如诺言、幻梦、肥皂水般来回牵扯而又无可抽脱的彼此不满与争执，也正随着落下的氢氧化合物，就像玻璃弹珠掉落在地面上那样破碎成荡然无存的形状。
我明白她的意思，事实上早在她真的说出这句话之前，早在很久很久之前，当她史无前例地面向锦江宾馆的灯火通明，或者是人民南路引擎声比地震还响亮的敞篷跑车，流露出鲜见的惊奇眼光，并且很难再顽固地留恋日益加剧的光污染里短暂漂浮着的那些明亮彗星时，我就已经明白了她的意思。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在我们走上应天大道或是羊肠小道时，甚至已经不再牵手，只是宛如陌生人般一前一后，低头看着自己空荡一片的微信页面，即使我们都知道那里一点新鲜的东西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除了很少弹出来的每日新闻，几百条未读讯息的工作群聊对话框，或者是朋友圈里那些凭空捏造、无人问津的光鲜生活，除此以外什么也没有。确定的未来就像一根沿着大雨笔直蔓延的傀儡线，使一尘不变这四个字向着更加稳固的方向延续，就像我们早已丧失了新鲜感与分享欲的这段感情。
只是她又重复了一遍，以一种更加笃定的语气，我不想努力了，说服自己放下那些浪漫并且不切实际的幻想，很难，但我的确已经想通了这个事情，不可能了，我们两个之间，不只是关于钱，所有的事物实际上都早在我们察觉以前，走向了一个不可弥合的方向。
她说，而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从来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就像当初花重金想要签下你的那个网文平台，以及你压根不值半毛钱的文艺梦，你可以怪我，事实上你也应该怪我，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普通得就好像你走在大街上，闭一次眼睛就能错过的一百张大同小异的那些脸，就像当初在一起的时候你曾经意气风发地指责过我那样，我这样的人，生来就只有附属于他人的命，是理解不了你们这些立志于干大事的鸿鹄们，那些改变这个、改变那个、改变世界、改变时代的宏伟抱负的。
雨势渐大，逐渐使硕大的成都城向覆水难收的天气不断涌去，阑珊灯火时灵时不灵，成排路灯偶尔在随之而来的大雾里熄灭一两盏，从而将可计算的规律性切割成一片稀烂。在组织着以怎样话术能够将分手场面更显得贴切于当下环境的那一刻，忽然想到大学时作为导演兼编剧身份、排练的那场著名话剧，曹禺的《雷雨》。校五十周年庆典的压轴环节，我站在全体创作者正中心的c位，向着台下汤圆所在的那个位置、以及她被埋在几千个人头中若隐若现的一抹鲜红色唇彩说些轻飘飘的话，全体中文系同人应当砥砺前行，从西方话语体系中抢回文化霸权之类的话。才子佳人，羡煞旁人，那时候她还没有像眼前这样浓墨重彩的两道鱼尾纹。
皱纹像水墨融在画纸上那样与混乱天气融为一体，这让我再也无法从她分手的决定中苛责更多。但我仍然选择要开口询问——尽量将最终的问号压制到一个云淡风轻的语调，我问她是不是已经有了心仪的对象——换言之，我的潜台词是，我们之间是属于正当的分手，还是像狗血电视剧里编导的那样，由于第三者插足而导致的分手，了解一切的始末改变不了任何结果，但我仍然认为这件事情对我而言，至关重要。她的眉角轻轻地向上撇了撇，撇成了一个八字，盖住了皱纹的痕迹。
她说，你就这么想我，你总是这么想我，你太自卑了，外化在行为方式上就是彻底的自负和自私，万事总是优先归结到另一个人身上，从来没有想过所有的局面其实都是你一手造成的，而这也是我们分开的原因。
我说，那些都无所谓了，就只有那一个问题，有还是没有，死也得让人死得明白一些。她低头掏出一只万宝路女士香烟，细长细长的，筷子一样的形状，车站透明顶棚倾斜角滑下的一滩水染湿了过滤嘴，风几次吹灭一元钱的廉价火机，但经过她半生不熟地遮挡手，最终火还是成功点燃了，焦油和尼古丁随风在我的脑门上炸开。
她说，嗯，来4s店提车的时候认识的，一家保险公司的太子爷，我不是喜欢他的钱，我只是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够精彩一点，这么多年时间，吃了太多苦，我也尽力了，你是明白我的。我说是，能给你的，带你去见识的、经历的，跟我能给的都不在一个层面上，但是你知道这样的男人是很难耐住人性里寻欢的本能，老老实实和你一个人谈恋爱的。她说，我也没打算和他好好谈，都是博弈，跟卖车一样，在有限的先决条件下争取两方各自最大的利益，这是我进入丛林法则般的推销岗，学会的第一件事情。
天气带着捉弄的意味，以至于当我一个人踏上那班像烙进基因一样熟悉的二十四路公交车，以及熟悉的最后排座椅时，大雨在疏忽间停止。窗外印着广告招牌和蹚水的人，五颜六色的裙摆在统一成黑色的伞沿下盘旋成直升机桨翼的形状，接着在两只手掌像含羞草般聚合的瞬间化成一片烟火升起。
我一点也不记恨汤圆，在车窗街景短暂停留在印上了麦当劳甜品店的那一帧时，我几乎在刹那间就理解了她口中的一切。回想某年元旦，跨年夜，我们在水晶似透明的满月下跳舞，沿路的灯牌将怀抱里被胶原蛋白填满的侧脸照得发亮，最终正是在这样一间二十四小时营业的麦当劳里草草地度过一夜。
贫穷的人同样拥有着守护固执的权利，而对那时的我们来说，固执就是用一笔心安理得的消费换来一夜栖息的入场资格，以使彼此卧榻在坚硬座椅上的姿态显得不那么讨人厌，于是我们凑齐了最后两杯热牛奶的钱。那是我们在一起的第三年，临睡前我对她讲很多的话，如过往的一千八百天时间，无一例外。我讲宇宙中最神秘的类星体，有关于蜥蜴人的可怕阴谋论，以及前苏联勘测队凿穿地下一万米所找到的地心文明存在的证据，在那盏讳莫如深的吊灯下，汤圆瞪大了眼睛紧盯着我的下巴，嘴角时不时发表着一两句猎奇性质的疑问。在我掏出手机给汤圆看那家名不见经传的网文公司、所发来的一封情感诚挚的offer时，我顺势将她耷拉在我大腿根的后脑勺推开，原因是公共场合里这样亲密的举动总让我觉得不太舒服，我不知道那是出于自己所接受到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教育，还是说出自于无处落脚所导致的自卑心理，总之就是不太舒服。
