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葬的位置紧挨着我的奶奶，南山顶，渔船形状的深沟所在的位置。前一个大年三十，我手提着十多斤重的震天响跟着我爸淌过崎岖的山路，在几乎能与北上的飞机所齐平的高度，让炸药迅速氧化的声音在群山中回响。我爸的身影在鞭炮的浓烟里若有似无，在模糊成无数个焦点的画面感里，他就像大山一样伛偻的后背一瞬间被放大了一百倍，突兀成一条彩虹的弧度。
印象中我爸一直是一个坐下、站立、走路，各方面仪态都很得体的人，这跟他十六岁那年就被军队发配至边疆，并且一度参与了青藏铁路的修建有关。说来可笑，从我们两个人确切地在某种人类学立场上确定了父子关系之后，一直到我记事，再到十八岁高考结束与我妈宣布离婚，记忆里他好像从没干过什么得体的事情，但他的姿态一向维持得十分稳定。鞭炮总共响彻了小半个钟头，我爸将自己的脑袋从一片云和烟组成的废墟中探出，双脚跨过那道漫长的、堆积着灰色落叶的深沟，指着自己的背后，告诉我等到天气转暖以后，他想找个时间用泥土将这条沟给填平，这样我们下一次再来的时候，看向奶奶的视线就不会被某个显著的外物给隔断。
一如以往地食言，他来不及用泥土去填平南山顶的沟，也来不及填平我们两人因为成长经历的巨大差异，所形成的在彼此内心里的那道深沟，却只是用骨灰将一切抹去得彻底。收到消息时，我正站在整个四川省优秀的文学批评界同仁面前，用滔滔不绝与假装成熟的可耻面孔朗诵那篇半写半抄的优秀学年论文。在分享心得的间隙，短信提示音响了起来，我妈发过来的，短短一行字，比论文的致谢更短的一行字：
人走了，有机会回去一趟。
一个半小时的高铁，半个小时的等待，接着换乘一个小时的黑车，最终时空从繁华省城切换到了这座被时光与国民生产总值所遗忘的山间县城。我牢记着旅途里的每一个分秒，看车窗外，四川的初夏在止不住的朦胧烟雨中似梦似幻，记忆就好像飞驰而过的街景一样，走马观花般在我双眼的画幕里飞驰而过，想到很多事情，初中双休日从广元市坐大巴回家，我爸站在同一个街角路灯下等我一类的事情。心里说不上有太大的忧伤，只是多少感到人世无常。
总共三个小时，我亲眼见到了那个被装在盒子里面的男人。原本想着要让告别更有仪式感一些，至少让他到子宫般炽热的大铁炉里得到新生的那一瞬，最后一眼看见的人能够是我，但人挤人的殡仪馆没有闲工夫去满足我无价值的矫情，只是将骨灰完整地攒成了这样的一个方形交到我手上。这世上每一个分秒都在有人正在等待着去死，没什么大不了的，家庭不幸的小孩总是拥有可耻的早熟品质，我很早就想过这个事情，以至于数次在我爸面前提出“人死了会去哪里”等一系列问题，遗憾是他从未像其他孩子的父母一样耐心地为我编造那些由谎言所构成的梦幻答案。
我恨我爸，这不是什么秘密，破碎的童年回忆与刻在基因序列深处的畸形人格特征，为日后造成我四处碰壁的小镇做题家身份平添了难以撼动的重量筹码，相比之下我对他的无法自拔的爱则显得隐性了很多。我又开始想了，所有的一切，有关于我的父亲，有关海洋，有关耗子，有关生命最后几年已经彻底大小便失禁的我的爷爷，有关于他的这座赖以生长的城市，有时候觉得真他妈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旺苍县城拥有着和我爸类似的、一种时刻沉睡着的慵懒腔调。早在下班时间到来以前，滨河路上就已经塞满了江水一样拥挤的人，我在磁铁般张力的肩膀与肩膀之中艰难地穿梭，骨灰盒在夕阳下反光，缓慢上升的夜幕，丁达尔效应流露出七彩的光。我想要一直走路，在那些迎来讳莫如深的眼神里面，但途经那座横跨东河江水的大桥时，我还是停了下来，小心翼翼地将盒子的肩带从肩膀滑到了手肘上。
滚滚的江水将藏污纳垢的一切擦去，三十平方公里的扇形区域被东河分割成两个独立的横截面，靠近太阳的新城区是我的爷爷的坟，河这边的老城区埋着我的奶奶，不远处的烈士陵园就好像那所小学课桌上的文具盒一样将所有容纳得彻底。忽然想到十八岁毕业的那个夏天，和我爸站在桥底看打捞队潜进江水里寻找投河小孩尸体的踪影，我爸用一种前所未有的坦诚口气，告诉我活着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我爸死了，这座城市也随着死掉了，他们坚挺地熬过了洪水、地震和金融危机，最终不留痕迹地死在了这样一个万事相安的夏季。
1.我的父亲母亲
我恨我爸，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但鲜为人知是我对他的爱，正如同漫长岁月里积攒的仇恨一样，平分秋色地埋藏在心底。我很小就没有父亲的概念，在我十个月大的时候，他用一把开山刀架在一位县官的脖子上，我妈动用了几乎一切的社会关系，让他得以在我一岁生日之前出来；第二次进去是世纪初，啤酒瓶，在桌角上磕成一摊粉碎的玻璃渣，将瓶把上残余的棱角在肚子里用力地扭转成一个工整的三百六十度圆，这一次没有那么好运，涉嫌重大刑事犯罪，减刑的代价是那套崭新到闪闪发光的两室一厅，我妈娘家的六个姊妹，合资买下的一套婚房。
刑满的那天是我记忆开启的那一天，我妈到幼儿园门口接我放学，我们的路径从新搬来的那栋几近于烂尾的筒子楼前经过，抱着我一直走到城市的边际。我都忘了那究竟是秋天或是冬天，总之无比得冷，我妈将那款纯棉的粉红色羽绒服在我身上包裹成一个粽子的形状，接着在一扇大铁门前眺望。寒风扬起她盖过后背的长发，印象中每一次想起我妈总是离不开那样一头乌黑的长发，分了两道岔，散发着春天校园围墙外那片油菜花地特有味道的一头摩登长发。但其实过后翻看每一张当时的照片，才发现她一直是现在这样精干的短发，最长只是到达双肩，混乱记忆在逐渐老去的时光里就像黑洞一样将彼时的真实情境抛弃得一干二净。
