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前，我把店搬到了这里。
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要把店开在这种地方？可我很喜欢这里。整家店一个人就能上上下下打点好，不必让客人多等。我理想中的店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更何况……您瞧瞧这面镜子，初次光临的客人都会喜欢上它。放置镜子的位置，还有它的尺寸，都是我精心设计过的。
那家理发店位于一座海边小镇上。先坐电车，到站后再换乘公交车，沿着穿过山脚往远处延伸的海边公路一路向前。几站后下车，继续朝公交车的行进方向走几分钟，便能看到右手边靠近山的那一侧由红、蓝、白三色构成的灯柱，正如打电话预约时店主跟我说的那样。
沿着铺有枕木的斜坡爬五六级，就是店门口了。映入眼帘的是一座过时的西式小屋。我看不到任何写着店名的东西。店门是木头做的，上半截镶了一块玻璃。门上挂着一块小小的牌子，上面写着“营业中”三个字。
店主大概是把没人住的民宅改成了店铺。没有鲜花的院子里，立着一架被人遗忘的秋千，支架和锁链上都布满了红色的锈迹。棕榈树立在门的两侧，就像看门的卫兵。
我明明是去理发的，却对着玻璃映出的影子理了理凌乱的头发。然后，我扣上羽绒服的第二颗扣子，轻舒一口气，伸手握住门把。感应门铃发出婴儿玩具般的声响。
店内的景象却和陈旧的外观形成鲜明的对比，精致整洁，井然有序。白色的浮雕墙纸看起来像刚刚洗好、还没来得及熨烫的床单。擦得锃亮的深棕色地板分外光滑，在上面溜冰都不成问题。药剂容器的标签整整齐齐地朝着一个方向，像一群被追求完美的导演安排好站位的话剧演员。
店主站在理发椅旁边，乍一看就像椅子的附属品。他可能算准了我的预约时间，早在我到达前就站在那里了。他的头发剃得很短，明显有不少白发，却没有染。也许他不太关心自己的发型。年纪一把了，后背倒挺得笔直。
我刚在椅子上坐好，他就给我套上了白色的罩衣。让别人给自己穿衣服，而且还是年长很多的人，我感觉仿佛瞬间变成了小孩子，有些惶恐。于是我想主动把手伸进袖子里，谁知店主的动作比我更快。他问，路还好找吧？我点了点头。然后他毫无预兆地说了起来：
“十五年前，我把店搬到了这里……”
您不是本地人吧？不，我就是凭感觉猜的。而且您的穿戴也很整齐。您是从哪边过来的？哎哟，那么远啊？劳驾您大老远跑到这种乡下地方来，真是不好意思。您是不是在那个什么“因特网”上查到这家店的？我对电脑啊，真是一窍不通，只是听人说过这家店在网上有点名气。我也没什么厉害的本事，只是干这行的时间比较长罢了。承蒙大家看得起，还有客人愿意大老远过来捧场，我当然是感恩都来不及啦。
店主嘴上这么说，可是在我看来，他其实有些为难。镜子里的他面带完美的微笑，让人无法想象他露出其他表情的模样。他的嘴唇两侧刻着深深的笑纹，但同样的笑纹并没有出现在眼角。
他往我的头发上喷了些温水，然后盖上一条热毛巾。
我有多久没有去理发店剪过头发了？高中毕业后，我想把发型弄得时髦些，于是不知不觉养成了去美发厅的习惯。原来常去的那家理发店的大叔，总想把我的头发剪成跟他一样的三七开。
店主把热毛巾往我的头皮上压。好烫，我差点喊出来，但并没有觉得不舒服。对了，享受毛巾的热度渗进每个毛孔的感觉，不就是理发店的妙处吗？那是一种令人怀念的感触，一种被我遗忘已久的感触。
热毛巾散发出一丝微弱的生发水香味。这种香味也让我备感怀念。那是“大人”的味道，是成熟男人的味道。小时候，每次去理发店，我都会使劲闻这种味道，把它当成一种通往陌生世界的记号。
您想剪成什么样呢？像您这样的年轻人，平时应该很少进理发店吧？嗯，我当然能看出来，因为美发师的剪法跟我们不一样。您特意选择这家乡下理发店，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啊？
对不起，我不该瞎打听的。因为有很多客人会在痛下决心或是决定改变现状的时候，去一趟理发店。干这行的日子久了，我由衷地觉得，在遇到人生转折点的时候剪头发可不是女人的专利。男人也一样。
您放心，我不会给您剪那种老土的发型。有什么要求您尽管提就是了。
我不擅长向理发师提各种要求。“照现在的样子，剪短一些就行”——这句说惯了的话差点脱口而出。可是闻着那生发水的味道，我改变了主意。
来一趟有名的店不容易，于是我鼓起勇气问，您觉得我适合什么样的发型？可以拜托您拿主意吗？话音刚落，店主的眼角就浮现出了笑纹。
您能提这样的要求，我真是太高兴了。当理发师的都盼着能听到这句话。可这事还真不能我一个人说了算，我还是会跟您商量着剪的。
嗯……您的脸是瘦长型的，所以两侧留厚一点可能比较好。您平时用哪只眼睛比较多？右眼是吧？那发线也分到右边吧。因为别人看您的时候，视线会下意识地顺着发线的方向。如果对方的视线碰上您的主视眼，您的表情就会显得更有活力。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您别怪我多事，我只是想知道您从事的是要和很多人打交道的工作，还是特别注重整洁感的，抑或是信誉至上的？怎么说呢，就是想了解一下您的工作性质。
我一直觉得，男士们应该根据自己的工作性质选择相应的发型。不能光看脸型和着装，工作其实也是选择发型的重要标准。这年头啊，运动员的发型越来越像夜店牛郎。您可能觉得我的思想特别古板吧。
平面设计师？啊，我懂了，就是设计书本、杂志这种东西对吧？
店主抓起一束刘海，用指尖轻抚一下。只见他微微点头，然后小心翼翼地把我的整个脑袋摸了一遍。他的动作如此轻柔，像在摸古董壶一般，摸着摸着，还不时歪一下脑袋。他应该是在检查我的发质和头骨的轮廓，可我总感觉在参加一场考试，他就是检验我有没有资格在这家店理发的考官。
