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怕死，说什么也克服不了这种心态。 

从高中到大学的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会思考“死”这个问题。那时的我，可说是活在对死亡的恐惧之中。 

细微的声响或什么东西的影子都会令我这个胆小鬼吓出一身冷汗，就像是深更半夜独自行走在墓地里。这次的咳嗽好像不太正常，身上的某个地方长出了一个小小的瘤，诸如此类的小事都会令我忐忑不安，担心起自己会不会是得了癌症。 

如果就这么一命呜呼了，那该如何是好？ 

我每天都在思考着这样的问题。 

初中的时候，棒球队里有名队友被一辆土方车轧死了。对我来说，那是第一次在现实中接触到死亡。 

在我读大学的时候，京浜东北线发生了一场事故。事故造成了惨重的后果，伤亡人数接近一百五十人，在死亡的乘客中，有我认识的人。 

现实中的死亡，对我造成了超强的冲击。 

我这么说并不代表我认为死是一件伤心事。 

听到别人说谁谁谁死掉了的消息，我的心头只会浮现这样一种想法：“噢，那个家伙死掉啦。”不管谁死了，这个世界都不会发生任何改变。日子一天天地过，今天和昨天没多大区别，只是那个家伙昨天还在，今天就不在了。 

棒球队的那名队友也好，我认识的那名乘客也好，到昨天为止分明还是生龙活虎的两个人，可今天无论到哪里都找不到他们了。就像被黑板擦擦掉了，被擦得无影无踪了。仅此而已。 

我深切地体会到：死是多么扫兴的一件事。 

我明白过来，人死了只意味着不复存在。既没有什么天堂，也没有什么地狱。再就是，死人会非常简单地消失于活人的记忆中。 

话说回来，朋友死了，心里肯定会觉得悲伤。但是说到底，心头也只会浮起“哎，他死了啊”，这么单纯的一种想法。 

就算再悲伤再悲伤，就算一连三天夜夜流泪到天明，到了第四天泪水也会干掉的。不论你对逝去的故人有多怀念，活着的人都生活在一个与死者毫无关系的世界里。面对如此肃杀的现实，我感觉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哎，他死了啊。”就这么结束了吗？ 

所以，我特别怕死。但是，我要怎么做才能使自己免于一死呢？我还认识一个人，那天他本该在那辆发生事故的京浜东北线上的，但因什么事耽搁了没乘上，结果反倒捡了一条命。人的生死，谁也控制不了，只是命运的拨弄而已。正因为是命，所以没人知道自己哪天会死。这样的想法令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要是我现在死了，肯定什么也不会留下。世人很快都会忘记，有个叫北野武的人曾活在这个世上，就像落在地上的一滴雨，会被随后一滴又一滴的雨轻而易举地抹去痕迹。 

不是害怕被别人遗忘，而是害怕因为自己的人生空空如也，所以就这么轻易地被别人遗忘了。这样就太可怜了。 

我还什么都没做呢。人生的乐趣，我还什么都没享受过呢。虽然我打过棒球，但那不等于我打进了甲子园呀。学习也谈不上很好，也不记得自己享受过什么奢侈的生活。既没有开着车子兜过风，更没有开车搭讪过什么女孩子。我不要就这么死了。什么都还没做就这么死了，我不甘心。

在我身上从来没有出现过那种活得有滋有味的感觉。 

人死后会变成什么，有没有天堂和地狱，使我感到烦恼的并不是这一类哲学性的问题。我只是害怕，还没有体验到生的快乐，还没有留下任何能证明我没有白活的记忆，就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踪影。 