我对我爸的了解，大多来自与他人交谈时所接收到的间接经验。旺苍县每一个人都知道他，混社会的，混得很开，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九十年代组织了臭名昭著的混混集团，两千年在日益完善的司法体系建设中逐渐走向了末路，每一个人都比我更了解他。有时候觉得我爸简直是活在书本上和故事里的那些人，我每一天都听到他的名字，从不同人口中，但是他距离我的真实生活就像是两颗陌生的恒星一样遥远，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有一段时间我开始对这个故事里的男人产生一种无意识的崇拜，于是我逐渐掌握了假睡的技能，将双眼透过铺盖卷的缝隙，小心翼翼地捕捉他醉酒回家时的姿态，捕捉他“啪”地一声关掉筒子楼木门的声音，捕捉他奄奄一息地瘫倒在沙发里大口喘着粗气的身影，捕捉他掀开主卧的被子，将我妈从床头拉到地面上，拳头狠狠砸在我妈脸上的踪迹。
我始终忘不了围墙外的那一片油菜花地，我也忘不了我妈像蒲公英的花蕊散在地面上的那一头分了岔的长发，我忘不了我妈瞪到像铜铃一样大、涨红成野兽的一双眼睛，我也忘不了她为了压住自己痛苦的呻吟而捂住嘴巴的一只手掌，我忘不了她近乎爆炸般突破肌肤的纹理，而屹立在额头表面的那几道青筋。
我妈是一个坚强的女人，从如此糟糕的成长环境里，一己之力将我最终塑造成一个鲜活的、具有最基本同理心的人，就足以让大家认清这一点。时至今日，偶尔谈到过往里像玻璃碎片那些模糊的事情，抛开了一切后知后觉的价值评判与主观情绪，我妈仍然时常为此感到侥幸：如果在你十二岁那年，没有借钱送你去市里读书，那你肯定跟你爸一样，要么这样，要么那样。其实让我自己来讲的话，我觉得自己能够拥有一条大致正常的生长轨迹，大部分都是源于她的坚强和不放弃，从我记事开始，家暴的画面就好像电影里穿插和藏闪的画面在四季的夜晚一次次地出现，春天到冬天，卧室到厨房。有时候觉得我爸具有成为一名合格的表演艺术家的资质，他挥舞手臂的姿态有着炉火纯青般的娴熟，嘴里像屏幕里的演员那样发出振振有词的演讲，愤怒的动作足以适应来自不同作案地点各个方位的打光。
当所有这些无法预知的变量，对于我尚未开启的世界观造成一股暗流般的潜在影响的时候，唯一不变的是我妈每一次像大钳一样捂住双唇的手掌，她从未想过要以任何的方式将自己的悲痛暴露在我的生活上，尽管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在周而复始发生的情况下，逃脱一个心思细腻的小男孩的眼睛，我们彼此都对于这件事情心知肚明。
2.借钱使一个分崩离析的家庭终于迈向了奔溃
字面上的两层含义，向别人借钱，以及向别人借钱。汉语文字的博大精深，最终将主客体大相径庭的两件事情引向了同样的一个结局，那结局里写满了人性的暗淡与命运的惨痛教训。
插一句题外话，大地震之后我交高价，以外地考生的身份，去了广元市区一所封闭式管理的学校，每周五晚坐大巴车回到县城。成绩逐渐稳定，高中入学拿到了省城名校的奖学金，回家的频率变成了半年一次，在拉长到弹性极限的距离感里，我与自己的原生家庭也渐渐开始了漫长的背离。但有一些个性、品质、或者说是劣根性，仍然像牢固的血缘关系一样深印在我道貌岸然的面目下面，我很叛逆，离经叛道、不服管教，从高一那年我就开始打架，打那些以瘪嘴的大话与轻蔑冷笑隐藏着土著优越感的成都学生。我的体质纤弱、空有卖命的心、往往输赢不太稳定。我记得自己被打的最惨的一次，是在四川盆地一次离奇的下雪天，在校园被雪染得干净的沥青路面上，这哥们从背后将篮球砸在我的后脑勺上，接着一记闪电刺拳打在了我的鼻梁骨上。我的鼻子开始喷血，轻飘飘地坠落地面，眼神里出现了三个重叠的身影，他用膝盖锁住了我的肚皮，将拳头举在了随雪飘落的银杏叶子里，在两次技能的间隙当中，我用手肘护住自己的脸蛋，接着嘴里面毫无先见地放出了一句狠话。
我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应急反应，在一座五百公里以外的陌生都市，我将保护自己的使命寄托在了那个传说当中遥远的名字，我知道我无法将他搬出来吓到这里的任何一个人，也许仅仅只是为了说服我自己，我说，我爸是某某某，广元市旺苍县的扛把子，地头蛇，你今天要是再敢动我一根手指头，我保证你出不了这个学校大门。他向下投射的俯瞰眼神开始呆呆地在我的上肢平稳地定住，接着他开始笑，面对一个操着外地口音的人不顾一切地冷笑，他果然停止了对我脑门的击打，只是举起了我的右手腕，用两只手将我紧握的拳头拆开，啪得一声将我的食指向后翻转了九十度，接着将背影埋在了宛如仙境的大雪里。
当晚我克服手指的钻心疼痛，试图将一个满载啤酒的瓶子在马路牙子上敲碎，我打算就这么和他抗争下去，誓死不休，但最终半个小时的失败经历平息了我内心冉冉升起的伟大壮举。我敲不碎那个坚硬的玻璃瓶，我也不是我爸，我在想故事里的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这么一块坚不可摧的铁皮。
偶尔的偏离实质上有助于主题的完整，但现在我需要用一个空格键回到上文，说回借钱这事。借出去的钱是在我小学三年级，零六年前后，三十万，世纪初的三十万，足以让我们以无比体面的姿态搬离筒子楼恶臭遍地的公共卫生间。对象是我爸那时的一位朋友，更早时期手底下的马仔，用我妈的话来说，就是一位拥有充分的政治敏感，能够提早从当地人事和政策变动中，嗅出一些蜘丝马迹的人。
在我爸及志同道合的亲友乐此不疲地沉溺于江湖人情的美好幻梦中时，他的朋友已经预感到了消费时代的到来，并且将自己在黑色势力方面的影响力充分变现，一举垄断了旺苍县城的娱乐产业。向我妈借钱，名义上讲是合资做生意，投股，一年时间就能达到回本的分红，一本万利。我妈穷怕了，从结婚以来我爸就没有挣过一分钱，衣食住行、学费房租，全是我妈一手操办，从棋牌室到夜啤酒，我妈几乎以个体户的身份、参与到指甲盖大小的贫困县城所能够涵括的一切商业行为当中。