我的发旋长在一个特别奇怪的地方。一摸到它，店主的手就停住了。之后，他又摆弄了一会儿我的头发，随即轻叹一声。他会对我说什么呢？我有些紧张。谁知从那双薄得仿佛一条皱纹的嘴唇间吐出的话，仅仅是关于新发型的几个选项与提议。
不等我开口回答，店主就“咔嚓”一声，动了一下不知何时拿在手上的剪刀，仿佛是要打断我的反驳。然后他用结案陈词般的口吻说道：“也不知道为什么……”
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多数人会特意要求理发师剪一个并不适合他们的发型。明明已经不年轻了，却想保持年轻时的发型。明明长得很凶，却想把自己弄成文弱书生的样子。我一个剪头发的，说这话可能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但我觉得，我们理想中的自己和现实生活中的自己往往是不一样的，虽然我们都能透过镜子，看到自己的模样。
我回答，那就剪您最先提到的那种吧。无论接受店主的哪个提议，我的头发似乎都会被剪得短短的。
直到这一刻，我才怀着上手术台的心情，把进店后一直绷着的背靠在椅子上。照店主的说法，我会在一小时后见到陌生而真实的自己。
理发椅上装着头枕，也有脚垫，像温柔的臂弯一般将我环住。下沉的柔软身体与稳稳往上托的弹力在黑色的皮革中对抗，让人产生浮在水面般的错觉。
我的眼前是一面硕大的镜子。镜中映着海景。这家店所在的位置要比沿途的其他地方高出一截，所以窗外没有任何遮挡物。身后窗外的大海，就这样一览无余地映在了镜中。
秋日午后水蓝色的天空，深蓝色的大海，两种蓝色各占据半面镜子。除此之外，还飘浮着白云，好似未上任何颜色的留白。要是没有从右向左飞过画面的海鸟，这面镜子和裱过的一百号风景画没什么两样。
您喜欢这面镜子吗？那就好好享受镜中的景色吧。有了它，客人们就会看着正前方，这样我用剪刀的时候也会更顺手一些。我们理发店有个规矩，客人一旦坐上理发椅，就不能再看书了。可是最近，好多人刚坐下就掏出手机开始摆弄。
店主用梳子用力拉起我后脑勺的头发，发根都绷紧了。只听见“咔嚓”一声，倒梳起来的头发被剪断，挣脱了梳子的束缚。我感觉到一丝痒痒的快感。先拉，再“咔嚓”。理发店的声响居然也和那些把脑袋当玻璃摆件处理的美发厅不一样。原来进理发店是一件这么享受的事？还是说，是因为这位店主技艺精湛？
我坐的这张椅子斜上方挂着一张裱了画框的奖状。它显得那么随意，仿佛是往墙上挂浮雕画时顺便挂上去的。把视线移到视野的尽头，还能隐隐看见置物架上的观叶植物后藏着奖杯。
据说当年有不少大牌明星和政经界大腕特别推崇店主的手艺。这一段段趣闻逸事，让店主一度成为世人议论的焦点。去年某位大明星去世的时候，他与理发店的不解之缘再度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还有杂志说，理发店的店主已经离开了东京，把店搬到了偏远的海边小镇。
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打电话到店里约时间，却毫不费力地约到了想要的日子。我来的时候，店里并没有别的客人刚走的迹象。而我进来之后，也没有其他人出现。
工作忙吗，自由设计师？呵，您还这么年轻，就已经自立门户了？了不起。瞧您说的，每天忙得团团转，那就是成功的体现呀。无论做什么生意，头几个月都是最关键的。是成功还是失败，头几个月一过就知道了。哎呀，我都为您高兴。毕竟我也自己做了这么多年，特别有共鸣。
我觉得，工作这件事，说白了就是揣摩别人的心思。有时是揣摩客人的心思，有时是揣摩同事的心思。当理发师也好，在别的店里工作也好，做公司职员也好，这一点都是不变的。
我这可不是倚老卖老讲大道理。因为工作关系，我接触过各种各样的人，也跟各种各样的人聊过。我刚才说的，也算是一种统计结果吧。
各行各业的成功者，都是擅长解读人心的人。倒不是说他们特别有人情味，只是有一种能看穿别人心思的能力。说他们会糊弄人也成。糊弄这个词有点难听，但这些成功者的确都有成为一流骗子的潜质。
我想学也学不来。我嘛……只是做这行的时间比较久罢了。毕竟我入行的时候还在打仗呢。
从后往前剪过一轮后，店主换了一把剪刀，也换了一把梳子，再次回到后脑勺。
这一次，他手上的动作变得更细腻了。落在罩衣上的头发都特别短。如果把剪头发比喻成雕刻，那么第一轮就是粗雕，刚开始的第二轮则是对细节的精修。店主的每一个动作都很从容，唯有右手的手指忙个不停，好似寿命很短的小动物在活动。
嚓嚓嚓……剪刀发出清脆的响声。店主的话特别多。也许他本来就爱说话，又或许是他把聊天看成了服务的一部分。
我出生在东京的平民区，是那种放眼望去尽是长屋的地方。我们家从我祖父那代开始经营理发店，我算是第三代传人。所以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注定要干这行了。
还在国民学校的时候，我就过上了一放学就去店里帮忙的日子。算实岁的话，我当时才十一二岁，正是最贪玩的年纪。
客人的头发是绝对碰不得的，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把地上的碎发打扫干净。一有客人剪完头离开，就得把地上的头发清扫干净。这是我父亲的信条。只要地上有一根漏掉的，我就得挨拳头。我们家在当地也算老字号了，店里有其他理发师傅，还有徒弟，根本不缺人手。我当时特别不理解，为什么非得让我干这个呢？