虽然我说生的快乐，但那并非仅指快乐的记忆。哪怕是残酷的、痛苦的经历，只要它能让我品尝到活着的滋味，就算是一种快乐。 

因为有这种想法，所以当时的我憧憬着要做一名海洋研究员。 

那时正是雅克·库斯托名气响当当的年代。当时我羡慕的是海洋科学家这类人，因为他们能乘上像“深海6000号”那样的潜水艇，下潜到水压高达几百个大气压的黑暗海底，对海底火山和在深海里繁衍的细菌进行考察研究。我向往的是那种和现实利益没有半毛钱关系、纯粹为了学问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的活法。因为我觉得如果能过上这样的生活，我就能切实地体会到我真的在这个世界上活过。 

如此说来，当时我所害怕的，也许并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无法按照自己的理想活着。我害怕的是那种既沉闷又无聊的生活。 

话虽这么说，但当时的我其实并没有想做什么事，想成为怎样的人，或者说想过怎样的生活这类具体的理想。不过，正因为我没有任何具体的理想，所以我反而更加恐惧了。难道我的一生要在连该做什么好都不知道的情况下随波逐流、浑浑噩噩地度过吗？ 

但是，人生充满了讽刺。 

为了克服对死的恐惧，我选择了一条相当于自杀的道路。 

此前，我已经谈过许多关于我母亲的事。尽管我无法用片言只语来概括，但不管怎么说她都是一个非常勤劳的女人，而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艺术啦，哲学啦，文学啦，她完全不认可这类东西的价值。对她来说，爱好这类玩意儿就是在浪费人生。现在回过头去想想，她这种看法其实也是一种人生智慧，甚至是一种可称之为哲学的思想。但是，因为我自懂事起就一直生活在这个家里，所以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客观地将母亲的这种看法视作是一种思想。 

我父亲属于典型的下町区里的手工匠。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已经入了说漫才这一行，所以说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也不算短了。不过，我从小到大和父亲之间有过什么真正的交流吗？我一次都想不起来。我只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曾带我去江之岛看过大海，但那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父亲是个粉刷匠，每天都在施工现场、小酒馆和家之间做三点一线的往返运动，就像敲图章一般千篇一律。他平时是个胆小如鼠之辈，可每天晚上醉醺醺地回到家后，都会对老妈挥拳头。他每天都认认真真地干活，但我想他挣的那点钱基本上都被他贡献给酒馆了。 

因为老爸是这副德行，所以我家的生活全以老妈为中心。日常的吃用开销啦，孩子的升学问题啦，不管什么问题都是老妈说了算。她白天在建筑工地打临工，晚上还在家里接点零碎活，每天都要做到深夜。在那样的年代里，在如此艰苦的生活中，她愣是把三个儿子送入了大学，一个女儿送入了高中。这么说吧，她就是美轮明宏的《打夯工之歌》的现实版。 

老妈为我设计了一条出路：读完理科大学，然后去大型企业就职。她觉得我不可能有别的出路。而且，老妈的决定在我家里是没有商量余地的。因此，我在考取了明治大学理工学部的时候，脑子里尽想着我就这么太太平平地念完大学，然后去做个循规蹈矩的工薪族。 

也就是说，当时的我是被老妈的各种想法所左右的。 

尽管如此，我却像一只生下来就待在笼子里的小鸟，从来也没觉得自己有什么不自由，更不会想到自己的人生受到了母亲的束缚。对母亲来说，应该也从来不会去往这方面想。我这样做都是为儿子好，她肯定是这么认为的。 

再者说，母亲是怎样含辛茹苦地把我抚养大，让我上了大学，我是再清楚不过了。我也知道，我哥为我牺牲了自己的学业。所以说，除了母亲的决定外还有别的选择，连我自己都不会这么去想。不过，我现在觉得，当时自己之所以那么怕死，也许归根结底就是因为这个。 

因为我被束手束脚地五花大绑着，因为我对自己的人生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所以我体会不到活着的感觉。 

而我自己的大脑运作方式，也是相当理科型的。 

我到现在还觉得做数学题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每当听到别人说起欧拉定理、非欧几里得几何学什么的，我的心里都会涌起一股莫名的骚动。如果我做了数学家，我的人生又会是怎样的呢？我常常会不由自主地做这样的白日梦。 