汤圆将眼睛凑近了密密麻麻的字眼，时不时直起身子激烈地鼓掌一番，又或者激动地用巴掌砸在我的膝盖上，嘴上不停地重复着一句心灵鸡汤，“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的”。十二月的成都很冷，湿气伴随着南下的寒流，在这座城市亮闪闪的霓虹灯管上激烈地压缩与膨胀，最终遗留下一连串的冰晶，再加上逐渐稀少的客流量促使着店员作出了关闭空调暖风这样的决定，因此显得更加寒冷，鸡汤的效用也就进而变得渺小许多。我告诉汤圆，金子发光是一件特别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事情，网络小说这样的东西，虽然来钱很快，也的确很容易出名，但始终与我投身于文学的初衷，以及创作理念不符，很容易就把人沦落为一个公式化的写作机器，因此已经自作主张地拒绝掉了他们。她说，你总是想得很周到，我就不一样了，反正我也没你们这些搞文学的有那么多的崇高理想，觉得人活着开心就行，毕业之后能简简单单考个公务员最好，考不上就找个银行柜台，能坐着上班就是我全部的愿望。到时候我们也不用硬要买房子买车子，反正大城市嘛，交通工具什么的都很方便，在周边区域租一个简单的二居室，每天坐地铁上下班，累是累了点，但还是很方便，也不用背负房贷的压力什么的，稳定下来就买一只猫一只狗，傍晚时候牵着绳子去河边一起散散步，一家四口，能攒下钱就生个小孩，攒不下钱就咱四个，简简单单的，就这么平凡地过一辈子，多好。
那时候我总觉得汤圆面对未知生活所展示出的那样一种消极态度与平铺直叙的生活规划，是一种胸无大志的具体表现。但直到我们真正走出校门的那一刻，在学历贬值的大环境下，将自己像压境的蝗虫一样融入密不透风的毕业潮里，投稿多次，石沉大海，有过几次短暂的实习经历，但因为种种原因终归不能长久，才明白对于生活而言，平铺直叙远远要比曲折离奇更加艰难，这一点放在写作里其实也是同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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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间最大的敌人，甚至都不只是一个具体的人，看似的第三者只是在一个恰当的时机出现，就像在那个麦当劳的深夜我们所经历的那次恰如其分的停电，在终于降低到冰点的室内温度与店铺角落若隐若现的浅绿色应急灯下，我听见那个裹紧的躯体内发来的断断续续的啜泣声，从而将过程里的一切全部以加码的形式推到了苟延残喘的骆驼背上。
我听见了汤圆的哭，我只是始终不明白在那阵轻微微地啜泣所伴随着的身体共振下，隐藏着的更深含义。为此我甚至一度将汤圆当时这样的行为，归结到浪漫后的感动、或者是美梦后的失落什么的——其实还真挺浪漫的，一对失意、并且大概率在未来生活中也将各自失意的男女，在一个集体狂欢的节假日里，将身体埋进热闹中被遗忘的一片土地，迎接着这样一场此去不知道归期的停电，同时在黑暗里感受着彼此的体温，放文艺片里就是浪漫他妈给浪漫开门，浪漫到家了。
当然后来我知道生活才不是文艺，生活除了自作主张的浪漫幻想，其实还有很多更加重要的事情。那之后分手就时常被加入我们的议题，起先都是以一些玩笑的形式说出，后来一语成谶，逐渐因为许多事情变得争执不下。毕业前我们谈到结婚的事，恰逢我作出第二个重要决定，也就是以一名优秀毕业生的身份，放弃因为研究生扩招而凭空砸在我头上的保研资格，在钟楼形状的文新学院办公楼，b303房间，马不停蹄的风扇叶片下我几乎与一心好意的辅导员以吵架的方式结束了这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辩论，我义正严辞地宣称自己对于文学批评这一事业不感兴趣，一定要向着职业作家的理想道路一意孤行，显然在这样的职业规划下面，复杂社会是比象牙塔更加适合我的培养皿，一切艺术都是源于生活。辅导员“啪”得一声用巴掌砸在鼠标滚轮上，办公桌熄灭的液晶屏幕倏忽亮起，映出了股票走势的一条条曲线图，他指着鼻头冲我大喊大叫，作也是需要成本的，大好的机会放在你面前，你知道有多少人背后为了这么一个名额挤破脑袋吗，我理解你喜欢写作的决心，但是有什么冲突吗，读书还是工作，就算不为自己想想，也得为父母负责任。我说，我父亲早在十岁那年就去世了。他说，那你妈……你母亲呢，一个人辛苦把你养大，看到你能有个好一点的着落，就是她最大的愿望。我又解释，也已经改嫁了，对我没有太多要求，小县城女性，封建思想严重，觉得回去做些什么都好，能落叶归根就行。他说，你太偏执了，你命由你，但你由不得自己。我说，不，我只是比任何人都知道我自己想要什么。
出来后走在樱花下落的校道中，那座积木般圈养着卡西莫多的钟楼，看着某一个在线性的三百六十五天时间里一直处在维修状态中的下水管道、如今终于拆掉了靠近道路左侧的鲜红色警戒线，想到与汤圆迎面撞在一起的那个夏天，瞬间拥有一种时空恍惚的错乱感。我打电话想要告诉她我在“自愿放弃保研资格承诺书”上留下一行草书形式的签名的这件事，接通时恰巧她正在校门外的工商银行进行入职面试，伴随着电话那头支支吾吾的问候语，以及嘈杂的环境音效，我正盘算着该以怎样的开场白去述说整件事情的始末，汤圆就以“自己即将入场”为由挂断了电话。
我未来得及开口，她也未来得及听，以至于这件事情最终成为这段漫长的亲密关系里一个难解的谜题，到现在我还在想着，如果当时我能够再耐下性子一些，不只是对汤圆，同样是对我的辅导员，对一切在我生命里的某个节点踏着希望而来、带着失望而去的人，我耐下性子，挑选一种更为妥当的表达方式，成熟理智、并且不带有任何排外情绪地向他们阐明自己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那么是否就能够阻止命运怪圈里接下来一切的发生，从而充分地将航线里的操舵调转到另一个方向上。