当年的理发师傅都是十二三岁拜师入门的。现在想来，父亲大概是怕我继承家业的时候被其他师傅瞧不起吧。父亲，尤其是那个年代的父亲，绝对不会对孩子说“你真乖”“我对你有很高的期望”这种话。但他们心里都是这么想的——绝不允许自己输给外人，可输给亲儿子还是心甘情愿的。真的，我可没骗您。
店主凝神看着我的脑袋。他的嘴动个不停，手却没停下。他只用左手大拇指抓住梳子，同时用食指和中指梳起我的头发，动作灵巧得很。好长的手指。只见他高高抬起手肘，手上的动作非常细微，一点点修剪着头发。那眼神就像在精雕细琢某件工艺品似的。我可没有一边动剪刀一边跟人说话的本事。就算剪的是最简单的彩纸，我也怕剪到自己的指头。
后来，局势越来越紧张了。男人大多剃了光头，去理发店剪头发的人也越来越少，于是理发店一家接一家地关门。我们家的生意还能勉强维持，只是店里几乎没剩下几个员工。理发店是所谓的“和平产业”，难免会被官府盯上。理发师傅被召去当兵不说，连理发椅的架子都被征用了，因为是金属做的。
不过也多亏了这番折腾，上初中的时候，父亲终于允许我用推子给客人剃头了。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的第一位客人是鞋店的少东。他是个时髦的人，平时都把头发梳到后面。也不知是为什么，那天他点名要我剃，说：“今天就请小师傅剪吧。”
原来他收到了入伍通知，临走前特意来剪头发。他平时天天擦发蜡，被宪兵打了也不肯改，一下子剃成光头哪儿受得了。镜子里的他一脸凝重，那表情我至今都忘不了。只是我也不知道他是下定了决心上战场，还是仅仅不甘心而已。剃完后，他对我说：“等打完仗，我还要留背头。你可得好好练本事，以后给我剪啊。”说完还给了我一颗奶糖。当时奶糖已经成了在黑市才能买到的东西。可是，他到底还是没能活着回来。
店主把手指搭在我头上，让我把头仰起来。镜中的水平线稍稍下降了一些。窗口上方的挂钟映入眼帘。镜中的钟是左右相反的。本该指着下午四点的时针正对着八点钟的方向。西沉的红日在蔚蓝的海面上投下金色的光影……
年轻人听我说这些一定很无聊吧？您要不要睡一会儿？不用睡？那我就接着往下说了。像我这样的老头子也只能说说陈年旧事了。不过父亲当年教导过我，口才也是理发师傅的必修课。啊，他没直接跟我说过这话，是他的背影告诉我的。
父亲在我、家人和店里的其他理发师傅面前从来都是绷着脸，但他在店里特别健谈，对客人也很热情。无论人家是刚从外地回来的电工，还是女校的历史老师，父亲都能跟他们聊上几句。这样的本事可不是谁都有。毕竟父亲付出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努力。他会把每天的报纸从头看到尾，理发店放假的时候，他还特意去浅草听压根儿就不喜欢的落语。母亲当年总抱怨，父亲把一整天能说的话都在店里说完了。可惜我们家的店在昭和二十年的那场大空袭中毁了。
店主后退半步，把老花镜推到额头上，开始前后左右打量我，严肃的表情中没有一丝微笑。我有点难为情，甚至觉得脸颊发痒。“嗯……”他点了点头。我还以为这就剪完了，没想到他又换了一把剪刀，像修剪盆栽似的，在某些地方稍微剪上几刀。店主的剪刀都放在吧台的托盘上，闪着银色的光。他到底有几把剪刀啊？
战争是我上初二那年结束的。嗯，生活很快就开始恢复，可能比现在的年轻人想象中更快一些吧。那年九月，学校就复课了，因为校舍只烧毁了一半。
恢复的速度真是快得出奇。您知道老师们在复课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回收那些灌输军国主义的教科书，像修身、国史什么的。我越想越觉得学校是个荒唐的地方，就养成了逃学的习惯，时间久了干脆不去了。再后来，我离家出走，在黑市干起了替人跑腿的营生。
其实，我原来是想当个画家的。上学的时候，我成绩最好的那门课是美术。家里还有店需要我接班的时候，画家是个遥不可及的梦，可理发店已经没有了呀。于是我一边捡烟蒂，拆出里面剩下的烟草做卷烟，一边用小铅笔头练素描。因为我听说武藏野的美术学校复课了，想去那里上学。战争结束的第三年，我父亲搭了个棚屋，重新开起了理发店，可我当时根本没有回家帮忙的打算。
可是，我漏掉了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只有旧制中学的毕业生才有资格报考那所美术学校。
店主看着我映在镜中的脸问道，想当设计师的人是不是要先上专科学校？很多专科学校有平面设计专业，但我是从美术大学毕业后才进的设计事务所。我怕戳中店主的伤心事，最后还是老实回答了，并补充道，我现在还时不时接一些插画的工作。
听到这儿，店主的手竟然停住了。只见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仿佛在纳闷：为什么手里握着的不是画笔，而是剪刀？片刻后，他察觉到了我的视线，眯起眼睛笑了。“哎呀，真棒……”然后他又重复了一遍，“哎呀，真棒。”
离开黑市后，我跟着替人画招牌的画师做了一阵子学徒，还画了一些作品给美术展投稿，却一无所获。最后，我还是回家了，求父亲再给我一次机会。于是我又干起了给理发店扫地的差事。那一年，我十八岁了。
我没上过理发学校，都是照着父亲的样子学的。父亲也没有手把手教过我，翻来覆去只跟我说一句话，“地上不能留一根头发”。但这句话的意思和战前是不一样的——那会儿，我们要把剪下来的头发卖给做佃煮的铺子。因为当时物资匮乏，黑心铺子会拿头发做化学酱油。头发的主要成分不是氨基酸嘛。
回家两年后，父亲才允许我给小客人剃头。到了第四年，他终于开始把店里的一把椅子交给我负责。他经常当着客人的面吼我，但我总算能站在他身边干活了。谁知没过多久，父亲就走了。一天早上，他突然心脏病发作，好端端一个人说没就没了。