干起了以前做梦都没想到过的电影导演这一行后，我有时也会瞎琢磨：那也是因为我是一个典型的理科男啊。在写电影台词的时候，我发觉自己就像是在无意识地做因式分解题。 

如此说来，我学理科是完全对路的。 

只不过，对于大学毕业后登上固定轨道驶向未来这一点，我感觉不到有什么魅力。 

我读大四是在1970年。从1960年到1970年，正是大学里的学生运动搞得如火如荼的时期，运动的起因是安保问题。当时，各所大学都遭到了封锁，授课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只要你交毕业论文，学校就会给你发一张毕业证书，当时是这样的一个时代。 

而日本社会呢，当时正处于经济飞速发展期，音乐、戏剧之类的文化演出开始大量涌现。于是乎，我基本上不去学校，取而代之的是整天流连在新宿一带的爵士乐茶室里。 

说到在爵士乐茶室里聊的那些话题，当时最时髦的是存在主义、萨特和波伏娃，另外还有科林·威尔逊，在当时也有很高的人气。我记得当时我的书包里也有一本书，是《次郎物语》，但我没好意思拿出来。

对于一个理工学部机械系的大学生而言，存在主义什么的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但这反而激起了我的向往。再说了，最关键的是，谈谈文学和哲学，聊聊学生运动，可以搭讪到大把的女孩子。要说我能够顺顺利利聊下来的话题，那无非是本田汽车的引擎如何如何之类，而这样的话题女生是一点不感兴趣的。说出来很可怜的，我对自己的未来缺乏信心，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另外，成为大学生后，我对这个社会的构造有了一些朦朦胧胧的认识，也明白了接下来如果想事业有成的话，就该想办法进入官僚阶层，还明白了如果就职于制造业，那今后的收入就堪忧了。 

如果要跻身官僚阶层，就必须通过高级国家公务员考试。如果自己大学毕业后，在某家企业里做个工程师什么的，那顶多也就混到个二把手的位置。这样的未来有多大前途呢？我意识到了现实的残酷。 

当时，还有不少人气剧团（如“状况剧场”“天井栈敷”之类）里的演员也会经常光顾爵士乐茶室。这帮家伙都是热情洋溢之人，几杯老酒下肚后会为了不同的戏剧观争得面红耳赤，有时甚至还上演全武行。 

在文化人的世界里，干活从来都不是为了维持生计，但他们居然还会上演这么轰轰烈烈、你死我活的戏码，这对我来说实在算是新鲜事。 

当时的我只知道下町区的生活，只见过与战后的价值观保持一致的、为了谋生而玩命工作的成年人，看到这样的场面后，就感觉自己进入了高一个档次的世界。那是因为这个世界有一种令我目眩的文化气息。母亲在战后对我长期灌输的价值观是：理工科大学毕业后，到大企业去就职，这是一条人生的成功之路。但当我在爵士乐茶室里闲荡时，每每会觉得这样的想法实在太老土、太落伍了。 

这么说听上去很潇洒，但充其量不过是经常去茶室晃晃，去做一些不那么光明正大的临工，去搓搓麻将赌赌钱，用赌来的钱去买醉，就这么点破事而已。 

所以我觉得，生活在那个时代里的人，总是低着头走路的。 

总是低着头，总是贪生怕死。 

对文学、戏剧什么的，我充满了向往。但是，我不觉得自己能够胜任这种行业。那我到底应该做什么呢？我会不会这辈子都找不到答案，就这么翘辫子了呢？当时我脑子里尽是这样的想法。 

那天，我像平时一样朝着歌舞伎町的爵士乐茶室走去，脑子里还在想着……

现在的新宿ALTA，以前是一家叫作“二幸”的食品店，有点像现在的大型超市的前身。我从新宿站的东出口出来，穿过“二幸”前面的人行横道，当时我走路的样子肯定也和平时一样：弓着背、低着头，往前走。