蝴蝶效应的第一轮闭环所带来的后果就是，我逐渐发现在那个时候，其实在我的心里，已经不太清楚自己究竟想要的是什么了。未经现实充分打磨过的原石般的死板，使我在辅导员面前那些信誓旦旦的发言，在反差袭来的那一刻，显得如此可笑与不堪一击，而张峰最终成功接替过来保研名额的这件事，无疑又将我感受到的不平衡放大了一些。
张峰是我的大学室友，富二代，中文系同学，并不热爱文学的中文系同学，与这个专业奔着更低的录取线与更高的就业率而来的百分之九十的同学都一样。大学四年胡吃海喝，写打油诗泡妞，用虚构的家庭条件申请大学生贫困助学金，接着用重金砸下校级三好学生的殊荣——不知道在我作出走出象牙塔的决定之后，他以并不算优异的学业表现，接过了保研资格，这件事背后跟他那个腰缠万贯的爹有没有关系，反正好运最后还是落到了他的头上，一如既往地落在他的头上。
我与张峰除偶然性成立的共处一室的关系之外，实质上还存在着另外一层情敌关系，当汤圆抱着一大叠教学资料与我撞个满怀的那天，张峰就在我的身边，并且率先面对这位脸上写满了纯情的姑娘展开猛烈攻势，最终失去白月光的痛楚也一直让我们两人的关系不太对付。审批结果下来的那天，张峰包下了地平线上三百米的旋转餐厅请全系人一起吃饭，临行前特地嘱咐我将汤圆叫上，美其名曰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但我知道这场庆功宴原本就是为了办给汤圆看的。在全透明落地窗折射着太阳光线所带给人的巨大炫目感中，张峰穿着领子打到下巴的阿玛尼西装，站在立起的麦架前，摇晃着手里的高脚杯，熟练地面对翘首以盼的一张张脸说着模版式的官话，什么要感谢自己、感谢家人、感谢老师和同学、感谢热爱和执着一类的话。礼仪嘴里“啪”得一声倒计时，几瓶香槟酒迎着瓶盖飞出，酒精结结实实地泼洒在我们的头顶上方。
张峰向我和汤圆敬酒，飞天茅台，寓意着我们所在的地理高度与他本人一发不可收拾的大好前途，他一杯一杯地敬，我夺过汤圆手里的玻璃杯一杯一杯地喝，全场人再来一杯再来一杯地不停起哄。在火辣辣的酒精淌过喉咙管的一瞬间，压缩画质中一对对急不可耐的绯红双眼，我站在落地窗边，向着脚下拱成了一片灯泡罩形状的硕大城市进行漫无目的地俯瞰，总觉得自己下一刻就将从三百米的高度坠落下去，就像被天穹气流折断了翅膀的鸟，一声不响地坠在地上，只剩下在场所有人“友谊地久天长”的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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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会结束后，我们还去到了一家金碧辉煌的ktv，由于我已在茅台酒的洗礼下醉得不成人样，因此关于那晚的记忆实在模糊，除去张峰在众人拥簇下面对柜姐掏出一张黑卡示意大家玩得尽兴的潇洒姿态，以及我搂着汤圆唱五月天《如烟》的画面。
生命是华丽错觉，时间是贼偷走一切，在来来往往的人头攒动里，我拉长了嗓子，贴近汤圆的耳膜声嘶地演唱着。途经她面颊反弹而来的酒精气味，让我满脑子都是初见时我伸手拦住她因为巨大的冲击力向后倾斜的躯体，从她手底飞出从而洒满了天际的、由每一张白纸构成的一场倾盆大雨。
酒醒之后，汤圆面对我面对张峰的嗤之以鼻而嗤之以鼻，事实上那时候她已经变得有些不一样了，当然我说的不一样并不是指她变得更加功利或者世俗一类的不一样，只是说临近于走出校园的压力，多少会为一位早熟的姑娘提供一些看待事物全新的视角。
我也并没有像此前预想的那样，告诉汤圆自己将保研名额拱手相让这一既定事实，一方面是觉得告诉无用，一切都已经自然发生，一方面是担心着她的不理解。我向她抱怨，这孙子平日里不学无术，对文学半毛钱兴趣都没有，整晚整晚和不同的女孩夜不归宿，连毕业论文都是请人代写的，不知道又是动用了哪一层关系，最后把这么宝贵的名额给弄到了手——言语过激，自然就给人一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嫌疑。汤圆斜着眼睛看我，说她就觉得这样挺好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本来就是一个处处都充满着竞争的社会，干大事的人，为达目的恨不得动用一些特殊的手段，历史本来就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关于汤圆在那一刻的说法，有两个地方我不是特别赞同，一是出于一名文学生对于文字上的敏锐，我特别想告诉她，人不为己的为其实是二声，这个成语说的是人不做自己、人不修身的话，老天爷都无法饶恕，跟利己主义没有半毛钱关系；二是历史也并不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天公地道，自在人心，很多时候我们作为新新男女，在一些个性化的品格无处彰显的时候，总是喜欢将枪口对准真善美的普世价值，其实这是不对的，一点也不酷，反而显得人缺少了必要的思考，从而格外盲目。
但我并没有将内心想法全盘托出，只是选择沉默地应对。人无法用轻飘飘的一段话留住一个逐渐将弧度提得更高的屁股，我之所以说屁股，是因为汤圆那段时间频繁地出入健身房，并且将银行面试未果的这一败笔归结到自己并不明显的生理特征上，汤圆说，当她伴随着一队统一的正装缓慢地向面试室挪动的时候，放眼望去就她一个人的骨架最小，穿着包臀裙跟小学生玩Cosplay一样，轻垮垮的，难免就输在了第一印象上，给人以不知性之感，自然而然就错过了这个机会。我说，知性不知性的，跟一个人的身材也没有多少关系。她说，但那是一个敲门砖，首先得有金玉其外，别人才会尝试着去了解你更多，否则再怎么努力也都是白搭。
端倪与改变的痕迹本该在第一时间就引起我的注意，就像与汤圆有别于曾经以往、显得更加牛头不对马嘴的对话。但求学时所经历的温室环境仍然在回忆里被放大成看似稳固的彩虹泡沫，以至于每一次回头时，总觉得自己还在从前那个被鲜花与蝴蝶围绕着的位置，同时随之而来的理想主义一度令我选择了一种闭着眼睛不去看路的生活方式，我活在自己的心灵世界里，从此将汤圆推得更远。