店主一遍遍问我，听他说这些会不会很无聊？他每问一次，我都要摇一次头。在我心里，那个年代的事一直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可是听他这么一讲，当年的光景仿佛都浮现在眼前。毕竟此时此刻，一个从那个年代走来的人正在给我剪头发。
我的头发短了很多，脖颈后面凉飕飕的。不见了刘海的额头，总是被挡住大半的耳朵都露了出来。镜中的我和平时判若两人。哦，原来我长这样啊……
店主把剪刀换成了剃刀，反复削着发梢。削了好一会儿，他才不情愿地松开我的头发，用刷子掸落罩衣上的碎发。然后，他就从镜中消失了。人虽然走开了，可嘴巴还在动。
于是我二十出头就成了一家店的顶梁柱。父亲走后，客人明显比原来少了很多。不少才怪呢，谁想让一个昨天还在挨老爹骂的年轻人给自己剪头发？我要是客人，肯定也这么想。
打那以后，我就开始玩命练本事。现在的理发师可以买假人练手，当年可没有这么好的条件。我只能到处求人帮忙，说“只要你让我剪头，我反过来给你钱”。掉在地上的头发我也不卖了，全部拿丝线捆起来，作为练习的工具。这些碎发本来已经很短了，但我会继续剪，直到它们跟平头的头发一样短。那时候街上常有野猫野狗的死尸，我有时候会把它们捡回家练手，觉得太臭，就在鼻孔周围抹点曼秀雷敦的唇膏对付一下。总而言之每天从早练到晚。客人比原来少，时间自然就多了。
昭和三十年以后，店里的生意才一点点好起来。我本来想说这是我潜心练习的结果，但生意好转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慎太郎头”。
啊，您不知道呀。就是当过东京都知事的那位先生年轻时留的一种独特的发型。他弟弟石原裕次郎主演的电影上映后，这种发型开始流行起来。也算平头，但是额发比较长。
我成了我们那一带最擅长剪慎太郎头的理发师，名气一下子响了。毕竟那阵子满大街都是留慎太郎头的人。多亏了这种发型，理发店的生意才上了轨道。
您问我是怎么练的？嗨，其实我自己就是裕次郎的影迷，想模仿他的风格和打扮，于是做了很多功课，把自己的发型也剃成了慎太郎头。
慎太郎头的难点在于额发与两侧的平衡，但剪起来不是特别费事，一天能剪好多个。我真的特别感谢这个发型。
肥皂味扑鼻而来。回头望去，原来店主正在用一把形似茶筅的刷子在四四方方的陶器中打肥皂泡。
对了，理发师是会给客人刮胡子的。我小时候也经常去离家不远的理发店剪头发，但那时我还没长出几根胡子，总是选价格更便宜的只理发的套餐。这应该是我第一次让别人刮胡子。
三十年代真是理发店的黄金时代。熟客每个月至少要来两次。毕竟那时候没什么东西好供人消遣，对男人来说，理发是一大享受。当年也没人预约，客人都会耐心排队。我们店里有将棋的棋盘，有的客人会在排队的时候杀上一局。下了半天没分出胜负，引得我凑过去看热闹也是常有的事。孩子们都爱看漫画，一看就停不下来。被叫到的时候，反而会一脸不高兴。
对了对了，那时候姑娘也是来理发店剪头发的。大家都会剪所谓的“少女头”，跟童花头有点像，但脖子那儿会剃得更短一些。我们家应该也是那一带头一家买电视机的理发店。
我就是在买电视机那年成的家。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呢？因为我取消了热海蜜月游，用省下来的这笔钱付了电视机的首付。老婆是我的远房亲戚，来自秋田，原本是在店里打杂的。文文静静的一个人，勤快得很。先看上她的不是我，而是我母亲。不知不觉，家里已经把婚事安排好了。我也没想太多，只觉得她长得还不错，仔细瞧瞧挺好看的，于是答应了这门婚事。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已经成了家。当年人们结婚都是这样的。
我紧张地等待店主给我刮胡子，没想到他只剃了发际，就往我身上多套了一层塑料罩衣，说道：“先给您洗头吧。这边请。”我只得起身跟着他过去。坐在椅子上仰视他的时候，我还觉得他比同龄人高，但站起来一看，他的身子就显得特别小了。
洗头池设在房间的角落，前面放着一把椅子，和我刚才坐的那把一模一样。店主刚才说了，一个人就能上上下下打点好的店才是他的理想。这是放在店里的另一把理发椅。坐上这把椅子的人兴许也能看见大海。
我在洗头池前坐下。因为在美发厅洗头的时候，人都是仰面躺着的，所以我刚开始还有点懵。在店主的示意下，我弯下腰，把头伸进了水池。
店里的背景音乐轻柔而安静。现在放的这首曲子是披头士的《露西在缀满钻石的天空中》。音乐声是从屋子深处的卡带录音机里传出来的。我问店主，您喜欢披头士吗？这是我第一次主动和他说话，声音竟有些嘶哑。
披头士？啊，您是说现在放的这首曲子？我都没注意。放音乐是为了让客人放松一些，倒不是我自己喜欢听。我会根据客人的年龄和给人的感觉选择要放的曲子。平时放得比较多的是古典乐和电影音乐。我一般都会挑安静的曲子，客人要是想听流行歌曲，我也会放的。
店里没准备太多适合年轻人的曲子，于是我就想，放点披头士好了。
店主冲洗了好久，这才往我的头上倒了一圈洗发水。凉凉的。原来我刚才闻到的肥皂味是这种洗发水的味道。店主仿佛在用手抚摸我的头一样。与其说是洗头，不如说是按摩头皮。
然后冲洗了第二遍，上了第二遍洗发水。头发打出了泡沫。手指的力度比刚才更大了。唰唰唰……传来轻快的响声。自己洗头的时候，是听不到这种声音的。
您要是问我喜不喜欢披头士，我只能说我没办法喜欢上他们。老理发师应该都不喜欢吧。倒不是说他们的歌不好，问题出在头发上。
理发店的生意，是从昭和四十年代初那群人到日本来访以后开始走下坡路的。头发长了，就去理发店剪短一些。男人都是这样，就跟太阳东升西落一样理所当然。可是这个习惯被那群人彻底摧毁了。