我妈很漂亮，像电视机上的女明星一样漂亮，一座被埋在大山里的县城，缺少了外来时髦元素的输入，很难遇见几个像我妈这样漂亮的女人。我爸对这一切很不满意，她生来的美丽，短裙，以及用她的血汗钱换来的、均匀涂在面部的透明色粉底液，我爸不满意，在他看来一个成了家的女人，过分着重自己的外貌，就是骚，就是贱，就是卖弄，就是婊子。于是他终于为自己无休无止的暴力行为，找到了一个立足于人类伦理道德、充分且正当的理由，他开始配合着自己的击打动作，怒斥我妈出轨，给他戴绿帽一类的。并且数次向周边的亲戚朋友大肆宣扬自己在卑微的家庭地位中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在三年级，那个我永远也无法忘记的平常夜晚，在断了信号的电视机噼里啪啦地炸成一片雪花的夜晚，我爸将菜板上的菜刀举起来放在我妈视线的正上方，我再也无法任凭自己像从前那样假睡下去。我从床头高高地跃起，拦住我爸像自由女神一样顽固不化的手腕，跪在地上求他放过我妈妈，不要再打我的妈妈。他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是我妈和外面人生的野种，说我一点也和他不像。
其实想想他说的是对的，我们一点也不像，从眉角到鼻梁，再到说话的语气，与另一个独立个体的相处模式，哪哪儿都不像，抛开基因学说的那一套已经被证实有效的理论，同一片画幕上的两个人实质上很难找到任何的相似性。这时，我妈将一大笔钱借给我爸朋友的这件事，又一次从某种扑朔迷离的角度刺穿了我爸的玻璃心，他用巴掌扇我妈的脸，说我妈是因为中意那位朋友年少有为的社会地位，出轨后借此机会转移夫妻的共同资产。
其实很多年以后，在我以二十四岁的年华经历过四十二年的浮沉之后，当我终有一天也亟待或是正在面临着一些相似的悲剧与惨案的时候，我想我终于能够认识到我的父亲。他始终是自卑的，这是属于一个人的自卑、一座城池的自卑，同时也是两个新旧交替的时代里、无法被主观意识所抹去的自卑感：从一个秩序混乱、野蛮生长的时代，到相安无事的乌托邦里，从白刀子到红纸币，从英雄意识到金钱主义。他在一夜之间坠下了云端，接着将残留的勇敢瞄向了自己身边的一切，在发现自己的拳头不再拥有大过人民币的执行力之后，他选择用一种自暴自弃的方式将自己的灵魂永远地留在了上一个时代。
我恨我爸，但是我理解他，这是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尽管由于我至死不渝地深爱着我的母亲，我本不该像这样与他产生共情）。上个世纪的七八九十年代，贫困榜单上的一座四川小城，无法给予原住民等同于大城市的现代化教育，书本知识与实践引导的双重匮乏，导致很少有人能够以清醒的先觉在飞速向前的时代列车上站稳脚跟，这一点我爸做不到，我妈做不到，那位曾经被三十万现金寄予厚望的，所谓英勇下海的县城商业大亨同样无法做到。
那年秋天大亨因为涉嫌吸毒与商业犯罪被捕，次年春，金碧辉煌的“一米阳光”ktv开始以宫殿的姿态落座于旺苍县的后马路上，那时候的政治环境并不像现在这样公开透明，肆意挪用公款的中底层公务员成为“一米阳光”一万二一瓶的xo洋酒的消费主体。鞭炮齐鸣的剪彩仪式，我爸自作主张，决定在要回三十万款项这件事情上，又一次动用他曾经呼风唤雨的混混头目的身份，ktv前的土地沸腾了小半响，但热闹非凡的场面并不长久，二十多号人只配得上装满三四辆警用卡车。2007年的春分，是我爸第三次进入派出所的确切日期，罪名是教唆寻衅滋事，那一年我十岁。
我妈回到了老城区的石板街上，向我的爷爷借钱打点，我第一次看见我的爷爷往尘封的玻璃杯里倒满二两白酒，接着在四合院的倾盆大雨中，在墙面毛泽东与朱德的画像下，仰着脖子一饮而尽。
3.没有新的衣服能让你爱恋，总有一种天气让我怀念——《热河》
从搬进四合院之后就一直在下雨，哗哗啦啦的雨，打在青色的瓦和橘黄色油纸窗上，石板街积水的地面淌过一辆缓慢驶向油菜花地的牛车，这就是我对于童年记忆的全部回想。
事实上按照文学的选题来说，我的奶奶更具有书写的价值，川北没落地主的独生女，与我爸一脉相承的性格特征，暴戾、偏执、嗜酒如命，喝多了酒的晚上总是坐在钟摆般摇晃的太师椅上，用后脑勺重重地撞击墙面。但我固执地想要去书写我的爷爷，作为一名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我从来就没有相信过宗教的那一套，只是在暗流涌动的岁月长河当中，每当我一次次地想到这么一个人，我总会在回忆里感受到一种超越了天底下一切教条的爱、灵魂的深邃、以及内心的安宁。某方面来讲，我庆幸于自己长大后悲天悯人的性格得到了充分的隔代遗传。
我的爷爷死在大地震的前一年，也就是掏出自己全部养老金的同年冬天，事先我爸的家暴行为已经逐渐迈向失控，在他将口头攻击的对象由我妈扩大到我身上后不久，我妈就以工作繁忙的名义将我寄宿在了，这条总是在雨后显出彩虹颜色的石板街正中心。说是四合院，当然没有北京城天子脚下同款的奢华，其实也就是四角简陋的砖瓦房，所围起来的大约六平米的狭小空间。不远处是水，东河的支流，钻石一样的透明向南汇入浑浊的嘉陵江，岸边有一个老年人活动中心。所有的一切在我高中的时候被当地政府下达了拆迁指令，建成了一个叫做“红军城”的4a级旅游景点。