到那时我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的作家梦，我此前将这件事情想得足够简单，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只要足够努力，终日思索，不放弃自己的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感，最终就一定能够成事。事实是我也的确这么去做了，毕业后我时刻关注各大征稿公众号，在第一份发传单的兼职工作期间挤出时间参加了几项作文比赛，在等待与失败的死循环里感知着向前的进度条一次次失效跟重启。大半个月后的某一次工作视察，老板面对着垃圾桶一叠毫无褶纹的油纸片勃然大怒，指责我工作偷懒，背着人将传单一股脑全塞进了垃圾桶里。
我几乎以一只脚跪在地上的姿态，试图使手里的传单与垃圾桶里的传单之间的对比更加鲜明，我正义凛然地冲他吼了回去，说这明明就是不同的两种颜色的纸，一种是黄色，一种是紫色。老板说，别想骗我了，昨天我们发下去的传单就是紫色，这肯定是你昨天扔进去还没来得及被收走的。我说，你怎么能这样诽谤我，法律上都还讲究疑罪从无，你连证据都没有。他说，谁说我没有证据，你看我们的宣传资料左下方的位置，都是有一行编号的，发到每一个人手里传单的编号都不同，你刚好是三，垃圾桶和你手里的都是三。他又说，考虑到你一学生，才出社会，很多事情抱有侥幸心理，再加上没有人监管，一时间铤而走险也是正常的，这种事情我也见得多了，不会追究你的刑事责任，但你这一个月肯定就是白干了，一分钱都拿不到，谁叫你一失足成千古恨呢，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后来当我每一次回到这个地方，看见类似于那时候我的一张张青涩的脸，或明或暗的目光里递来的每一道未知地期待着的神采，并且双手接过他们手里不同颜色的传单，才发现原来每一种颜色、每一个人手里传单的左下角全是三这个数字，那是因为这家火锅店的名字叫做“三人行”，宣传标语“必有我吃”，在有意曲解文化的押韵设计中，几乎每天都是人满为患，听说后来在全成都分店都开了不少。
我第一次找汤圆借钱，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汤圆那批全新认识的闺蜜口中背负吃软饭的骂名，是在她从事销售岗位之后，同时也是我成为那家新媒体公司的实习生之前。汤圆的运气很好，入职三天就卖出了辉煌业绩史上的第一台车，并且还是以按揭的形式，我对于这件事始终不甚理解，心想按揭怎么能比全款好，客户欠你一大笔钱，怎么也觉得心里不太踏实。汤圆解释说，你还是太年轻了，都是奔着贷款的利息和手续费去的，反而看别的有钱人一掷千金全款提车的画面，我们的心里其实都不是特别开心，因为车款全返给厂商了，像我们累死累活，连个商业险都捞不着——尽管从事这样的一个行业不久，但她已经拥有了一个足够体面的老手姿态。
用第一桶金请人吃饭，在4s店认识的那些据汤圆的主观描述，拥有宝石般热心肠的男男女女。太古里的一家韩式烤肉，在汤圆的吩咐下，我作为游手好闲的失业者，赶在他们下班之前在长龙队伍里手持着入场券等待，接着因为桌面大小和加座问题与服务生你来我往地争执一番，最终坐在角落里最大的圆桌孤独等待。不大房间里攒满了人，以家庭和情侣为组成单位，噼啪燃着的炭火从房间的这一头到那一头，我点亮了手机屏幕，像曾经百无聊赖的每一个分秒，伴随着后厨穿过墙壁缝隙的一阵油烟气味，将朋友圈一划到底，接着又迅速地返回，在她的那位叫做王姐的女同事所转发的一则售车广告中，确认了充当车模的汤圆，穿着瑜伽裤对着反光的车面大秀臀部曲线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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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评价我们发生在那一天、烤肉店厕所门前的那次巨大争吵的幕后原因，明面上能够归根于狂欢之后在结账这一环节所留给我们的一地鸡毛，但更多的，也不过是关乎于我廉价的自尊心，以及逐渐在两人之间出现分歧的价值观念与经济收入而导致向一方严重倾斜的感情天平。
齐刷刷的奥迪车队、耷拉着肩忙于进出的门卫保安，以及隔着大老远就能透过半透明车窗分辨出来的每一张笑脸，所有的这一切被冗长的油烟泾渭分明地分隔在玻璃窗外并不算太遥远的位置。车门整齐地一开一合，拉直的裤腿与高跟鞋先后回归到贴近于沥青路面的位置，一次低头确认菜单并且将头抬起来的转瞬间，我在一张张春风笑脸的包裹中看见了汤圆。
无疑她是那一帧画幕里最闪亮的女主角，闪亮的落日阳光以任意锐角打在她的身上，从额头到肩膀，横穿过在充分阴影的映衬下显得高耸的鼻梁骨，一直到那件闪闪发亮、装满了宝石碎片的晚礼裙。泊车人接过一连串的奥迪车钥匙，汤圆从兜里风光地掏出两张比阳光还闪的百元大钞，以一掷千金的姿态塞到平整的白手套里，浑圆的屁股弧度在半透光的一卷纱布下若隐若现。接着开始吃饭，人贴着人围成一个密不透风的圆圈，在众人的起哄下，我被逼着作出了一番虚伪的自我介绍，自称为汤圆的未婚夫，一位目前专注于闭门造车的青年作家。
我并不太擅长撒谎，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尽管我和汤圆在这之后重蹈覆辙般的每一次吵架，她总是将我描绘成一个惯于画饼的撒谎者形象——例如才在一起的那个夏天，我们并肩躺在学校足球场上谈论各自喜欢的恐怖片的时候，我对她说终有一天要带她一起去挪威看极光捉海虾之类的——并且企图通过这样那样的论据剥夺我在这段感情里曾经拥有的正义性与合法性。但总的来说，我自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不够踏实的人，人总是需要说一些情话的，可能对于我们这种能力有限的人来说，难免会因为实现得太少、从而给人一种不切实际的既视感，但也不能一杆子把我们打到只会逞嘴上功夫的嫌疑上。