变化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慢慢发生的。从那时开始，理发店就一点点、一点点地萧条下去。也许是因为我们这些老理发师坚信，从东边升起的太阳今后还是会在西边落下，谁都不愿直视现实世界的潮流。一些机灵的理发师开始给客人烫头发，可惜我周围的同行们太乐观了。他们觉得玩小乐队的都不是什么正经人，这些人掀起的潮流绝对长久不了，很快就会消停。
后来，就有了嬉皮士和疯癫族。留着乞丐发型的年轻人开始频频出现在街头巷尾，传统的理发店一家接一家地倒闭，就像一根根从头皮脱落的头发。
我家的店也没能幸免。三十一岁那年，我在理发大赛上拿了个小奖。可这种奖啊，真的是一点用都没有。眼看着店里的生意越来越差，两个雇员的工资都快开不出来了。我也知道，要是把他们辞掉，我一个人负责理发，让老婆做其他杂事，店还可以勉强维持下去，但我打定了主意，要是真走到不得不辞退员工那一步，就把店关掉算了。倒不是因为我特别疼惜员工，只是我们家是有三把理发椅的老店，我又是第三代传人，这口气还是要争的。我就是听不得别人说我家的店江河日下。
工作不顺心的时候，私生活也是要出问题的。我这人特别爱喝酒，酒品还不好，一喝醉就控制不住自己。渐渐地，我开始打老婆。老婆是个温顺老实、沉默寡言的人，所以我们吵不起来。她从不顶嘴，也不跟我发牢骚，只是默默地收拾被我摔碎的玻璃杯和小酒碗。
可是……我想以过来人的身份给您提个醒，这世上没有比温顺老实、沉默寡言的女人更可怕的了。
一天，我参加完商店协会的联欢旅行后，回家一看——老婆没影了，她的衣服和东西也都不见了。我每次赌马赢了钱，都会买些围巾、发卡、首饰之类的小东西讨她欢心。可这些东西都被她丢进了垃圾桶。
二天，敢情她是回了秋田的娘家。过了一阵子，她寄来了离婚协议书。反正也没孩子，我就毫不犹豫地盖了章。我们一起生活了十多年，中间却始终隔着一面镜子。就算朝对方伸手也没用，因为镜子里的东西都是反的，连握个手都是奢望。啊，您感到哪里痒吗？
店主用手掌揉搓着我满是泡沫的头两侧，又用蜷曲的手指揉捏头顶。先强，后弱，再强……我的头随着他的动作上下左右摇摆，好不爽快。疼吗？水没流到眼睛里去吧？店主用哄孩子的口吻问道。
冲第三遍，上护发素，然后又是漫长的冲洗。
回到之前的那把理发椅上，他先用毛巾擦头发，再拿吹风机吹。在此期间，我只做了一件事，“坐着”。像小孩子一样任人摆布的感觉太舒服了。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来着……大概是跟老婆正式离婚后没多久吧。我也没有力气再逞强了，只能辞退那两位雇员，独自守着偌大的店面，呆呆地等客人上门。
就在这时，店里来了一位头发长得吓人的男青年。他穿着一件印着佛祖的T恤衫，下身是喇叭牛仔裤，长发到腰。要是他张口就说“给我剪到十五厘米长”，我肯定会把他轰走。
谁知他对我说，帮我剪成三七开的短发吧。我顿时觉得心头一热。我生怕他中途改变主意，连忙先给他咔嚓一刀，然后才问，你为什么要剪头发啊？
他说，跟我同居的姑娘怀孕了，再玩音乐也没法养活她，所以要去找一份正经工作。
我在给他剪头发，他在理发椅上掉眼泪。那可是一个满脸都是胡子的人啊。我不由得想起了当年的鞋店少东。那次我剪得特别用心，还免费帮他刮了胡子。
经过这件事，我下定决心，要让理发店改头换面。青年走后，我就把自己的慎太郎头给剃了。打那时起，我的头就一直是您看到的样子。
不能死抓着只有历史的破店不放。我一咬牙一跺脚，举债装修了店面。后来，一位做经营咨询师的客人告诉我，这就叫“高风险高回报”。
我撤掉了等候区的电视和漫画，把整个房间弄得跟酒店大堂似的，还雇了新员工。我们店原来只招年轻人，从零开始慢慢培养，但我打破了这个传统，从一家名店挖了个手艺不错的人过来，给他开了很高的工资。然后我还去学了按摩，从最基础的学起。当时正好是美容院刚进日本的时候，全国上下加起来没几家，我们还一起去听过美容技艺的讲座。洗发水、生发水什么的也全换成了原来不舍得用的高档产品。不过我也把价格相应提高了一些。在别家把价格提到一千日元都要犹豫半天的时候，我家的定价是一千八，高了将近一倍。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我当时真的是豁出去了，别说是从清水寺的舞台上跳下去，那简直是从珠穆朗玛峰上跳下去。
我心想，反正横竖都是死，还不如弄一家自己最满意的店，最后搏一把。实在不行，那我就去当疯癫族算了。
没想到这一搏还真赢了。说起来也真是不可思议。原先的客人的确被吓跑了，觉得我们家的门槛太高，但是有新客人来呀。虽然这家店没什么拿得出手的，可创业时间长也成了一个卖点。就凭这个，我也得好好感谢守住这家店的父亲和祖父。还有一个人千谢万谢都不够。要是没有他，我家的理发店怕是火不了几天，是他让这家店真正兴旺了起来。
店主开始给我按摩了。长长的手指将柑橘味的精油揉进我的头皮，按压着我的头部。那感觉就像故意把手指插进了头盖骨接缝，连微弱的痛感也变成了快感。之后，他又用手指按住我头部两侧的下巴根和太阳穴，把头整个儿往上拔，我不禁喊出了声。
他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演员。至于名字，我就不说了，不然会给人家添麻烦。就是这样一位大明星，成了我家的常客。
他第一次来的时候，着实把我吓了一跳。因为他来得很突然。我只能说，他就像直接从电影屏幕里走出来的一样。
当时浅草有个谐星出身的配角演员不时来我家剪头发，大明星貌似就是从他那儿听说了我。他一坐下便说：“我接了部黑帮电影，帮我剪个有那种感觉的发型吧。”
