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夏洛特的葬礼在巴黎的拉雪兹公墓的殡仪馆举行，于早上十点钟开始。宾客们身着深色的西服，鱼贯走入位于地下室的小小殡仪堂。拱形的石头屋顶，夏洛特栗色的棺木放置在正中央，几排同色的木头长凳，彷佛一个小型的教堂祈祷室。来看她的人那么多，连木头凳子后方的狭小空间都站满了人。夏洛特的照片，并不放置在礼堂中心，而是在右侧方的位置，支在三角画架上，像一张小小的画。照片中也并不是她的大头肖像，占据照片中心的是满满一墙粉紫色不知名的花朵，热烈地盛开；白衣的她立在一角，脸并不望向镜头，而是空无一物的远方。
葬礼是她的男友尼凯，按照她生前喜欢的风格布置的。整个过程中贯穿着一曲又一曲的爵士乐，正像她生前的样子，清淡，温暖。一年多的病痛里，很少有外人看到她哭泣。乐曲如同干燥细小的手指轻轻抚摸着出席者们低垂的头，他们一个个走上前去，用自己的动作，向她告别。有的人轻轻抚摩着她的棺木，有的人在上面放下一朵白色的花朵，有的人双手在胸口划十字，默声祈祷，有人走到她的像前久久凝视，用眼泪和静默，为她短暂的一生献上敬意和告别。
只有夏洛特的母亲徐阿姨，从葬礼一开始，就一直趴在女儿的棺木上，用和仪式上的安静气氛并不和谐的音量，大声地哭着，直到到葬礼结束，都没有停下来。
“阿霞啊，阿霞……”徐阿姨矮矮胖胖的背影，伏在棺木上，哀哀地哭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场景，总是格外令人动容和心痛，许多宾客都走过去，轻轻拍拍她的肩膀后，才离开。棺材被两双裹着白手套的手抬了起来，抬出了殡仪室。
人们陆陆续续地，也走出了殡仪室，向着公墓的铁门外走去。
2
“明天我的生日会，会有一个中国同事也来参加，是我们公司唯一的中国人。”先生说，“和你还有点像。”
“是长得像吗？”我好奇地追问。
“不是。”先生竖起左手食指，想要描述什么，却又形容不出来，“反正来了你就知道了。”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夏洛特。她给我的第一印象很好，干干净净白皙的脸，穿着简单的方口白衬衫，领口烫得平直，露出细长的锁骨，黑色的直发刚刚好盖过后脖颈，从衣着到发型都是巴黎人的风格。和同事们聊着天的她，说着一口语音优美，毫无破绽的法语；如果不是她突然对我开口说起了中文，我都差点忘了，之前先生早就对我说过的她是中国人，而且还是公司唯一的中国人。
夏洛特的中文略带点南方口音，和她略为凌厉的眉眼相比，声音出乎意料的温和绵软。她没有告诉我她的中文名，只让我叫她夏洛特就好；她入了法籍以后，便将护照上的中文名直接改成了对法国人来说更容易记忆的法文名字Charlotte。
法国每年有一万多外国人成功申请入籍，除了部分因结婚、亲子团聚等家庭关系入籍的案例以外，三分之二的法籍申请都是因为当事人长期生活在法国，文化上已经融入法国社会，也认同法国的基本价值观，因此申请成为法国公民。申请法籍时，当事人可以选择保留本名，也可以通过专门的程序申请改成法文名，印入法国护照。然而大部分人并不会选择改名，这是他们保留自己原生文化印记的一种方式。
夏洛特选择在换了国籍以后，连同名字也换成法文名，我有些好奇，但没有细问，毕竟我们的关系还没有熟到这个地步。换国籍，甚至改名换姓，在国外的华人群体当中，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由于中国不接受双国籍，换了法籍，就意味着失去中国国籍，这在很多华人的眼中，似乎暗含着一层否认自己是中国人的意思；那些少数选择入法籍的人，大部分也会淡化自己融入法国社会的意愿，强调自己是为了工作和生活的方便才换的。
