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他那饱满高耸的热情，重重地砸在她的背上，在肩胛骨附近化成了一道新鲜的红色鞭痕，看不到的是，在蝴蝶形状的骨骼下，她的灵魂被这一鞭彻底击碎了，‘你知道，’他的声音是一道闪电，从至高的天穹——那张皮椅上降下，让跪在地上的她颤抖成一枚破碎的枯叶：‘在我面前，你没有尊严。’”

在电脑屏幕上读到这句话时，我左手正攥着印有小丸子图案的零钱包，靴子和外套尚未脱下。

门外木质楼梯上一阵闷响，伴随着窸窸窣窣的塑料袋触碰衣物的声音。

“该死的静电。”左川旋转门把手进屋时被电到了。

“这个季节就是这样。”门没有全开，因此我没有看到说这句话的人，不过我们所住的二楼一共就只有两家住户，靠近楼梯的那边住着一位从事销售工作的独身女人青姐，剩下的一间住着我和左川。

青姐平时下班挺晚，不过周二和周三是她的休息天，那两天晚上八点左右，她会跳一会郑多燕减肥操，房子的隔音效果不好，用左川的话来说，青姐跳操时“简直像有人在你耳朵里塞了一只哼哧哼哧拉磨的母骡子”，每到那个时候，左川就会出门待一会，大约一个小时，回来后，有时会像今天这样，碰上青姐正跳好操，拿着瓶瓶罐罐去楼下的公共浴室洗澡。

左川进了屋子，将羽绒衣脱下，优衣库打折时我俩一人买了一件这种羽绒衣，灰色和群青，拖鞋也是这两种颜色，不过如果细细对照的话，你会发现，即使是都是灰色和群青，在颜色的饱和度和对比度上，群青的羽绒衣和群青的拖鞋，还是有差别的。我不在乎这些，左川倒是蛮介意的，有一回他从朋友那得到一套骨瓷杯子，虽然朋友一再强调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但是我们还是犯了难，究竟该把这套杯子放在哪里呢？放在我们和青姐房间之中，被中介隔出的那间不到八个平方米的小厨房里显然不妥，事实上那个厨房我们用的不多，柜子里塞满了青姐的东西——橄榄油，低筋面粉，迷迭香，欧芹，莳萝等等。她还在厨房的小窗台上放了一盆薄荷，薄荷的叶子时不时少几片，想来是料理时用到了。

骨瓷杯的样子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上头印着靛蓝色的藤蔓，我那双无法分辨同一色系间微弱差别的眼睛，是看不太出这套瓷器与超市售卖的那些瓷碗有什么区别的，虽然握住它时，我能感受到，那看起来纤细的杯把，竟然意外地给人一种结实的触感。左川说这是因为不管是在胚体选择还是用釉上，这套骨瓷都有区别于批量生产的瓷碟，正是制作过程中每一个细小环节上用心的多少，才导致了两者价值的不同。

他把骨瓷收在了房间的书架旁，有一回我心血来潮，拿那杯子喝茶，不小心磕碎了一块，去附近的超市买了一个形状和花纹都差不多的杯子回来。

那个时候我才看到了差别——即使都是留白的部分，但正品是珍珠表面一样润泽的釉白，像是从胚体内部延伸出来似的，是个表里如一的贵族大小姐；而我买的假货呢，看起来就像劣质的浮世绘上，艺妓脸上那层惨白的浮粉——是在遮掩那低贱的胚体。

左川不能忍受这种差别，他将那一整套杯子都扔了。

扔吧，我想，反正我们过的，是一种不像样的贫穷生活，即使扔掉了杯子，羽绒衣和拖鞋，代替它们的也将是同样不成套的东西。

左川将便利店的袋子放在桌子上，里头有几包中南海牌的香烟，自打有次在音乐节上听了carsick cars的《中南海》后，他就一直抽这种烟，他从前还抽兰州，直到宋冬野唱了《董小姐》，他不能容忍满大街的人都在讨论这首歌，他觉得这歌不过是靠做作的歌词撑起的小学生的音乐作品，从此他离兰州远远的。