成人后我每一次看见，文章里大家对乡土改造拆迁的种种复杂而矛盾的思想感情，我本人都特别有所感触，理性地看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的确因为政策的正向引导提高了很多，感性上仍然会因为某些人文元素的丧失感到惋惜。印象特别深的是我的爷爷喜欢在老年人活动中心的大理石台阶上长坐，一呆就是一整个新闻联播的时间，在那样一个没有智能手机、电视节目需要靠打进电话点播的时代，爷爷用这样一种近乎苦行的方式，在这物欲横流的世界里面，牢牢地紧守着自己一亩三分舒适区的底线。
烟雨四川，如梦似幻，在又一次浪漫的幻觉伴随着横空飘渺的水蒸气，向着漫无止境的天际线沉缓着螺旋上升的时候，他从盖着一张玻璃的木桌子下拿出那叠照片给我看。建国、土改、上山下乡、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地点统一为石板街尽头那家取缔了很多年的供销社，在由黑白向着彩色过渡的人物底色下面，日益枯萎的同样一张脸足以映射出脚下这座城池的命运。接着是一张世界地图，爷爷的手指在太平洋向着大西洋逐渐划过的时候，我能够从他一贯严谨的眉宇之间感受到一种，有别于以往的、略显亢奋的神态。
他喜欢用干燥的手指缝紧握住我最远离地平线的那一撮头发，他的语气里充满着一种沧桑而又年轻的色彩，一定要用一个比喻句来形容的话，有一点像《狮子王》里老国王临死前嘴里的那些回光返照般梦呓，他手指移动的速度很慢，从莫桑比克到耶路撒冷，从圣彼得堡到马六甲海峡，值得笃定的是爷爷从未停止指尖的滑动，绕过了一整张方形的画报，最后停留在我们伟大的首都北京。
爷爷告诉我，在毛主席和周总理去世的同一年，他就想要坐火车去北京看看，一直到现在，半只脚踏进了棺材，也还是没有完成自己的夙愿。
爷爷就是这座城市，一辈子也没能走出这漫长的三千平方千米，生于斯，长于斯，病痛于斯，老去于斯，最终将自己一丝不挂地反哺，每一寸鲜血与肉体毫无保留地散播到空气当中，什么也没有留下。小孩子对于生死的判断往往有一种超越了实际经验的敏锐感知，其实大概从那一年的中心点开始，我就知道爷爷快要不行了，大概是在这个秋天，大概是在这个冬天，那一年西伯利亚南下的寒流格外凛冽，整个旺苍县城反常地像是重新回到了冰河世纪。现在想想其实一切都是有迹可循的，爷爷的离世有迹可循，第二年的大地震同样有迹可循。
但大人们对于老人的生命力拥有一种盲目的自信。第三次回归到人类社会当中来的时候，我爸似乎因为爷爷的慷慨而有所转性，易燃易爆炸的脾气相对收敛了不少，甚至誓言努力赚钱，在万物复苏的节气里，带我爷爷去他梦寐以求的毛泽东画像下，让头颅伴随着冉冉的五星红旗升起。
遗憾是这一切，在不幸人生所穿插着的种种光怪陆离的命运使然下，从没有像每一句承诺里书写的那样，认真地实现过。现实相比于童话特别无奈的一点就是，它总是不留余地地将你残存的希望扒个精光，接着给你留下一扇连通万丈深渊的紧闭大门，而在越过重重阻碍迈向这扇门的一整个旅途中，你永远不知道门后面是怎样的一片风景。爷爷走的姿态很不体面，因为愈演愈烈的大小便失禁，他被安排到了县医院最高层的一间病房。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他已经完全认不出朝夕相处的我这么个人，他的嘴里支支吾吾，艰难地倾吐气若游丝的完整句子，指着床头柜上的果盘，让我不要客气，削苹果给自己吃。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那是老年痴呆的症状，学名阿尔兹海默，但他最终是因为心脏疾病去世的，临死前一个星期，他的食道已经彻底萎缩，需要靠注射流食维持自己的生命。
艰难地将故事进行到这里，中途眼泪数次决堤，但并不觉得自己悲伤，都会有这么一天，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死亡比生存更加彰显出生命的整体价值，正是因为它的存在，让我们选择用爱，用和平，用彼此谅解去对抗生命里毫无价值的每一天。
时至今日，我偶尔还是会想到我的爷爷，以及他那时以残损的手掌划过地球版图脸颊上由衷的笑，正如同那首现代诗写的那样。
4.南方姑娘，你是否爱上了北方——《南方姑娘》
旺苍县城没有海，但她的名字叫做海洋，在大地震鳞次栉比的乱石中间，我和小伙伴将被风切割成棱角形状的小石块，从滨河路密密麻麻的彩色帐篷投射到另一个彩色的帐篷。在最为势大力沉的一击投射当中，我精心挑选的那颗拥有乳白色横截面的鹅卵石，在气流里划出小半个棉花糖的形状，径直与海洋脚下的跳绳擦肩而过。
我弯下腰焦急地找寻，起身时迎面撞上夏风里摇晃成蝴蝶形状的百褶裙。爷爷去世后的第二年，我记得阳光好大，那是经过地震后时不时横空出现的乌云碎片，所过滤之后的一米阳光，空气里是废墟的味道，栀子花的味道，以及同龄少女身上自带着的一股香香的味道，笔直的阳光将裙摆分解成一丝一丝的方块状，不远处是东河边最大的一片民用广场，电子屏幕用高涨的音量播放抗震救灾的相关报道，身后小伙伴起哄的声音逐渐盖过了主持人沉痛的表达，海洋的脸颊在夕阳的余韵下被印成了一片绯红，伸出手紧紧地掩住微风飞扬的弧度。
小孩子无法从一个更高的纬度来看待一场灾难，那是截至我十一年的生命里面，充满着最多幸福碎片的一段时间。漫无止境的长假，睁眼闭眼的人，整个县城的小孩从未以如此紧密的程度聚焦在同一片空间，手机信号栏的空白以及时不时的余震和断电为一位热衷于英雄幻想的小男生平添了难能可贵的冒险因素——最重要的是，由于集体生活所造成的私人隐私权的受限，我爸再也找不到机会向我妈动手，至少在流于表面的程度上，我迎来了大半年家庭合睦的假象期。