总之由于我在这种场合的不善言辞，我的谎言编排得极不成功，支支吾吾，断断续续，漏洞百出，出于圆谎的动机甚至一度将话题扯到了曹雪芹终身闭门写作《红楼梦》这样的事情上，但好在他们对此不感兴趣，很快打消了对于这位突然杀出的未婚夫的关注，将话题转向了更有心得的插科打诨的方向。起子在瓶盖飞舞，啤酒泡沫应着“啪啪啪”的音响飞出，我插不进去他们对于某一位抠门客户的吐槽，只能低头给在座的每一个人夹菜，将白菜叶子平铺在烤盘上，王姐用一根筷子粗鲁地打在我的手指，说了三个字，先放肉。
接着开始谈车、谈房、谈四川省哪一处的高尔夫球场最有格调，谈邻居家的女儿花大价钱假办了国外名牌大学的毕业证，最后如愿钓到了留洋归来的金龟婿。以王姐为代表一群人的势利眼在酒精不断下肚的过程里逐渐向高潮累积，几乎以明示的口吻告诉汤圆，男人这种生物一点都不可信，你看在场这么多男人有几个是好种，就跟吃烤肉一样，都是吃着碗里的望着锅里的，爱情这件事就跟我们卖车一样，以物易物的事情，能拿到手的才是好的，其他全是白搭，别相信什么相濡以沫或者是共同富裕，往往幻想才是杀死女人幸福的罪魁祸首。说教的过程大致持续一个小时，接着我用脚尖轻轻推动地面上残留下来的一地狼藉，站起来去吧台结账，服务员一脸冷漠地在计算器上指指点点，最终给出一个抹去零头的数字，八百。
我伸手在自己的裤兜里拼命摸索，将所有分散的钞票以一丝不苟的形态聚合在一起，几乎是掏空了自己一切存款，就只是凑齐了三百块钱。无奈之下就只有掉头回去，在众人异样眼光里低头对着汤圆耳语，接着扶起她在过量饮酒下显得颤巍巍的嘎吱窝，又一次向前台走去，在汤圆将自己粉红色单肩包拉链撕开，暴露出一叠毛泽东头像时，我借口要去上个厕所，回过头看见以王姐为首的一群人凑在一起，面对我们并不协调的背影说着什么。
我哭了，在不分男女的厕所隔间隐约飘来的恶臭气味里，先是低声地啜泣，很快一发不可收拾，转向了更加不可控的音量。我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作为她的生命里最为亲密的一份子，面对她在进入社会很快便能够实现的阶级跃迁，我第一时间竟然会因为自己在恋爱里可怜优越感的丧失而卑鄙地感到难过，顿时我就觉得自己特小家子气，根本就不像个男人。出门后众鸟散去，汤圆看起来酒醒了不少，笔直倚靠在洗手台边等待着我，事后我才知道她在整个过程里一直装醉，为的就是让这场暗流涌动的狂欢尽早平息下去。
汤圆责备说我总是这样，从最早在一起时就这样，永远以自我为中心，分不清时间和场合，每每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时，总是要扫所有人的兴。
在厕所深处第三次仓促的冲水声里，我已经从嫉妒、冰冷、并且自卑的情绪里走了出来，开始能以更加全面的自我认知为主导，从而将自己心底的想法原原本本地说出，我对汤圆说，我们分手吧，你很好，是我不好，我接受不了现在这样的一个你，更接受不了现在这样的一个我。汤圆的情绪在突来的五个字中也开始向着崩溃迈进，嘴角轻微地抽搐一番，鼻梁上下耸动，问我为什么。我说，原因有三点，第一……我噼里啪啦地说，汤圆一耸一耸地听，中途时不时还有保洁员在两人之间狭小的缝隙中推搡着穿过，我大致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是不同世界的人了，感兴趣的东西、选择的生活方式、关注的话题，什么都不一样，你见过一匹马和一匹骆驼在一起吗？她说，见过啊，动物园。我说，现实世界不是动物园。她说，现实世界就是动物园。接着我提到那张臀部照片的事情，我拿出手机径直翻到广告内容，我说，其实什么都好，她走在我的前面，结识这样一批通过商品属性将人划分为三六九等的人，在一个对于我完全陌生的行业发挥天赋并且大放光彩，尽管我对于很多东西抱着不理解的眼光，但终究还是希望她能过得更好，我唯一不能接受的就是自己的女人面对镜头作出这样的姿态，并且造作地展示给全世界看，就像…就像…她瞪大眼睛，双眼通红地向我发出受伤雏兽般的咆哮，说你就这样看我，你要是能努力一些，我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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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烤肉店吵到了太古里的lv专柜，接着将彼此怨气沿着闪闪烁烁的红绿灯向春熙路与天府广场蔓延，与其说是吵架，不如说是我对汤圆极尽着一名文字爱好者睚眦必报之能事，好听不好听的话都说了不少。汤圆的酒完全醒了，整座城市也随之苏醒，冉冉升起的一轮金黄圆月带给脚底下的一万四千平方公里以一种拨云见日的清晰感，视线尽头的一盏孔明灯向着月圆的方向不停攀升，顺着CBD的摩天大楼侧面画出一道黄金分割线的轨迹，那时候我们才意识到这是一年端午。手捧着鲜花的小孩因为社会经验的匮乏，将假想客户错误投放在一对并不愉快的男女身上，并且伸出手掌将我们拦住，示意我给身旁的大姐姐买一朵的时候，汤圆忽然停止了自己口中的咄咄逼人，转过身将我一把抱住，又一次埋头痛哭。
越来越多、千奇百怪的孔明灯在并不恰当的节日夜空中升起，卖花小男孩手足无措地仰望着我们的奇怪行径，我摊开掌纹沿着汤圆光滑的马尾辫向下抚摸，最终端端停留在她的后脖颈，那一刻我清楚地知道汤圆是为了什么而委屈落泪。两年前同样的一片背景，为了实现在随后一个冬天双双奔赴锡林郭勒大草原的渺小理想，在近乎于平行时空的回忆里，卖玫瑰花的人被置换成勤工俭学的我们。汤圆用自己瘦弱的胸膛承载着尽可能多几朵花的重量，面对成双成对的远去背影拼命展示自己生涩的推销话术，最终被一辆逆行的电瓶车迎面刮倒在粗糙的路面上，不远处的奶茶店敞着喇叭放杨千嬅的一首粤语歌，《再见二丁目》。