夏洛特却不避讳，大大方方地告诉我，自己高中毕业就来了法国，读完了本科又去商校读研究生，实习，工作，在法国一呆就是十多年，觉得自己更适应法国的文化，也认同其价值观，因此去年申请入了法籍，又跳槽来了现在的公司。
这是一家炙手可热的法国独角兽初创企业。和中国的互联网大厂一样，这家公司以工作时间长、加班多、压力大著称，即使是清闲的季节，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也超过六十小时；而忙季加班起来，加班到凌晨三四点便是常事了。除了忙，该公司非常的本土化和精英化。先生曾半戏谑、半讽刺地跟我说，他们公司的招人标准，基本上就是：白人、男性、法国前三的高等商校毕业、天主教徒。夏洛特却一项也不沾，她是公司唯一的一个中国员工。作为外国人，在这样一个全法语和单一文化的环境里工作是很不容易的。彼时我正在忙活一个去中国投资的项目，急招各种会说中文的人才，便试探性地问她，作为外国人，在法国的初创公司打拼这么辛苦，有没有想过去做一个和中国有关的职业或者项目，把我们的语言和文化优势利用起来。
“没有。”夏洛特很干脆地回答，想了想，又补充道，“我很小就离开家，来法国这么多年了，已经习惯了这边的语言文化环境，确实没想过做和中国有关的工作。”
不知为何，我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她的想法。法国并不是一个容易融入的社会，一个外国人要把法语说到接近母语的程度，与法国人聊天时能够接得住各种梗，而这些梗往往来自于他们小时候熟悉的书籍或者电视，这对大部分的中国留学生来说是非常困难的；更不用说其他文化、饮食和生活习惯上的差异，以及周围人或隐蔽或直白的种族歧视。夏洛特不仅从事着与当地人一样的工作，还进了只有年轻白人精英才进得去的互联网大厂。
她已通过十几年的努力，将文化差异给她带来的劣势减到最低，如果让她将文化差异利用起来，成为优势——比如说，做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或是去给中国游客当导游、导购，对她来说，或许是对自己为融入法国社会而做出的努力的一种抹杀。
是切割去自身部分文化特质、努力融入一个截然不同的社会，还是选择更简单的道路，从事和自己的语言与文化相关的工作？我也曾有过这样的挣扎。我是国内本科毕业后才去法国读研究生的，之前没有系统地学过法语；对我来说，用一门复杂的全新外语啃下了两年的研究生已是一座摸爬滚打流过许多眼泪才翻过的大山。毕业时是2010年，十年前的法国不像今天，有华为、小米等优秀的中国互联网企业进驻；那时在法国做中国相关业务的，大多是九十年代华人移民的私营企业，集中在餐饮、服装批发和旅游业；也有少数国企，但是薪水极低，领导层都是国内空降来的，从本地招的人极难有上升空间。于是刚毕业找工作时年轻气盛的我，在某国企银行巴黎分行和法国创业公司的两个offer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并以自己是全公司唯一的中国人为荣。几年后，公司决定去中国发展业务，派我陪同几个公司高层一起回国。那是2015年，中国的互联网行业正处于鼎盛时期，比欧洲领先至少十年；我才发现，自己在法国的那点贫瘠的知识积累和工作经验，面对中国风起云涌的资本市场显得无知又渺小。
一方面，对回国留学生在国内如鱼得水、大展身手艳羡不已；另一方面，也深知自己多年在国外养成的工作习惯，已很难适应国内的工作环境。或许这样矛盾的心态，就是先生觉得夏洛特和我有些相像的地方吧。
3
“你记得上次来咱们家的那个中国同事夏洛特吗？”有一天，先生下班回家，面色沉重，“她得了癌症。”