只不过，那天我脑子里的思路和平时方向不同。 

突然之间，我有了一个荒唐透顶的想法：“对呀，我应该退学。” 

我记不清自己的这种想法是打哪儿来的。就像万里无云的天空里突然划过一道闪电，这个想法就这么突然间闪现在了我的脑海里。当时我的感觉就像是，站在高楼上准备跳下去自杀。 

我的思绪仿佛晃晃悠悠地飘到了天上，就像被毒蛇凝视着的一只青蛙，我陶醉在“自杀”这种甜美的想法里。 

我很清楚母亲为了能让我上大学付出了多少心血。我也清楚，都已经念到了大四，如果这时提出退学，会给母亲造成多大的打击。 

这样做，就意味着抛弃了把我抚养成人的母亲。对母亲来说，哪怕是突然听到我猝死的消息，估计也不会比这个更惊讶了吧。对我自己来说也差不多，如果我不是在心里打定主意自己已经是个死人，这样的话我是绝说不出口的。所以说，我这里说的自杀不是什么文字游戏，对我而言，它就等同于真正的自杀。虽然等同于自杀，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这是唯一明确的答案。 

就这样，我下定决心要退学。

那时候，我一边走在横道线上，一边抬头望着新宿的天空，湛蓝的天空一片晴朗，就像我以前从没见过、今后再无缘见到的那样。我感觉眼前的景物全都清澈澄明，就像一阵劲风吹散了此前一直盘旋在我头顶上的那团乌云。 

至少在那一刻，我对死的恐惧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听说在狼或狐狸之类的动物世界里，母亲一旦完成育儿，就会把自己的孩子赶出巢穴，而且那架势简直就像在和想要侵入地盘的敌人交战一般。在这之前，母亲会精心地照料孩子，就像孩子的生命比自己的更宝贵。可是在那一刻，母亲甚至会撕咬自己的孩子。 

我不知道母狼或母狐狸这么做是否是出于对孩子的爱。如果从人类感情的角度来考虑，那就是为了让孩子能够独立地走上社会，而狠下心来这么做。但真相也许没那么复杂，也许只是母狼或母狐狸在某个阶段打开了身体里的某个本能开关，然后在脑子里自动生成了将自己的孩子视作敌人的程序。 

如果理查德·道金斯的“所有生物都是基因的交通工具”说的没错，那么与其依赖于母爱这种不确定的感情，还不如建立一套本能的机制，这样反倒能够确保育儿的成功。因为用这种方法，遗传基因的存活概率会大许多。 

不过，对于狼崽子或小狐狸来说，不管真相是哪一种，其差别都不大。因为不管哪一种，其结果都是到昨天为止还在这个危机四伏的自然 

界里保护它们的母亲，今天却成了最凶狠的敌人向它们扑来。它们的心里，一定会感到一种被全世界拒之门外的惊恐。然后，它们会明白一个道理：要活下去只有靠自己。 

遗憾的是，在人类的育儿过程中，这样的程序已经退化掉了。即便如此，古人还是有行冠礼的仪式的，虽说现在也有取代它的成人礼，但谁都知道它没有任何用场。 

回头说我自己吧，我觉得，要不是在那个阶段对死亡那么恐惧，我是不会做出那种决定的。那样的话，也许我这辈子都飞不出我的鸟笼，这辈子都行走在母亲为我铺设好的轨道上。我觉得，青春期的孩子所感受到的死亡恐惧，也许就是他独立成人的本能开关。至少，我的情况正是这样。

从根本上说，如果我就这样走在母亲为我设计好的人生道路上，其结果也不一定就是不幸呀。只不过，这样的话这世上就会少了一个叫作北野武的艺人，只有这一点是明确无误的。不过，这是题外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