我顿时犯了愁。起初，我建议他剪方头——说白了就是平头。可平头是很难剪的，特别考验理发师的技术。而且大明星的发质偏软，就算剪短了，头发也立不起来，弄不出四四方方的轮廓。我心想：完了，这头发没法剪平头……只能再跟他商量，但他翻来覆去就一句话：“您看着办吧。”他面色凝重，眼睛紧紧闭着，仿佛在忍受某种痛苦一样。他肯定在苦恼，觉得再演帅气善良的角色很难有突破了。
我想象自己正站在理发大赛的决赛会场，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两边的头发剃到最短，几乎能看见头皮，顶部的头发则稍稍留长。我不是很擅长剪慎太郎头嘛，给大明星剪的发型，就跟慎太郎头的平头版差不多。最后再用大量的发胶让留长的那部分头发立起来就成了。他日后的标志性发型就是这么来的。
大明星特别满意我给他做的发型。后来他还亲自打电话给我，请我去了拍摄现场，说化妆师就是没法让他的头发竖起来，还是得让我出马。
他顶着我弄的发型主演的那一部电影，我足足看了三遍……不对，是四遍。经过这件事，我总算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自豪的心情。
从那以后，大明星就成了我家的忠实顾客。他特别喜欢理发，不拍摄的时候，每周要来店里剪两次。店里客人再多，他也会耐心排队，坐在休息室里盯着天空看。其他客人看到他的时候，那叫一个吃惊……我就是在那时开始采用预约制，不让大家到店里排队了。
有大明星给我做活广告，我就谢天谢地了。没想到他有一次还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透露了我家的店名。报道一出，理发店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好，简直跟做梦一样。我在店里接待过各种各样的客人。
有一位以发型奇特著称的谐星也是我家的常客。可他理发的时候几乎不说一句话，就这么绷着脸，显得很不开心，看着我一点一点把那个一上台就能逗乐观众的发型做出来。
还有一位以文笔厚重著称的小说家。他每次来，都要求我把头发弄得竖起来。但他并不适合这样的发型。也许是因为他身材比较矮小，想尽量让自己显得高一点。
其实啊，政治家比演艺明星更讲究发型。有一位当过大臣的政治家，总会在参加电视辩论的前一天带着保镖来我家剪头发。白头发才长出来没几毫米，他就要我重新染。因为他额头上的头发比较稀疏，我必须把侧面的头发拉过来，再用发胶牢牢固定好。那发胶的用量，比银座的女公关还多呢。
嗯，我见过各种各样的人。当然，我一直是隔着镜子看的。
按完头，再按肩膀，脖子不停地晃动。我从来没在店里做过按摩，多少有些不自在。毕竟给我按摩的人都一把年纪了，他显然比我更需要按摩。他按得特别好，特别舒服，可我总觉得过意不去，只盼着他能快点按完。然而，店主就是不停手，一会儿按上臂，一会儿又按前臂……连手心都按了。
镜中的天空逐渐多了几分浅浅的橙色。大海的颜色也越来越暗了。
您还这么年轻，肌肉关节却很僵硬。说句不怕冒犯的话，设计师可能跟理发师一样，平时要做很多精细的手工活吧？啊……现在都用电脑啦？哎呀，用电脑也一样。肌肉酸痛就是努力工作的证据，多了不起啊。
我说到哪儿了？啊……想起来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很多名人来我家剪头发。于是周围的人开始吹捧我，说我是“理发大师”啦，说我经营手腕厉害啦……越是这种时候，就越应该谦虚谨慎，可我把这些话当真了。
而且我当时正是最爱逞威风的年纪。比自己年轻的客人一多，就不知不觉地高傲起来，可我还以为自己的服务态度很好呢。更要命的是，干同一种工作的时间久了——尤其是那种简单反复的事儿做多了，就不把脑子用在这上面了，反而会绞尽脑汁去想什么经营啊、人生啊、哲学之类的玩意儿。
渐渐地，我的头就低不下去了，脑海里还冒出了这样的念头：我可是在理发大赛上拿过全国一等奖的人，还有过人的经营手腕，给别人刮胡子、洗头、掏耳朵的差事，要干到什么时候？
四十八岁那年，我在银座开了分店。说得好听点，那是我有“事业心”，可我真正想做的不过是往脸上贴金罢了。我想要的，就是一层薄薄的金箔。我本打算等分店的生意上道后，就不去店里接待客人了，专心管理店铺。我把父亲传下来的总店交给装修时请的得力干将负责，自己去银座分店坐镇指挥。现在想想，我当时没有看清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啊。
先生，您要是有把业务做大的打算，可一定不能大意。公司做得再大，也别把公司守则挂在墙上，挂上“初心”才对。哦，您准备一个人做下去？也许这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店主按了我的头部、肩膀与双手。我坐在椅子上，整个人有些恍惚。店主留下的指痕还在隐隐作痛。血液仿佛在全身奔涌。我现在的表情一定很呆滞，仿佛高潮刚过。店主按得就是这么舒服。
我靠在椅背上。戴着口罩的店主把热毛巾按到我脸上，肥皂的香味刺激着鼻腔。我又听见了打肥皂泡的声响。
蒸汽充分渗进肌肤后，店主取下毛巾，在我的脸颊上涂抹温热的肥皂水。
分店开张的第二年，我又娶了一个老婆。那时我常在下班后去一家银座的小店消遣，老婆那时就在那家店。不是什么夜总会，是普普通通的小饭馆。老婆是老板娘朋友的女儿，受老板娘所托去店里搭把手，白天是坐办公室的。
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她大概很讨厌我。因为我白天净对人点头哈腰了，去饭馆的时候总喜欢摆摆架子。这个老婆是我穷追猛打，好不容易才追到手的。