先生所在的公司四月份是忙季，在高强度的加班下，夏洛特发现自己开始咳嗽、吐血，越来越频繁，症状持续了一个多月后，才去看医生。结果一检查，发现是肺癌，并且已经是中期了。医生建议她请病假回家休息，但夏洛特拒绝了，理由是自己刚刚换了工作，还在试用期，不想因此失去工作；于是瞒着所有同事，一边进行药物治疗，一边顶着病痛，和其他同事一起，继续加班。直到前一天，她像往常一样加班到深夜，突然在电脑前摔倒在地上，被同事送到医院，大家才知道，她早就得了癌症。
知道夏洛特得了癌症以后，先生一直念叨着，要请她来家里聚一聚。幸而听说她的第一轮化疗很顺利，情况得到了控制，她甚至还坚持继续上班。我和先生都放下心来，赶紧请她和男友来家里吃饭。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她的男友尼凯，他的个子很高，一头棕色的卷发剪得整整齐齐，有着对于西方人来说较厚的鼻翼和下巴，笑起来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齿。他戴着一条一眼看过去混合了不下三十种颜色的彩色围巾，色彩活蹦乱跳，与他的身高身形比起来，显得稚气了许多。
我们吃吃喝喝，几杯酒下肚，大家都放松了，越聊越起劲。我问起夏洛特这个夏天的计划，她说，打算去尼凯的父母家诺曼底消暑。我有点意外，以为她得了这么严重的病，会选择回国与父母相聚的。我斟酌了一下，问她，是不是还没有告诉父母自己生病的事。
夏洛特点点头，算是默认了。
我有点吃惊，“你打算隐瞒父母，因为怕他们伤心吗？”
夏洛特低下头，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思考。大约过了一分钟，她才缓缓开口，“其实，我跟我父母的关系，并不是最亲近的。我妈妈生了三个女儿，才有了我弟弟；为了给弟弟上户口，她把我“过继”给了我的伯父伯母。"
虽然名义上过继给伯父伯母，夏洛特从小还是和父母弟妹们一起生活。她是长女，母亲对她的要求很严格，考试成绩不好的话，必然是要挨打的。高考时，夏洛特没能考出理想的成绩，灰心丧气之余，打听到去法国留学门槛较低，只要有高中会考成绩和500学时的法语学习证明即可申请，而且学费低廉。她当下就做了决定，要从零开始学习法语，申请去法国留学。母亲也支持她，从多年做小生意的积蓄中拿出一笔钱，支持她去留学。
去了法国后，夏洛特才知道，法国的大学录取容易，但是毕业却很难；大学本科三年，每年都要淘汰掉三分之一的人。作为外国学生，一开始的法语水平连课都听不懂，每堂课下课，都得厚着脸皮跟同学借笔记去复印，然后回家，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同学的笔迹。读大学的前半年，每天做作业到凌晨四点，做不出来就哭，哭完再接着做。就这样，熬了一年又一年，终于熬到了本科毕业，研究生毕业，开始找工作。
在法国，作为一个母语非法语的外国留学生，找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十年前的法国社会，外国人仍然难以融入。特别是留学生，需要由企业帮他们办工作签证，多交一笔税，并且向政府证明自己招了外国人而非法国人的原因。所以大部分的公司为了不给自己找麻烦，在招收外国员工时，也倾向于只招已经入了法籍、或是跟法国人结婚、拥有家属签证的人。骄傲的夏洛特，不愿为了找工作而结婚，只能一条道走到黑，努力找能够给她办工作签证的法国企业的工作。
我问她，选择了留在法国生活，父母不会想她吗？他们是否表达过，希望她回国的愿望。
“他们既然送我出来留学，就是希望我能够留下来。留下来，才是荣耀；只有失败者，才会回乡。”夏洛特望着窗外，缓缓地说，“现在我工作了几年，有了一点点积蓄，又入了法籍。我想，我也终于能让父母为我骄傲了吧。“