我从未感受过那样的幸福，滨河路与火烧云就像是巧克力蛋糕上的一层糖皮与面包碎稳定地贴合在一起，暂停运作的化工厂一夜之间让整条河水恢复成一片透明的形状。在百无聊赖的卡片与跳绳游戏中，在由于低头捡起石块所引发出的一连串未知向心力的促使下，我与海洋成为了最要好的一对朋友。在日升与夜幕的间隙，在洒满了河水味道的风划破指缝传来的阵阵痛感里，我与海洋一起去到了很多的地方，那座黑夜里像变形金刚一样高耸立体的造纸厂，避雷针形状的电信大楼，上游随磁感线而游走漂泊着的白色风车。我们穿过了大雨湿透的滨河路，穿过天色将晚时县城的蒙蒙大雾，在雾气里迷路，我们绕着那座看不见尽头的围墙一直走一直走，最终却发现行走的参照物是一个闭合的圆，跟随着长达百米的直径，我们回到了一开始的那个位置。
在地面上的雾伴随着湮灭的最后一缕太阳光线呈现出沸腾效果的时候，海洋摊开巴掌承接出散落在空气中的那片海洋，她告诉我，自己是听着我爸的故事长大的，九十年代领着本地人和外地施工队打架的故事，事实上很早以前她就见过我，在石板街的最东边，也就是她家的位置。我问，怎么会这样，我们住的地方如此靠近，但好像对她从来就没有任何印象。她说，自己的父母是旺苍中学的高中老师，对于我这样的小孩充满了偏见，因此她只敢在门缝里看我，之前从没想过能一起玩耍，或者像现在这样说话。
海洋的家庭对于我的成见，几乎是这座城市给我的成见，傲慢与偏见烙印在我血液的最深处，像是DNA的双螺旋结构般与身俱有。地震结束后的第二年，也就是2009年，我去到了一百二十公里之外的市区，在搭满了五张上下铺的学生宿舍，我每晚窝在被窝里，在室友悠长的鼾声里用一台老式的诺基亚老人机与海洋互发短信，我们说很多的话，对那个夏天的怀念，对未来某一个夏天的憧憬，海洋问我知不知道这世界上有一个叫做普罗旺斯的地方，那里种满了薰衣草，连天空和池水都被染成一片紫色，走在大马路上就好像走在童年时光纯粹且易碎的幻梦里。我如实地告诉她，就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她说，本来想用彩信给你发百度上找到的那张最著名的风景照的，但一想到你那台手机加载不出来照片就算了，有机会的话等你回去一定要用电脑找来看看，等到我们都长大了，赚了足够的钱养活自己，我们就找个机会一起过去，我到现在还不知道薰衣草是什么味道。
我违背了自己要找照片来看的诺言，一直到十八岁高中毕业的那一年，我才以进一步学业需要的借口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台用来上网查找资料的电脑，但由于贫穷的家庭条件所带来的一种近乎原生态的自卑感，使得当时的我无法诚实地向海洋阐明事实的真相，最终只能转向了一个粗心大意并且再三食言的人设。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次，在海洋强烈恳求与我一起毕业旅行，或者是真心地诉说坐长途大巴飞越两座城市的距离来找我的夙愿时，我总是在话筒里将自己伪装成一种漫不经心的口气，我告诉海洋，她太过于幼稚，从小在一个健全的家庭为她构造出的温室大棚里长大，听到的、看到的都是来自遥远的课本上，我跟她不一样，我是一个成熟的男生，我们俩之间从三观到理想都不一样，中间还间隔着九年制义务教育与高考这两座难以逾越的大山。我恳请她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学业上，再继续像现在这样紧贴着我，大家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海洋的声音在电话那头贫瘠的信号中显得有些失真，整个一行句子因为吞吞吐吐的发音显得断断续续，听得出来她为了说出这话付出了巨大的勇气，她说，如果是因为钱的话，这方面你不用担心，我到现在还偷藏着自己的新年红包，假期过来也浪费不了多少时间，三天……或者最多两天。我的自卑心因为小九九的戳破瞬间化为了恼怒，我说，那是因为钱的事吗，我们这么久的朋友了你还不了解我吗，道理都已经讲给你听了，你要再这么任性下去，我们之间连朋友都没有得做。
她再也没有提起过要和我见面这样的话，即使是我回到旺苍县的节假日，我们偶尔还是会互发短信，讨论一些并不深入的话题。想想我与海洋的渐行渐远，其实是源自我悟到了一些事情，那些可耻的，成年人话术里所谓生存的真相。从前我总认为一对男女在一起只要开心，就足以被冠以爱情之名。当自己切身地抵达一个全新的环境，品尝到一种全新的孤独之后，我才意识到对于并不美满的人生来说，开心是一件很廉价的事情，跟谁在一起都可以开心，跟谁都可以在月光下散步，跟谁都能够说很多的话、那些本不该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道貌岸然无病呻吟愤世嫉俗的那些话，但有一些东西始终是无法被外力打破的，就好像那座从遥远的地中海延伸到丘陵地带的薰衣草乡，对于海洋来说也许就只是一次假期和一张机票那么简单。
我的功课成绩在某一个时间点突飞猛进，也许是上帝真的在拆掉那座苟延馋喘的茅草屋之后，为我们留了一条通往未知的路。高中我如愿考去了成都，渐渐也就与那个出生在紫色花海的纯洁姑娘切断了所有联系。成人后我终于看见了普罗旺斯的整体风貌，不过不是在搜索引擎上，十八岁的生日那天我收到一条陌生微信的好友申请，海洋为我免去了自我介绍与回忆往昔的矫情环节，向我发送了一张她站在花海里，面对着不远处一座中世纪城堡比出剪刀手的自拍照片。
海洋告诉我，由于无法直面应考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她高三那年决定作为一名艺术生去欧洲深造，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学绘画，距离普罗旺斯只有五个小时的车程。