老婆能干得很。她明明比我小一轮，我却总挨她的训。碰到品行不太好的客人，我难免要说人家几句坏话。遇到这种情况，她就会教育我说：你收了那么多钱，忍忍是应该的。你第一次来我们饭馆的时候，我就是这么暗示自己才忍住的。她说得那么不客气，我却不发火，真是奇怪。
后来我们有了孩子。我跟前妻没有生育，五十多岁才有了第一个孩子，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如果人生真的有巅峰和低谷之分，孩子出世的那一刻就是我人生的巅峰。
可惜好日子啊，总是不长久的，所以才更显得珍贵。您看我现在这副样子，应该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了。没错，在银座开分店并不是明智之举。眼看着分店的生意越来越差，我又开始借酒浇愁。
这个老婆和上一个不一样。她一看到我喝酒就发火，说我这样太不像话了。但我从没打过她。因为我很清楚，要是我动手了，她会加倍奉还。我没打她，却也不怎么回家了。明明还爱着她，却在外面找了别的女人。只因为我不想听她唠叨“你明天还要去店里啊”, “再这么喝下去身体要出问题的”，我只想安安静静地喝酒。
开始剃须后，店主顿时安静了许多，也许是因为他正拿着刀吧。削断胡须的声响好似骤雨。我只能在雨声的间隙听到隔着口罩传来的含混不清的声音。
我刚才还大言不惭地说，我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听过五花八门的故事，仿佛我的人格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提升。可是，我其实一点长进都没有。我想要的不是理发椅，而是一张能让自己坐下来的椅子。我还是那个以未来的艺术家自居的小屁孩，一点都没变。
那时的我，看什么都是隔着镜子的，因为正视现实会很痛苦。
到头来，两家店都归了别人。其实，要是咬牙放弃银座的分店，总店应该还可以开下去的……可惜出了点事。
实话告诉您吧，我杀过一个人。
贴在喉头的剃刀顿时凉了几分。店主会在这个时候说出这句话绝非巧合。我觉得他是故意挑了这个节骨眼，仿佛在试探我一样。不，也许他在试探他自己。他大概想知道，投映在“客人”这面镜子中的自己是什么样的。
那是二十六年前的事情了。帮我打理总店的人突然请辞，说要自立门户。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是我的左膀右臂。当时他也四十多了，有自己的家，我也料到他总有一天是要走的。可我原打算让他用我家的店名开店。听说他要走，我气得火冒三丈。而且他还要带一个员工走，甚至要求我分一部分顾客给他。这些要求令我气到极点。打烊之后，我们在总店吵了起来。
我原本在酒馆跟老主顾喝酒，是他硬把我叫去店里的，所以我去的时候已经有点醉意了。吵着吵着，我被他的一句话给激怒了——现在我却想不起他当时说了什么。说时迟那时快，我顺手抄起一旁的发钳，打在他的头上。最要命的是，那偏偏是一把又大又重的老式发钳，我家的店徽就设计成它的形状。
起初，他还是清醒的，是我叫的救护车。我陪他去了医院，一路上不停地跟他说，对不起，对不起……后来，我就被警察带走了。两天后，警察在审讯室里告诉我，他死了。因为我犯的是“伤害致死罪”，明明夺走了一条人命，刑期却短得可怜。
我在服刑期间跟老婆办了离婚手续。她原本不同意离婚，但我的态度非常坚决，好说歹说才劝动了她。为了让她点头，我不惜撒谎骗她，说我要跟外面的那个女人——其实她都没来探过监，肯定是一听说我被抓就跑了——在一起。这婚是一定要离的，因为我不忍心让她变成杀人犯的老婆，也不忍心让我们的孩子变成杀人犯的孩子。自那以后，我再也没联系过她。
不知不觉，胡子剃好了。店主也从镜子跟前消失了。他貌似还没完工，只见他又去里屋取新的药水和工具。
椅背还没扶起来。我抬起头，看见了镜中的挂钟。本以为时间已经过去好久，却惊讶地发现从我进店到现在才一个小时。镜中的秒针在逆向转动，仿佛时间正在倒流。
服刑期间，我成了卫生专员兼理发专员。专业理发师进监狱可不是常有的事，所以我很受重用。不过服刑的犯人只有两种发型可选，要么剃光头，要么剃很短的平头。我能用的工具，也就一把推子而已。
去甲子园比赛的高中生不都剃了光头吗？常有人说，这么多剃光头的孩子聚在一起，看着心情舒畅。可我不这么认为。倒不是因为大家都剃光头，理发师就没生意做了。只是一看到光头，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战争年代，还有监狱。
只有即将出狱的犯人才可以把头发稍微留长一点，这叫“蓄发”。给这类人理发是我当时唯一的盼头，理的时候自然也格外卖力。我早就听说，坐过牢的人是很难找工作的，所以我尽量给他们理得精神些，让他们给雇主留下一个好印象。
最后一个环节是脸部按摩。
店主的手指拂过我的眼眶，在眼皮上、眼梢、眼袋、眼角画着圈，一遍又一遍。眼圈渐渐热了起来，仿佛店主的体温渗到了我身上。片刻后，他用凉爽的冷毛巾盖住了我的眼睛。
他的手指好似敏锐的触角，毫不犹豫地在我的脸上攀爬。他用五根手指来回摩挲我的脸颊，轻触我的鼻梁，缓缓按压我的下巴。那动作就像在确认我面部的骨骼。
出狱时，我本不打算再当理发师。因为我觉得，我这样的人是没有资格拿着利器出现在客人面前的。服刑的时候，我就托人把店面转让了。
但出狱后没多久，我便意识到坐过牢的人真的很难找到工作。幸好再婚时盖的房子还在，店面也因为房地产泡沫卖了个好价钱。付完给死者家属的赔偿金后，我还不至于立刻揭不开锅。可是，没有比闷在家里什么都不干更糟糕的了。死者的脸时不时就会浮现在眼前。