窗外，能够看见是灯光下通体金黄的铁塔。彼时，正值夜晚十点整，铁塔全身闪烁起星星般璀璨光芒，塔顶发出一道蓝色的光柱，在天空中扫射，又落到了它东边的荣军院，照亮了荣军院的金顶，彷佛此刻的巴黎，还在延续奥斯曼时期的辉煌。
4
九月刚过，秋天已经迫不及待地光顾了巴黎，阳光苍白，天空显得又高又遥远。彼时，我刚生完小孩不久，夏洛特带着礼物来看我。她给孩子带来了一只毛绒白兔，四肢挂有不同的装饰，据说每个装饰都对宝宝的其中一个感官发育有益。她用了一个连我这当妈妈的都是第一次听说的专有名词，“感统协调”。我把白兔递给宝宝，还不满一个月、不能抓握的他，用自己不灵活的小拳头努力去碰那只白兔的脚，发出“呃呃”的声音。夏洛特和我都忍不住笑了。
我推着婴儿推车，和夏洛特一起去公园里散步。公园里，大部分的树已经变成金黄色或橙红色，有些不耐寒的品种，甚至已经掉光了一大半的叶子，彷佛穿着单薄的高个儿人，在清冷的空气中瑟瑟发抖。欧洲秋天的下午三点半，太阳已经悬在只比远处的高楼高一点点的位置，阳光穿过灰蓝色轻薄的空气触碰到我们时，已然失去了温度。
夏洛特说自己终于辞职了。开始化疗之前，她还在坚持工作，因为发现癌症的时候，她仍在试用期，想要努努力，熬到转正，因为她十分珍惜这份工作。然而化疗带来的副作用太大了，她总是感觉疲惫，也时常头痛、晕眩，实在不适合再工作了。
阳光下夏洛特的脸，白得近乎透明，皮肤下透出细薄的血管，是略显紫的浅红色。我有点不忍心看，问她最近恢复得怎么样。
“之前的治疗没有什么效果，第二轮化疗完，做了脑部CT，仍然发现残留的癌细胞。现在医生给我尝试一种美国的新药，上周刚开始，用一段时间后再看看效果如何。”夏洛特回答。
她的语气彷佛在说自己考砸了英语随堂小测验，准备下周补考一样轻松。提到自己病休在家的安排，夏洛特的脸上甚至浮现出快乐的神情，说自己终于有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她向我如数家珍地说起自己一周的计划：每天上午八点起床开始一天的活动，周一学习小提琴，周二周四去瑜伽课，周三上网球课；晚上和尼凯一起吃饭，散步，睡前读读书。她甚至还想去老佛爷做中文导购，体验一下完全不同的生活。但是自己也清楚，她的体力可能不允许她站一整天，现在就连网球课已经慢慢开始吃力了。
“哟，原来你这么忙，我要是想约你吃饭，还得提前好几天跟你打招呼吧？”我开了个玩笑。
“当然啦！”夏洛特假装一本正经地说，“要约我呀，得先看看我有没有档期。”说完，和我一起笑作一团。
我想起上次问起她关于父母的问题，委婉地说，现在她已经病休在家，有没有打算请父母过来照顾她。
夏洛特却摇摇头，“你记不记得我上次说过，由于我从小被过继给伯父伯母，因此出生证明上写的也是伯父伯母的名字。上个月我试图帮我妈妈申请探亲签证，结果被拒了。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官方文件，能够证明她是我的亲生母亲。”
“我打算下个月回国看看父母。”夏洛特说着，缓缓地低下头，“我已经整整两年没回去过了。”
5
新年刚过，夏洛特与尼凯搬了新家，请我们过去他们家做客。接到他们搬新家的暖房邀请时，我和先生都有点讶异，他们为何会在“这个时候”选择搬家。我心里也暗暗盼望，或许夏洛特的病情比我们想象得要乐观。
新家位于巴黎的老城区当中，古老的奥斯曼建筑，没有电梯，窄窄的木楼梯，一圈一圈地通往最高楼层——六楼，楼梯的尽头，就是他们新家的木门。推开门，一眼就看到的是斜斜的屋顶，屋顶上开着两个方形的天窗，使得整个房间明亮温暖。斜顶下，放置着灰白粗布的沙发，地上还有几个舒服的彩色脚垫，随意地散放着。屋子不大，一头是开放式厨房，也是由木头铺成的地板，餐桌像是野餐桌的样式，木头桌子连着两条长凳，桌上铺着圣诞红的亚麻桌布；另一头是卧室，同样处在斜顶透进来的暖光下，厚厚的白色鸭绒被被阳光拍打得松软又温暖。