5.同年出生的表弟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再见到过他，大概十年？十五年？列车将每一寸路面不留余地地淌成一片平坦，时光所带来的这种巨大的模糊感，让我回忆的过程变得更加困难。鉴于我们太久不曾见面，很多故事实际上是源于朋友或是家人经历的二次创作。结果就是，尽管我们在人生的某一个时间段内拥有同卵婴儿般紧密的联系，但当我将自己的笔触延伸到他身上的时候，我总觉得他就像我的父亲一样令我感到陌生。
事实上，他已经完完全全地成为了我的父亲，尽管以他各方面的悟性，理想地说，原本有机会走出这片大山，以一种更加优雅的方式取得生存。
表弟的父亲，我爸的亲生弟弟，用四川方言讲，我称为幺爸的那个男人，在家族基因与城市气质的支配下，也拥有家暴的习惯。在我们同是小学三年级的那年，用拳头将表弟遍体鳞伤的母亲送到了医院。初一那年他的父母正式离异，因为财产分割等一系列原因一度对簿公堂，最终他被判给了我的幺爸。同年那位因为吸毒等罪名入狱改造的商人得到了减刑释放，出来后重掌“一米阳光”ktv，与我妈在三十万的欠账上达成一致，让我妈空手入股，平日里负责ktv的日常经营等业务，每个月定期给我妈分红。剃光的脑袋与毒品滥用史并没有抹去一个有钱人的意气风发，我爸的朋友嘴里豪横地叼着一支雪茄在饭桌上给我妈算账，一年就可以拿回本金，两年能够挣够成都市一套房产首付一类的。
也许是从幺爸的身上能够感受到一种脱离于单纯的血脉关系以外，基于性格特征与行为模式上的更深层次的共鸣，我第一次在我爸身上感受到一种摇尾乞怜的气息，他接连很多天缠着我妈，恳求她在ktv内部人员的任命上为我幺爸安排一个合适的职位。他反反复复地告诉我妈，自从我的奶奶爷爷相继去世，大爸和姑姑都定居省城以后，他就扛起了长兄如父的这样一个责任，他实在是不忍心看着自己的亲生兄弟，在失去一个平日里负责家庭一切开销的女人后饿死。
后来幺爸得以换上一套崭新的蓝色制服，摇身一变成为这家高档娱乐会所的保安队长，甚至有机会引领一个四五人的小团队，拥有了他一向所景仰的，挥一挥手就有人屁颠儿屁颠儿地跑来点烟的话语权。这件事带给这个家庭的第一个负面影响就是，我的表弟因为更进一步地疏于管教，终于在几次三番的校园斗殴事件后，因为将扫帚砸向自己的班主任，被当地学校勒令退学。幺爸脱下了笔挺的工作帽，duang得一声在ktv门前给我妈跪了下来，幺爸说，千错万错都是他为人父的过错，小孩子什么都不懂，说我妈现在是掌管着月流水几十万的娱乐会所的大老板，在整个县城都拥有铁腕一样的人脉，如果可以的话叫教育局长出来一起吃个饭，只要能让表弟得到回炉改造的机会，让他做什么都愿意。
我妈拒绝了幺爸的提议，想想这其实为他日后所上演的醉后大闹ktv的戏码埋上了伏笔。每一个习惯于走后门的人总是顾影自怜地认为自己有这样那样的苦衷或是原因，但也许在我妈看来，过程的公平是比结果的获利更重要的一件事情。表弟因此失去了作为应试教育的一份子、参与到高考中去的权利，很小的年纪就外出务工，本质上是务工，这当然超过了法律的允许范围，口头上的说法是当学徒，在祖国最东边的一座海滨小城，每逢过年坐着六十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回到这座城市，被迫给予一柄剪刀，向满脸堆笑的长辈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
离开海边也是因为打架，一醉之下半推半就睡了师傅未成年的女徒弟，被擀面杖打断了一根腿筋。在对方声嘶力竭的威胁电话里，我的幺爸掏不出足够私下和解的钱，最终由我妈妈私自挪用了一部分营业额，将表弟从草木皆兵的大海边带了回来。然后是多个城市的辗转，根据他在电话里的大放厥词，将自己高超的手艺分别带上了北上广深，最后一次听见表弟的声音，是在高考前一个月，由一个陌生号码打进的手机来电里，表弟开门见山，为我阐述了一通电话的两个重点，第一，预祝我高考顺利，一大家子人里面，就我一个人真正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他为我感到骄傲和自豪；第二，牢记要删除本条通话记录，彻底删除、不留痕迹，千万不要录音，不要保存屏幕上的十一位号码，号码是通过软件加密随机生成的，保存了也没有用，打过去也联系不到他。
表弟告诉我，他此刻正在中缅边境，一个叫做什么什么的云南小镇上，从事非法的生意，负责将漂过湄公河的走私跑车运进国内，从而逃避一比一的海关税。他每天都过着刀尖淌血的生活，晚上觉都睡不着，生怕一次睁眼就被人抓进去判个死刑了，因此这样的工作也不打算长干，只要赚够了足够创业的启动资金，他就一定回来，回到那个远离了快十年的旺苍县，开一家普普通通的理发店。当这一切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平凡地过完自己的一生。
我和他从小穿着同一条开裆裤长大，衣食住行都在一起，我们上了同一所幼儿园、同一个学前班、同一所小学的同一个年级，我们人生真实的分野来自小升初的那次外地生考试，从此像不同季节的两只大雁一样背道而驰，尽管在无边的苍穹有过几次幸运地交汇，但始终乐此不疲地奔往各自的目的地。实话说那时候我们一切都很像，相同的成长环境，相似的脾气和秉性，皱起眉来那两道抬头纹的走向与角度都一模一样，甚至公正地说，表弟比我更聪明，各方各面都比我还要聪明，在我面对着复杂的乘法口诀表死记硬背的同时，他就已经能够从九九比九十少一个九，从而正确答案是八十一的角度给予我一些思考方式上的启迪。