于是我开始去养老院给老人理发。这份工作是保护司介绍给我的。其实让我白干我也愿意，但人家还是付了工钱给我。这件事让我深切体会到，我啊，还是只能当个理发师。
后来，我就把东京的房子卖了，买下这栋房子，把它装修成了理发店。我根本无所谓店的地段，只是因为我喜欢看海，就选在了海边，就是这么简单。只要能离开东京，去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就够了，去哪儿都行。
这家店刚开业的时候，我连招牌之类的东西都没装。没客人上门也没关系，只要我还是理发师就行。渐渐地，一些本地人听说我是理发师，开始时不时光顾。直到那时，我才在公交车道边立了个灯柱。
小时候常去的那家理发店的大叔告诉我，理发店门口的三色灯柱是有含义的。红色代表动脉，蓝色代表静脉，白色代表绷带。很久以前，欧洲的理发师不仅是剃头匠，还是外科医生，要给人放血治病，灯柱代表的是那一段历史——大叔跟我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别提有多骄傲了，就像自己当过外科医生似的。
可这家店的灯柱并没有插电，就这么摆在路边。红蓝两色血管中的血液都凝固了，一动不动。
我为什么这么在意店里的镜子呢？让客人看到美丽的海景什么的，都是借口。这面镜子啊，其实是为我自己装的。
理发师的工作几乎都是站在大镜子前完成的。理发师的一举一动，客人都会看在眼里。可这偏偏是我最不能忍受的。于是我想，要是客人能一直看着大海，就不会注意到我的脸了吧。“肯定没人记得你长什么样了”——我这么安慰自己，但心里还是怕得要命，唯恐哪一天有人指着我说，“你是杀人犯。”
做噩梦也是常有的事。在梦里，脸上盖着热毛巾的客人指着我说，“你是杀人犯。”然后客人站了起来，脸上的毛巾掉了。出现在我眼前的，就是被我害死的那个人的脸。
漫长的脸部按摩终于结束了。店主调直了椅背。
睁眼一看，面前的镜子闪闪发光。正要沉入海平面的太阳散发出刺眼的光芒，我不禁把头扭开。
这家店开张的第三年，那位大明星来了。
他说，他正巧在这附近拍电影的外景。我感动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不停地给他鞠躬。因为我知道，他有好几年没拍过电影了。
来找我之前，他刚演了一部电视剧的配角。为了那个角色，他把头发留长了一些。他让我“剪成老样子”。我剪得可卖力了，比他第一次光临的时候还要卖力。他的头发稀疏了不少，弹性也大不如前，所以我剪得格外仔细，格外认真。
打那以后，他开始频频光顾这家店。像当年那样每周两次是不可能了，但每月至少会来上一回。在他去世半个月前，他叫我去一趟他住的医院。我立刻带上所有能带的工具赶了过去。那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理发。他的语气跟平时一样彬彬有礼。我还记得他最后是这么对我说的：
“谢谢你。多亏了你，我才能有今天。”
听到这句话，我顿时觉得此生无憾了。我是个罪孽深重的人，却有人这么感激我。光是这句话，就让我觉得这辈子没白活。
镜子反射的光是不是太刺眼了？对不起……再吹一下就好了。这面镜子什么都好，就是有西晒。我一般不在这个季节的日落时分接受客人的预订，可是听到原田先生您年轻的声音，我心里特别高兴，一时没忍住就破了例。
话说回来，您的发旋长在一个很特殊的位置。嗯，每个人的发旋都不一样。不会的，它的位置是固定不变的。我天天跟头发打交道，再细微的差别也能一眼瞧出来。
您是不是觉得我是个特别啰唆的老头子？我也不是天天都这样。我还是头一回跟客人聊这么多呢。有些事啊，还是得跟您说一说，毕竟我也没几年好活了。
这时，店主突然说道：您后脑勺那个缝过针的伤口，是小时候摔的吧？
我不禁望向镜中的他。因为逆光的关系，他的脸变成了一团黑影，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那个伤口，是摔下秋千的时候磕破的。那秋千就在河滩的公园里，周围的地上都是石头，能不磕破皮嘛。我实在不放心让儿子在那么危险的地方玩，干脆买了架秋千，装在自家的院子里。老婆还笑我太宠孩子呢。
这栋房子的院子里不是有一架破秋千吗？那是我从东京的家里搬来的，不是原来就有的。
店主问，令堂还健在吗？我回答，嗯。
店主沉默了。但我大声打破了由吹风机的响声形成的寂静，说：“我下周要办婚礼了。”然后，我才简明扼要地道明来意。
婚期将至。我想在举行婚礼前去理发店好好剪一次头发，而不是像平时那样去美发厅随便弄弄。我只跟他说了这些，绝口不谈母亲是多么不愿意提起他，以至于我只能到处打听，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到这家店。
店主的脸在逆光中漆黑一片。他开口对我说，恭喜您了。我回答，谢谢。本想再说点什么，可剩下的话到头来还是咽了回去。
店主完成了全套流程，解开罩衣的搭扣。我本想自己脱，但他太熟练了，动作终究要比我快一些。刹那间，我又变回了小孩子，眼睁睁看着他轻而易举地为我脱去了罩衣。
收银台旁边放着一叠印有“会员卡”字样的卡片，但我没有拿，店主也没向我推荐。
他不肯收钱。我硬是把钱塞给他，怀着合上老相簿的心境，伸手握住门把。店主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请问……能让我再看一看您的脸吗？不不，我就是怕额发没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