夏洛特端上了她包的饺子，皮有点儿厚，不过并不妨碍里头的鲜美多汁，我们一边发出赞美的啧啧声，一边狼吞虎咽。夏洛特则微笑地坐在一边，满足地看我们吃着，突然发问：
“你们看出我戴了假发吗？”
我们听到她的问话，不约而同放下筷子，仔细端详她的头发。其实一进门，我就觉得她的发型和从前不太一样，以前及肩的中长发剪短了许多，弧度有些不自然地往内卷着，并且发质也比从前粗和黑许多，似乎缺少了一些光泽。
“圣诞节前，我做了第三次化疗，头发掉了很多。于是我买了这顶假发。”夏洛特说着，开心地摸了摸发梢，甚至有点儿得意，“好看吧？”
她又谈起自己的回国之旅，第一次把尼凯介绍给了自己的父母，父母很开心，催问他们什么时候结婚。在家与父母呆了一段时间后，她和尼凯一起去了向往已久的云南和西藏旅行。她神采奕奕地向我描绘了雪山、湖泊和青草地，以及两个人一起，在黄昏时一起坐在民宿阳台上的吊床上读书，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冥想，在清晨的湖边做瑜伽；说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是最治愈人心的存在。
说这些话的时候，尼凯就坐在她沙发下的彩色脚垫上，紧握她的手，微笑地，出神地看着她。我看着尼凯望向她的眼神，几乎要相信，这是一对正在一起规划未来的热恋的爱人，他们一起回家看了父母，搬了新家，接下来的一切，都会按照他们的计划，结婚，生子。
利落的假发、温馨的环境，尼凯望向她的眼神。我们都假装没有看到那顶假发没能掩盖住的，她苍白的脖颈皮肤上触目惊心的青色和红色的斑块。
那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六月底，夏洛特突然在家中晕倒，再次被送进了医院，尼凯通知了夏洛特在中国的家人。她在医院里，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渐渐地，昏睡的时间越来越长。九月初，在她母亲和大妹妹终于办妥签证、到达法国的第二天，夏洛特在巴黎比查特医院去世。
6
沿着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长长的外墙，开着好几家咖啡馆。外形是巴黎最普通不过的咖啡馆模样，但细看便会发现，公墓附近的这几家咖啡馆，与其他的有所不同。咖啡馆里面往往会附带着卖一些小小的花束，瘦长的旋转架子上摆满了以白色为基调的卡片，上面写着“节哀顺变”一类的话，去旁边的公墓若是忘记带花，或是去参加葬礼的人想要临时表达一下对家属的慰问，便可以来这里，拿几欧元买一束扎好的小花，或是一张卡片。这些咖啡馆，经常在葬礼过后，被用来举行亲友答谢会。
我看到尼凯等在吧台前面，为参加的人们索要餐巾纸。他的彩色条纹围巾还未来得及取下来，鼻子冻成浅红色，眼皮肿胀，眼睛下方呈灰黑色，嘴角向下耷拉着，法令纹比我印象中要深了许多。我过去跟他打招呼，帮他把餐巾纸和几小碟砂糖块拿到一张咖啡桌前。
夏洛特的母亲和大妹妹就坐在那张桌前，由她生前的好友袁媛陪同着。她们好像是出席葬礼的人当中，除我以外唯一的几个中国人。夏洛特的母亲，徐阿姨，一手捏着一团皱巴巴的纸巾，一直在叹气，时不时拿那团纸巾按一下眼角。她面前的桌子上已经堆积着七八个这样的纸团。