他本不应像现在这样，我也本不应像现在这样，小县城教育资源的稀缺让每一个孩子的命运发展变成了一场盛大的豪赌，父母高低层次的不确定性又为这场看似的狂欢早早地画上句号。有时候我在想，你怎么能要求我的表弟拥有电视机里那些孩子一样的健全人格呢？不可能的事情，但凡他能够出生在大城市里的正常中产家庭，有机会从小远离家庭暴力与校园暴力，享受哪怕是中间程度的素质教育，以他的天资聪慧，现在基本上也都是一个科学家或者是工程师，坐在二十四度的空调凉风里，在猫屎咖啡的熏香中留下一行灵光乍现的代码，从写字楼顶俯瞰北上广深的浪漫风景。但可惜的是，这一切从没有像臆想那样真实发生。
我妈最终丢掉那份光鲜亮丽的工作，事后总结能够归结到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那一个月ktv巨大的资金漏洞；二是我的幺爸，在喝醉酒后的一次彻底发疯，先是将一瓶喝了一半的洋酒倒进正在搂着小妹动情演唱《纤夫的爱》的客人头上，接着脱下制服将自己暴露成一个未开化的婴儿形状，在头顶洒下的监视器下面对着包厢的沙发拉屎。
被浇酒的客人是当时县城里某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很多年后因为贪污受贿而被双规），在紧急召开的股东大会上，我妈向所有人请辞，从此没有任何人再提那三十万的事。
6.港岛妹妹，你献给我的西班牙馅饼——《天空之城》
我第一次看见海洋，不是和海洋，深圳的大梅沙距离我的大学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公交车直达，单程票三十。来到广州之后，我在学业之余找到了一份发传单的工作，包午饭和车费，每日净收入一百，逐渐拥有了在感情上不被交通费用所拖累的奢侈。直到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大海并不是电影里的那种蓝色，乌泱泱的一大片，在月光下忧愁地翻滚着，那是属于08年的那个夏天，夜晚十点东河那片宛如创世般同一种混沌的颜色。
宁夏脱掉用以阻断华南地区持续高温天气的防晒衣，露出一件草绿色的胸衣与头顶圆盘交相辉映，她在月光下自在地跳舞，身形与海的正中央那片扑扇着的小飞虫融为一体，硕长的双腿在沙粒上被拉成一道两米长的剪影。我们穿越景点栅栏，回到了人潮拥挤的大马路上，夜晚的深圳拥有截然不同于小县城的气质，暂停的车窗下不断有黑车司机向我们招手，漫无目的地行走，我们走过昏黄街灯留下的彼此那张轮廓模糊的脸庞，走过二十四小时便利店金光灿灿的广告标语，走过了那座像极了“一米阳光”的ktv循环播放着的张学友的《吻别》，最终停留在一间海滨酒店门前的黄叶纷飞下。
我告诉宁夏，这样一个硕大而紧密的空间总是很容易让我联想到自己的家乡，不过从对照的角度，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总是会想到那座小城，明明从各方面看都不一样。宁夏告诉我，其实她也是从一座小城过来的，也许世界上再找不到一个这样的地方，潮湿，拥挤，人均十平米的小房间，节假日走在路上全是密密麻麻的脑袋，连多远之外是拐角处都不知道。我面对宁夏夸张的描述一时间相形见绌，情不自禁地发问，这么一对比，我的故乡相比较之下还是要优越许多，你说的这个地方也是西南地区某个贫困县城吗？她回头长久地凝望我，说不，我说的是香港。
我们做爱，面对酒店占据半面墙的浅蓝色落地窗，视线正对黑夜里闪闪发亮的海边沙滩，并肩躺下、汗水从一个新鲜的肉体滑向另一个新鲜肉体的时候，我忽然感受到自己一整个前半生，从未感受过的幸福与充实。它们并不来自短暂的男女交欢或者是物欲上的满足。在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自己就好像一片无根的浮萍，在永无止境的航海线上随着洋流漫无目的地漂着，甚至在那样的一刻，当宁夏一只手为我递过来小半张卫生纸，一只手高举着自己的手机听筒凑到我的耳边，向我不遗余力地安利她最爱的一首英伦摇滚时，我也不曾转变自己的思想观念，甚至傻乎乎地将停泊的希望寄托在找寻一个正确的对象上。
我只不过是忽然之间想通这样的一个道理，它是来得那样突然，以至于我都无法找到一些足够的论据来说服我自己，只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开始觉得漂泊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它足以时时刻刻地让我们铭记着第一次出发的那个地方，同时也足以让我们在某一个不经意的时候，转瞬就忘记自己出发的那个地方，从而漫长的一生里再不记起。
人们总是过分地注重“记得”这样一个耀眼的品质，事实上忘记才是更加需要勇气的一件事情。
故事的最后：
彻底地埋葬父亲花去了超出预期的小三天时间：风水师装模作样地定址与法事，与地主针对于土地价格所进行的一系列友好不友好的反复磋商，生平八字及家庭成员的具体记录，指挥着工人将上吨重的大理石墓碑抬上云端中心位置的南山顶，接着根据旺苍县城的风俗在将泥土埋成一个工整坟包前，用无休止的鞭炮噪音将掌管土地的神灵惊醒。
在这一切终于得到了盖棺定论，工人伸出粗糙的手掌心，正准备接过背包里那个沉重的方形盒子的时候，我最终以制止他的好意的方式，作出了临时反悔的决定。
我背过身去，面对着浩瀚的苍穹迈了两步，将自己的肉体存放在南山的边缘，接着我打开骨灰盒将当中的每一寸白色粉末向着脚下近千米的高度，原原本本、一丝不挂地全洒了下去。为了使我爸的骨灰能够得到充分的空气传播，泼洒到一个更加遥远的位置，我几乎将整个身子都倚出了山顶的栏杆，以至于我们在那一刻同时化成了风的一个部分，粉末就好像小时候所见过的蒲公英被春风所扬起的场景，在我的视线内负隅顽抗了一小会，最终彻底地消散成了光的碎片。