给我一笔钱，两千，我还想试这最后一次，结束之后无论成功失败，我都会踏实找份工作，然后买车买房，最后我们结婚，有一些东西被我亲手捏碎了，就像是碎叶子融进漩涡那样融进了我的身体，我必须要给它们一个交代——我发狠地攥着汤圆颤抖中的躯体，说出了那天源自我口中唯一的一句人话，之所以没有用到“借”这个字，是因为不想让自己显得太过置身于汤圆的崩溃以外。她问我，要去干什么。我说，去一个地方，那里或许有能够帮我一把的人。
几年前我们没能去到锡林郭勒，几年后我的目的地在武汉，绿皮火车在颠簸的山峰间沿着长江的脉络移动，悠长的鸣笛声与规律的马达声几乎将大大小小的山头填满，我坐在车厢最靠近窗户的位置，在时不时蔓延开来的二手尼古丁气息里遥望大山深处像海水一样的树，过程里汤圆给我发来一封短信，说自己打算要将头发染成另一种颜色，问我什么样的最好，火焰一样的红色，还是麦田一样的金色。
我在武汉只呆了一天，原本预计的是事情顺利的话，我怎么也得呆个两天三夜，同时请网络上那个以扶持新人闻名的编辑老师吃顿饭什么的，加上来回的火车票，一系列开销算下来，找汤圆要的两千块钱将将够。但事与愿违，十二个小时的车时，从夜晚坐到白天，接着跟随手机导航去到那个假想中能够改变我命运的出版社，从正襟危坐的门卫口中得知早已经在半年前倒闭的消息，在火车站旁冷气失效的青年旅舍度过潦草的一夜，接着无缝踏上返程的同一班车，在火车头驶进一片夜幕的瞬间，躲在烟味弥漫的厕所中撕毁了自己随身携带的几十张A4大小的手写稿。
我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投稿，亲自赶赴出版社现场，跳过很容易带给人一种石沉大海感的稿件邮寄的环节，从而得到与编辑进行当面交谈、或者说是毛遂自荐的机会。我对此还挺有信心的，不是说对于自己才华的信心，而是觉得奋不顾身的理想主义一定能够打动一些人，至少说能够打动从事进行文艺活动的人。GPS绕过百转千回的狭小道路，我多次换乘不同的交通工具，从武昌站一路经过黄鹤楼，最终抵达凭空出现在一片荒芜之中的、城市角落的那个终点站，站在杳无人烟的大铁门前我四处瞭望，嗅到香樟树深处传来的一股欲拒还迎的奇怪气息，我拼命地深呼吸，于是味道也就愈发显鼻，那是一股有别于天底下任何铜臭的、轻飘飘的味道，我想这就是文化的味道。
当然，当我走进了三人高的铁门，站在结满了蜘蛛网的招牌下呆站了半晌，最终又涩涩地退回到大马路上，并且与一辆满载的垃圾车擦肩而过时，才明白那其实是附近一座垃圾站的味道。出版社倒闭了，稿件搭成的特殊物流线仍然在滞留的信息链中稳定运作，尘封的玻璃门外堆满了足有天花板高的大小白纸，放眼望去还能看见一些与我相似的笔迹和封面。后来门卫厅内走出来一个眯着眼睛的人，嘴里叼着烟、隔老远望着我，说半年以来，几乎每个星期都有像我这样背着双肩包无功而返的。我问，那xxx老师现在在什么地方，是不是跳槽到了其他的出版公司——我不知道那位德高望重的编辑老师的真实姓名，因此搬出了曾经在搜索引擎上查找到的笔名，同时寄希望于这位衣衫不整的门卫拥有超出其外貌的坚挺记性。
他将自己指缝般细长的眼睛合起来又睁开，过程里吐出既视感中显得浓度最甚的一圈尼古丁，告诉我，他记得这个人，公司破产的时候自愿留下来善后，一封一封给作者回信，最后听说是回老家当了一名语文老师什么的。
这件事再次说明，幻想之所以那么美好，是因为它只是幻想，是因为难以实现而美好。于是我又一次在美好桥段与现实状态的巨大反差下，人格被拆解为一大堆碎片，并且错失了逆转这样一种朝不保夕的生活方式的契机。撕掉了这几年的辛苦结晶，我回到成都，汤圆染了头发，既不是火焰一样的红色，也不是麦田一样的金色，那是苍穹一般的、穿插在七彩光芒中最为亮眼的一缕浅浅的天蓝色。
汤圆面对我一无所获的归来并不感到意外，只是将自己新鲜的空气刘海夹在两根手指之间，接着轻轻向下搓捻，她问我，钱还剩多少？我说，用得不多，来回车票加上一晚的住宿费，满打满算就五百。她叹了口气，尽量使自己拥有一种语重心长的老成口吻，说早就告诉过你梦想不能当饭吃的，不过这样也好，花钱买了个教训。
接着生活在某种意义上终于回到了正轨，找工作，病急乱投医般地投出去无数份内容一致的简历，唯一收到的offer大致还算对口，一家在某直播平台从事短视频拍摄与发行的新媒体公司，我的全职工作是居于幕后的编剧，兼职拍摄时一系列的场务工作，工作时长不算固定，平均下来每天高达十四小时，月基本工资两千四，以视频点击量为标准还能到手一笔提成，但也不是特别多，相比之下就连备受争议的996也成为了我遥不可及的梦。
视频是有编剧的，就像是走在马路上目睹一场拉法撞见兰博的追尾车祸、尾随着前进的行李箱以僵硬姿势碰瓷的老年人，或者是拿着大砍刀与某位水果摊主当面对峙的精神病患者，背后都存在着一些创作先于发生、或者是演员配合表演的剧作法因素在。这件事情其实不难接受，蛋糕那么大，观众又那么傻，欧洲古典主义都讲究一个戏剧上的“三一律”，更何况经过善于学习的中国人在几百年之后的充分发扬和借鉴。本来就是要挣钱的，加上这个行业巨大的时效性，几天的时间弄不出点击量破百万的爆款，可能就被互联网给淡忘了，抱着做公益或者是做艺术的心态弄这东西肯定不行。
说是编剧，掌握了整个视频拍摄期间最基本的价值导向或者是艺术风格，但其实也就只是个代笔的人，在一周一度的创作会议上，深谙流媒体爆红之道的、从某某影视公司花大价钱挖来的一位制片人面对黑板上的创意侃侃而谈，接着我用笔记本电脑将所有的东西记录下来，运用自己在文字方面的心得将创意变成一个更加实实在在的东西，比如提前将一只新出生的小奶猫塞进下水道，一群演员从镜头前不刻意经过，不经意间听见惨痛叫声，接着齐心协力、不惧污水地将它救起，全过程配上《明天会更好》这样的催泪音乐，结尾处向观众发出要爱护动物的真诚呼吁。
我很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也很明白这样的事情距离我当初一门心思想要踏入这个行业的初心相隔有多远。创作就好像是在对一群陌生人说话，而无论什么时候说真话都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是一个人功成名就、一呼百应之后才能去做的事情，这一点不只是对于写作，包括在与汤圆的相处时也是一样。