她们正在谈论夏洛特生前最后的场景。夏洛特一住院，尼凯就着手帮徐阿姨办理来法国看她的事宜；由于她之前的探亲签证被拒，又不是夏洛特的身份证件上的“母亲”，最后只能报了一个旅游团，申请团体签证来法国。等一切手续都办妥以后，已是八月底，夏洛特已经陷入了深度昏迷，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体征。徐阿姨和大妹妹的旅游团终于到了法国，行动却不自由，因为经常有偷渡客假借报旅游团、申请团签来到法国，趁着导游不注意就跑了，从此“黑”在法国成了非法移民。为了防止此类事件，导游都将行程安排得非常满，不允许擅自离团，甚至还将团员的护照统一扣留起来，上飞机才还给他们。徐阿姨为了见女儿最后一面，向导游求了又求，才在到法国次日的傍晚，放她去了医院。徐阿姨得以陪着夏洛特，度过了最后一夜。次日清晨，夏洛特就离世了。
从徐阿姨的口中，我才第一次得知，夏洛特的中文名字叫刘霞。她的两个姐妹，则依次被取名为“刘丽霞”和“刘小霞”。虽然明知不该无端揣度，但我忍不住想，是不是她的父母觉得，女孩子叫什么名字都一样，所以才如此随意地给她们仨姐妹取了相似的名字。
亲友答谢会上，还发生了了一个插曲。徐阿姨知道了我也是夏洛特的朋友后，央求我帮她去向尼凯翻译，说她想要夏洛特的银行卡，理由是“想做个纪念”。我将原话翻译给尼凯，他却说，夏洛特去世后，她的银行就已把她的账户冻结了，只有配偶或直系亲属才能取。他们没结婚，法律上尼凯不算她的配偶；而她妈妈，又不是出生公证上记录的母亲，因此无论谁出面，都无法解冻账户，取出她的积蓄。
“我连她账户里有多少钱都不知道，”尼凯说，“我也不需要这笔钱。如果她的妈妈想要拿走这笔钱，需要回国找她的伯父伯母，以父母的名义将手续办齐，才能把钱转出来。她的积蓄，我一分钱也不会要；我甚至想把钱捐给帮助癌症儿童的慈善基金会。夏洛特生前，一直定期给这个基金会捐款。”
“为什么要捐款？”徐阿姨听了我转述的尼凯的话，情绪激动地说，“阿霞辛辛苦苦工作了几年，应该攒下了不少积蓄。不给我们这些最亲近的人，送给外人做什么？他是不是自己打算留着这笔钱啊？”
我有些尴尬，赶紧解释道，尼凯已经明确表示了，他并不想要贪图夏洛特的存款，他连存款数目是多少都不知道。只是据他所说，捐款给儿童癌症基金，是夏洛特生前一直在做的事，所以他觉得如果能够将夏洛特的积蓄捐给他们，也算是替她了了生前的心愿。
“尼凯是个好孩子，”徐阿姨叹了口气，语气和缓了许多，“他俩没结婚，他却照顾了阿霞这么多年。等手续办好，钱取出来以后，他想要的话，就分给他一半吧。”
我发觉很难再解释清楚尼凯并不想要这笔钱的决心，就闭上了嘴。徐阿姨还在絮絮叨叨地述说着见到女儿最后一面的场景：
“九月五号晚上，就我刚到法国那天晚上，就梦到她，瘦得不行了，说妈妈呀，你快来看我吧，看看我现在啥样子。可我跟着旅游团，护照都在导游手里，不允许我们随便出来，第二天一大早，大巴车就给我们拉去了那个凡尔赛宫。我一直找不着时间跑出来，心里着急，就让她大妹妹给她打电话。再然后，她男朋友接的，说的外国话，我们也听不懂是啥，拿给导游，又求了半天，才在那天傍晚的时候，送我们去了医院。我一见到阿霞，果然就是我梦见的那个样子，瘦的哟……我陪在她的床边，守了一夜，哭了一夜。到了早晨，导游拼命地打我的电话，他以为我偷偷跑了，想黑在法国。我一个人留在这儿干啥哟，我的女儿都没了……”
她的声音混杂着越来越多的哭腔与鼻音，渐渐地，越来越微弱下去了。
7
葬礼结束后，我和袁媛一起，离开咖啡馆，再次穿过拉雪兹神父公墓，去停车场取车。墓园的主干道是一条宽阔的卵石路，被长年累月各式踩在上面的鞋子磨得光滑。主路一侧的陵园区里，石冢一座挨着一座，密密麻麻地排列着。这座著名的墓园里，葬着莫里哀、巴尔扎克、王尔德、傅里叶和肖邦等历史名人，也葬着无数的普通巴黎人。无论生前有过什么样的辉煌，最后都一起躺在黑暗的地下，只剩一座石碑，述说着生前的故事。
我问袁媛，夏洛特的遗体会是否会埋葬在拉雪兹神父公墓。袁媛摇摇头，说不会的，徐阿姨要把她的骨灰带回中国去。
我有点吃惊，想要问她，夏洛特这么努力地留在法国，融入新的社会，甚至换了国籍，不再回想过去的生活。她是会更希望被葬在这里，还是被母亲带回去呢？