他所留在这个世界的最后一丝痕迹从实际位置上距离我愈来愈远，但我从未感觉彼此曾经像现在这样地接近过。我一直在向着整座城市看，确保每一滴粉尘都能够坠向它应该的那个位置，我坚信到最后，他会将自己的肉体洒满这座城市的全部土地。
在工人们面面相觑的一对对大眼睛中，支付完一切的尾款，将空无一物的骨灰盒放进了泥土深处里那个应该的位置，接着下山，中途宁夏给我打来了一通电话，问我什么时候能够回到省城，说我妈刚打电话今晚约她吃饭。
大学毕业那年，宁夏决定放弃一线城市原住民的身份，随我来到四川省进一步学习与创业，美其名曰想要躺平下来感受互联网上口口相传的慢节奏生活方式，我妈很喜欢她，说总是能够从她的身上看见年轻时候的自己。
草草地敷衍了几句，去石板街尽头的门面办理交接手续。离婚前半年，我妈借下了一笔首付款，盘下了这个十平米的小房间，租给了老城的一家包子铺。由于我爸先前一再传播出去的出轨谣言，也由于我妈天性的恻隐与不绝情，她离婚时选择净身出户，一年三万的租金就落在了我爸身上，足以让他在一座五块钱出租车起步价的城市衣食无忧地结束自己的一生。
包子铺老板的五官里写满了一个蹩脚商人还未彻底泯灭的直率与淳朴，对着合同书上密密麻麻的字不停地指指点点，这暂时是我们能够给出的最高的价格，我知道在现在这个地产的行情下是低了点，但确实实力有限，如果您对这个价格不满意，我们可以采取股份合作的方式，每个月在营业额里抽取一部分分红给您。我拒绝了他友善的提议，在合同的最后一栏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双手颤抖着收回白纸的那一瞬间，他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句感叹，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您就像您的父亲，对人不计较的好。
他突来的恭维一时之间让我有些哭笑不得，我问他这话怎么说？他说，您父亲生前就在租金方面对我们一免再免，知道我们是从大山出来县城谋生的家庭，逢年过节还时不时邀请我们去家里一起吃饭，快不行的时候我们总去医院里看他，他还总向我们炫耀说，等到自己离开之后，我们就有机会看见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亲生儿子，人长得好看，心肠又好，到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现在我才知道他当时没有欺骗我们。
他叹了口气说，活菩萨一样的人，说没就没，这世道啊……
直到那时我才想清，世界上所有的人从来就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是看各自的好究竟面向于哪一个群体而已。我们总是根据主观的情绪，垄断地为一个人打上一个刺青一般浮于表面的价值评判，这人是个好人坏人什么的，事实上不会有任何人经得起一个真实公正的，来自全方位的评判。不过也是一件好事，我爸生前没能名扬四海，生后还能有那么一两个人能够想着念着，多多少少也算是不虚此行。
临走前找我的朋友喝酒，小学同学，我三年级的时候他四年级，我四年级的时候他还是四年级，渐渐就由同班同学发展成了一生挚友。朋友绰号叫耗子，从小家庭条件就不太好，很早前就成为了留守儿童，住在校外胡同深处一个木板搭成的简易平房里，高中辍学之后就成为了黑网吧里一名光荣的网管人员，由于工作环境的使然，有时候难免会遇到一些有意无意的闹事与冲突，打架是常有的事，加上耗子搏斗技巧相对过硬，往往还都不幸地打赢了，医药费也就顺带着赔了不少，一次就是一两千，一时冲动一个月就白干了。
由于黑网吧事业的萧条，雨后春笋一样的大小网咖在全县城范围内取而代之，网管的招聘标准明确地界定为视觉上更加赏心悦目的年轻女性。因此这一次见面耗子已经更换到了一份相对来说更加对口的工作，在城中心一家酒吧担任大门前的安保人员，从一个地方打到了另一个地方，每年仍然要从贫瘠工资里，砸进去一笔高昂的医药费。
21年的县城有了一些新鲜的迹象，大大小小的建筑工地有条不紊地日夜运作，双向道路拓宽了不少，一些二十层以上的电梯公寓拔地而起，遮挡住雾霾的同时也遮挡了光。我们在年老失修的电影院前面对着坐下，烧烤摊浸起的油烟随着夕阳晚风打在我们油渍渍的脸庞上，酒过三巡，耗子的面颊已经在酒精的作用下变得通红，他昂着脖子将杯子里二两的江小白一饮而尽，晃着脑袋向我吹着牛逼，这么多年，他已经经历了花开花落，经历了大起大落，经历了人世浮沉以及人来人往，早已经被时光磨去了当年的锐气，很多事情也都想开了，现在他只想赚钱，买一套房，让自己远上北方打工的家人在春节回家时能有个过年的地方。
我问他，你现在的工资是多少。他向我伸出了一个巴掌。我说，那还挺多的，五千。
他闭着眼睛打出一个沉重的酒嗝儿，说不，我喝多了一不小心就控制不了自己的手指，三千，一个月三千，年终全勤奖二千五，绩效做满多发五百。我问，你们做保安的，能有个什么绩效。他说，其实也很简单，就是遇到闹事的或者是逃单的，用各种方法给人控制下来，上一次遇到一伙青春期的高中生因为感情纠纷掏出了水果刀互砍，几十个人刷刷地把酒吧大厅占满，一时间刀光剑影，跟武侠片一样，所有人都没见过这种场景，当时就被震住了，只有我，奔着这五百块的绩效，上去一个空手夺白刃就给人把刀夺了过来，现在后背上都留着那时候不小心被刀片蹭到的一条疤。
他掀开了自己洁白的T恤衫给我看，21年旺苍县的房价已经达到了五千块每平的均价，我在心里默默地演算，不出意外的话，抛开衣食住行，假定全年无休，妄想房价不涨，不谈酒吧倒闭，耗子需要连续工作十一年的时间，就都够完成他内心里这样一个宏大的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