找到饭碗这件事将我们之间的不平等向着可逆的方向拉回了不少，但我仍然在愈发显著的收入差异下逐渐丧失着自由表达的权利，汤圆认真地投入到销售的事业，带上她蓝色长发下显得稚嫩、人畜无害的一张学生脸，就像鱼儿投入到汪洋大海里面，很快用一笔笔六位数的账单将自己辉煌的履历填满。在发出买房这样的提议时，恰逢她荣升为地区分公司主管与我在新媒体公司实现转正的同一天，初春将至，新生的树枝耷拉下来的柳絮带给我一些过敏性皮炎的症状，密密麻麻的小红点从我的嘎吱窝蔓延至小臂的位置，汤圆握着中性笔在小本子上写写画画，眼神时不时从海浪般的发根下透出，我急不可耐地猛抓自己浑身上下的痒点，很快就由于过大的面积将自己挠成了一团火红。
以这样的状态与汤圆隔着一张狭小的茶几相望，我忽然想到一本小说的名字，《冰与火之歌》。
紧密地计算结束，她就像结束了大战的雄狮骄傲地抬起头，告诉我，以我们现在的工资，算上接下来预期理论中的收入增长，在养活彼此以外，定期缴纳一份二十年期限的月供不成问题，就是首付这事得和各自的父母商量商量，看看具体该怎么分配，最好是一半一半，大家面子上都过得去，到结婚的时候再拟定个婚前协议什么的，现在的人都喜欢这样弄。我试探性地问道，像我们现在这个年龄，说小不小，说大吧，也还有好几年能用来奋斗，现在谈这些东西是不是太早了。她说，你也得站在我的角度考虑，女人嘛，谁不想趁着芳华还在的时候把未来的一切确定下来，等过两年我也就人老珠黄了，到时候发生的事情就很难控制。我说，你这人，怎么就这么没安全感。她说，安全感这东西也得看环境，就跟飞在天上的鸟似的，飞累的时候不求一根树枝歇歇脚，坠落后怎么也得有个缓冲的地方，这世界那么大，我得让一个地方永远地属于我，站久了能躺下，受委屈了能回家，用一堵密不透风的墙将自己与复杂一切短暂隔开，你想插头都能配对对应的插座呢。
我听清了汤圆关于插头和插座的比喻，换一种更加隐晦文艺的说法，在一对男女面对冰冷的新一线城市漫无止境且终日艰难的角力过程里，她不过是想要像其他所有的姑娘一样拥有属于自己的根，一个棺材板大的，在夜晚足以承载两个人肉体与灵魂的、用来栖息的地方，并且一度将这样的一种客观存在的实体当作自己奋斗、拼命与委屈着的全部意义。现在想来她其实比我曾经所想得要伟大更多，因为她一直在用力地活着，同时为自己划定了一个足够清晰的起始地，相比之下出自于一个文艺青年劣根性般的懦弱、自卑与好幻想，一直到汤圆彻底离开的这个时间，我才明白人活一辈子究竟是为了什么。
然而与此同时她始终不知道的一个事情就是，在这世界上其实存在着某一种人，从出生的那一刻就注定了无法落地的宿命，例如我十岁那年死在航海线上的父亲、改嫁后不幸患上淋巴瘤的母亲，例如寒窗苦读二十二年，最终如愿迷失在这座浪漫都市的自己，我们这些人都是没有根的，终其一生都要面临着避无可避的身份认同的问题。而这其实比一间房或者是一辆车要来得更加紧迫。
6
汤圆的计划被她本人认真地排上行程，已经是三个月以后了，我们的爱情坚挺地度过又一个春天，一直到席卷着热浪的第一阵南来的风。我们开始看房，业余时间走遍三环路以内的每一个地铁站，在我数次面对着深不见底的每平米价格面露窘迫，并且无奈重申因为我妈突发的疾病和复杂的家庭构成，也许没有办法承担如此昂贵的首付时，汤圆终于配合着我降低了自己看房的标准，我们活动的范围一度扩大到成都周边的双流、龙泉驿或者都江堰。
终于在郫县——马思唯的老家，一座二手精装修的复式公寓的楼梯口，汤圆罕见地当着房屋中介的面冲我撕破了脸皮，并且终于对我发出了最后的通牒，你知道这是在哪吗，郫都区，按几年前的规划来说都不能算是成都市，从这里出发我每天通勤都得要小两个小时，这是我最后的底线了，这次你再怎么也得去和人商量商量，这事你一味地逃避是没用的，终究要走到这一步，认谁来也得走到这一步，再怎么也得走到这一步。
我出门给我妈打电话，掏出手机的时候收到了大学同学发来的微信，刻意谨慎的措辞后跟着两个人模糊的背影图，说他没有别的意思，走在路上随手看到了就拍了下来，男的是我们的同学张峰，女的长得跟汤圆有点像，不过是蓝色头发，也不太确定，想了想还是觉得该发给我看看。我盯着照片看了半分钟，汤圆后续的声音穿过铁板一块的防盗门，别等了，打吧，无论如何都是要开口的。对话框里补充了一句，时间是在昨天，建设路的小吃街，旁边是一家烧烤店。接着又补充了一行字，还有一家七天，我没别的意思。
我一边应付着汤圆的怒火，一边将聊天记录删了个干净，最终在好友栏找回了这位朋友的头像，回了一句话，哈哈哈，汤圆从来就没有染发的习惯，张峰一直喜欢她，这么多年了，多半是找了个替代品，你懂的。接着是一张开怀大笑的表情包。
那天的电话没能打通，话筒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的提示音反而带给人一种沉重的解脱感，我将手机调成了飞行模式，对着无人应答的空气说话，说很多的话，面对着我所假想的、我的母亲一贯温柔的口吻，将自己伪装成壮士断臂的坚定语气，说些一定要想办法帮助我筹集到这笔首付钱之类的狠话。瞬间清零的信号栏给了我莫大的勇气，事实上那段时间我妈终日进出相隔三百公里的小县城的肿瘤病房，光是一次次不成功的活检跟手术都花了很大一笔钱，还因为结节的阴阳定性而整日担忧，因此所有的这些话，放在平时我根本就说不出口。
我不知道汤圆是否看穿了我自导自演的拙劣把戏，或者说她让我出大门打电话这件事情本身，原本就只是出于宣泄情绪的唯一动机，我回到由干净的大理石板所围绕而成的硕大客厅，石板能够将站上去的两个人的剪影投出一片光亮，我告诉她电话已经打了出去，我妈说给她点时间，首先得和我继父商量商量，毕竟他们已经重组了全新的家庭。汤圆斜着眼睛看我，以难以察觉的姿态微微叹了口气，从鼻腔里艰难地挤出一个字，嗯。
在地铁站道别了仍然幻想着迎难而上的中介，回城途中一路无话，汤圆从粉红色背包里扯出一条打成结的有线耳机，胡乱地戴在耳朵上仰望着线路图发呆，面对买房这种人生的刚需，她终于丧失了一以贯之、咄咄逼人的执着，我想那时候其实在我们的心里，实质上彼此都已经心知肚明两个人再也走不下去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我们是一对相依为命的插头，从泛浮着荣光的学生时代，到各自融入到苦命的打工人身份当中，五线谱一样险象横生的时间线里，繁华得足以将一切抹去的大城市里，我们曾经拥有的就只剩彼此，在近乎于捆绑的集体效应中，我们其实就只需要完成唯一的事业，那就是找到某个适合的插座，接着在通电的瞬间彼此拥抱彼此，从此至死不渝。