然而我终究没有问出口，这个问题太过私隐，也许夏洛特自己，也不一定能回答得上来。
于是我改口问袁媛，那尼凯的意见如何，他是否更希望把夏洛特的骨灰留在身边呢？
袁媛说，尼凯表示理解，中国人的传统是落叶归根，所以他同意将骨灰交由她的母亲，带回去安葬。
“其实，你知道徐阿姨为什么想要取出夏洛特账户里的钱吗？”袁媛突然问我，“刚才亲友答谢会结束了，她才告诉我，钱取出来以后，她要在离他们家附近，找一个风水好的地方，买一块墓地，风风光光地给她办个葬礼，让她入土为安。”
“她还说，她的女儿一生都在外面漂泊，死后一定要葬在父母的身边，才能安心。”
墓园里很冷。我们裹紧了外套，一边竭力稳住自己不在卵石路上滑倒，一边加快脚步，穿过墓园，想要把一整个秋天的寒意，和墓园的铁门一起，都关在身后。
（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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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是我写得最艰难的一个故事。修改了五版，历时三个多星期，早晨六七点钟便起来，赶在上班前写一点。但这些都不是最艰难的地方。写这篇故事，我的痛苦一直都在于，究竟是为什么要写她，我到底想表达什么。
在写作的过程中，这个问题也多次被导师和同僚们问起。我觉得自己心里其实是非常清楚原因的，但是一直觉得难以启齿，不愿意诚实地写下来。直到我写了四个不同的版本都没能成功，失望沮丧之际，我给夏洛特生前的好友“袁媛”留了一段话，大意是，其实我的初心就是纪念她，她身上有很多东西，引起我的共鸣；那是年纪轻轻就去国外奋斗，从一个高考失败、在国内找不到自己位置的学生，一直到在法国社会站住脚，开拓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这是夏洛特特别打动我的地方。她的坚韧和顽强，是那种努力想要融入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的人才有的义无反顾。
写完了这段话，我才明白，原来这就是我想表达又拼命在隐藏的事。
一开始时，我只是蜻蜓点水地写下来我所认识的夏洛特的片段，没有加入任何的感受和评价。我不愿意将自己的经历暴露在人前，因为知道会有太多人来批评，现在国内发展多好呀，为什么要花那么大力气去国外，处心积虑地成为他们的一份子，你的祖国难道不香吗？我很难解释清楚自己的动机，而后果就是，写出来的夏洛特给读者一种“你们不熟”的感觉，我无法让大家“看见”她，看见我眼中的她：她的好奇心，她的努力和倔强，她旺盛的精力和对生命毫无保留的热爱；那热爱推着她，即使到生命最后一刻，也要如夏花盛开一般用力地活着。
写作是需要勇气的。要有勇气去面对他人对你的批评甚至误解，更要有勇气面对自己的内心，勇敢地写下自己真实的感受和想法，哪怕那会给你带来伤害。当我在第五版上，加上了自己对留学、对移民、对文化冲突所带来的挣扎的真实感受后，感到整篇文章都顺了，也觉得自己似乎又更了解了一部分的夏洛特——那其实也是一部分的自己。
十多年前我们去留学的时候，世界和现在是不一样的。套用一个三明治学员在她的短故事中写的话，“一个年轻人必须为冲动负上责任。她极好奇，想看看异国究竟有什么不同。那种在机场登机的冷寂空虚，不足为外人道。回望来时路，知道移民总是为了整体更好的生活，不管是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结果是否如愿？付出的代价值不值得？”我相信，夏洛特在自己短暂的一生中，一定已经找到了她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