但直到那一刻我才切实地明白，原来插头和插头一起，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件累赘，而那时候的张峰，或者说现在陪伴在汤圆身边的来自保险公司的人，他们才是手握着生杀大权般的插座的人。
汤圆和张峰在一起，在我被朋友惊动起察觉的回忆里面，大致也只有半个月的时间，期间我们一直在以一种讳莫如深的相处方式延续着我们的共同生活，但她脖颈深处时不时出现的唇印与傍晚出门时采用的拙劣借口，几乎每日都在强有力地提醒着我地下工作的发生。一个满怀着心事的人其实会生活得格外辛苦，分手那天汤圆强挤出一张笑脸，以想要开着热水体会桑拿为由，将自己锁在卫生间近两个小时，出来时面部干净，一滴水汽或者说眼泪都没留下。
那时候我才发现她引以为傲的天蓝色长发已经有了些褪色的迹象，不过她和他们不一样，想太多的生活方式令她的头发褪成了一大片白色，汤圆坐在梳妆台前面对着一张近乎扭曲的脸，忽然开始了猛烈的抓狂，她像一只中了毒的野兽狂薅自己的头顶，白发化成了柳絮翩翩地落在卧室的地面上。
我知道他们不会长久的，正如我知道我们也无法长久一般，张峰那样应有尽有的男人，一旦将心心念念的玩具捏在手里，很快就会将把玩的欲望丧失得彻底。在一起的最后一个月，一直到迎来这场预示着转季的雨季之前，我们变得形同陌路，与其说是等待着爱情流逝的一对情侣，不如说只是缺少了踏出舒适圈必要的勇气的室友，我们仍然睡在一起，只是不再说话，连各自的失眠都拥有了陌生的内核。
而在整个渐行渐远的过程中，在先前种种既定经验的促使下，同样是汤圆走在了我的前面，她开始躲在阳台的窗帘布后和王姐进行整夜整夜的通话，两人对货架般琳琅满目的客户信息指指点点，讨论男人的户口与存款，年龄与身高，甚至一度将生殖能力这样的软性标准也纳入两人的话题当中，在屋顶雨棚止不住的哗啦啦水流声里，我听见汤圆压低了声线熟练地应付着来自电话那头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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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我从这一切中拉了回来，就像王姐将心智未开的汤圆拉回成人规范中那样。雨又开始下了，从遥远的城乡结合部一直到城市正中心的繁华地带，这显得街道上的一切透过灰蒙蒙的车窗变得分外模糊。但每小时降水量明显减少了一些，以至于不再看见那些五颜六色的伞，更多是顶着天空行走的人。
电话是新媒体公司的制片人打过来的，开门见山地告诉我，拯救动物系列短视频在互联网上反响强烈，尤其是由我主笔的那段在四十三楼用扫帚救下一只恐高症的狗的视频，前几天已经突破了一百万的点赞，现在公司商议决定沿着这个思路继续做下去，开发出女人拯救男人的全新ip，比如男演员站在岸边围观，女演员勇武地跳进大海救出失足老大爷，立在表达新世纪女性巾帼不让须眉的时代精神，不但能迎合日益庞大的女性消费主体，还能蹭一蹭风头正盛的性别对立的热度。让我这两天稍微准备一下，做几份初始的故事大纲出来，好好弄这事肯定成，现在都喜欢讲这么个主题。
我支支吾吾地应付一番，挂掉电话后，身后口吃的老人将断断续续的音量纵贯一整截密闭车厢，快开…快开…伴随着悠长的离合声，公车又一次不偏不倚地驶离站台三百公分，才知道他的钱包在停车的间隙被扒手摸掉了，想说的是快开门。扶手顶部巴掌大小的电视机开始播放叶倩文的《浅醉一生》，在粗糙到近乎于颗粒状的画质里，前轮迎面赶上了一盏红灯，突来的急刹让我的脑门剧烈地向前倾斜，最终在巨大生物能的促使下稳当地停留在距离前座只有一小根指节的位置。手机铃响第二次，这次是一封短信，汤圆发来的短短一行字：把银行卡寄来4s店，当初用你的名字和身份信息办理的那张，工商银行，黑色的封面，里面钱是没有，主要发行的时候是限量的，对我有特别的意义，电话填前台的座机，这手机卡我也不会再用了，分手肯定是要分得彻底。我用手指在九宫格里噼啪按了一番，最终留下一个字给她回了过去，嗯。
我再也没有等到汤圆另外的回复或者说吩咐，车辆以稳定在三十的时速经过人民公园分散凌乱的三色灯，埋住夕阳的小雨下，随着车窗的移动，像视频软件的弹幕功能一样漂浮着站在卷帘门前抽烟的老人，怀抱着梧桐树杆呕吐的青年，以及顶着亚麻色的假发，提早在胡同深处选好位置的发廊姑娘。忽然开窍般意识到自己已经错过了假想中的目的地，再想到这一向是汤圆的职责，难免有一些如回不去的十八岁夏夜般，后知后觉的伤感。
但成年人并不被允许着在一次搭车的旅途里伤感得太多，温柔的广播播报着“下一站，人民南路”时，我从最后一截座位上站了起来。漫长的旅途终于让这座城市灰蒙蒙的雾得到了片刻的喘息时间，忽然视线尽头传来一片像极昼般明亮的云，就像极光撞进了地球的臭氧层，躺在足球场草坪上的那个夜晚，我摊开手机屏幕上的北欧风景和汤圆一起看见的那样一片云。云来得很快，几乎在一瞬间的时间点亮了整片成都城的天空，公交车上开始浮泛起一些隐隐约约的慌乱，勒令司机赶快停车什么的，并且逐渐衍生成为用安全锤敲打玻璃车窗的暴行。我站在后车门的位置，用手紧握住在云的照耀下开始变得滚烫的扶手，微闭着眼睛目睹着这一切的发生，直到眸子里的一切被极光给填满，我的鼻腔里全是碳氧化合物的味道。再一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永远与汤圆奔跑在了北欧的冰天雪地下面，她又一次冲着我笑，恶作剧般散开手里的学习资料和我撞在一起，火烧的云将土地一切就像火柴盒一样毫无保留地点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