“你才回来吗？”他看到我还穿着早上出门时的那一套。

“今天要准备元旦文艺演出的节目单和小礼品什么的，所以回来晚了。”我戴上帽子：“你出门的话，空调就不要一直开着了，这个月电费又吓死人。还有，你不是说想吃松饼配罗勒酱吗？我现在去超市的话，应该还能买到材料。”

“不用了，刚才在外面吃了点东西，而且这边的超市买不到那种罗勒酱。”左川坐在电脑前：“今晚我要完成这一章，搞不好又要熬夜。”

“吃的什么？”我问。

“四川菜。”左川回答。

“这样写真的没问题吗？”我问出了自己的担忧。

“什么？”

“刚才我看了一眼，《伊莎贝拉》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富家女和一个已婚男人之间的虐恋吧？”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虐恋加惊悚题材，外遇只不过是故事的外壳。”

“那么为什么要叫《伊莎贝拉》呢？”

左川从电脑旁的一堆书中抽出一本《英诗精选》：“第280页有一首名叫《伊莎贝拉》的诗，你可以看一看。”

我接过书：“你处理文本的能力我当然不怀疑，只不过这种题材不会有点敏感吗？编辑那边给出意见了吗？放在网站上连载会不会好点?”

“不用太担心，我会注意尺度的。”左川似乎有点厌烦了。

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更像他妈，什么事都要问一嘴，他说我这是职业病，在学校面对小学生时我差不多就是这样，从饭前洗手了吗到眼保健操有没有好好做，全都要操心，有一次有个一年级的小孩起床后没有去厕所，我一直逼他去，小孩说他并没有尿意，不想去，我抱着他去厕所，一定要他尿出来，小孩怕得哭了起来，我当时差不多也哭了，因为这个小孩已经有好几次在课堂上尿裤子了，我无法分辨他所说的话的真假，只能一直强迫他。下班后我才回过神来，觉得自己做得过火了，我当时挺害怕小孩告诉他父母的——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虽然薪水不高，但我和左川都在靠这点钱维持生活，他目前没有在工作，也没写出过什么像样的作品，至于《伊莎贝拉》，我怀疑这本书压根就不能出版。

“我还是去趟超市吧。”我把《英诗精选》放进包里，背着包出门了。

2

我们住的地方，一楼是一间公共浴室和一间裁缝铺，至多一米宽的走廊对面，是另外一栋一模一样的三层楼建筑，两幢建筑公用一个绿色的铁门，通话器早已损坏，为了方便进出，裁缝铺的店主阿堂用一块砖头垫在门下，让它保持打开状态。

这条路上，这种样式的老城厢建筑比比皆是，本地人大约是不大愿意住的，所以大多被中介收起来租给外地人。常看到来观光的人拿着照相机，在狭窄的走道里，边走边对着两边有点掉漆的旧窗户乱拍，从窗户内伸出几根铁质晾衣架，风一吹，晾着的几件衣物一不小心就跟滑到顶端，跟对家晾着的衣服缠在一起——对住户来说窘迫的居住环境，在游客眼里反倒成了一种文化。

左川偏爱这一带的文化气息，他这人为了所谓的风雅，常常愿意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事情，为了写暴风雨时的海浪，他真的在台风天去过舟山，回来后左边的脸上和身体上都是擦伤。他要住在这里，我也只能陪他一起，况且我们真的没有余裕的存款去租好点的公寓。

外头怪冷的，我对左川撒了谎，其实我并不打算去超市，因为我从他的话中察觉出，他撒了谎。

买烟的袋子上印着“云翔烟酒专卖”的字样，那家店附近并没有什么川菜馆，并且“四川菜”三个字过于笼统，如果他真的吃了什么，回答具体菜名要合理得多。我回家后新建过一个word页面，在“打开”这个选项下，《伊莎贝拉》上次被打开的时间是下午三点——他今天并不是因为青姐跳操才出去躲一个小时的，而是根本一整个下午都在外面。

我在地图上搜到“云翔烟酒专卖”，隔不远，是巨鹿路，我沿着巨鹿路走，在Jazz Club门口，看到了那辆银色沃尔沃，我对车子没有什么研究，况且沃尔沃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车子，不过，这个车牌号我倒是认得，上一次见到这辆车，还是两年前。

那个时候左川刚从日本留学回来，在Jazz Club找了份艺人经纪的工作，三个月后就辞职了，他老觉得经理在针对他，经理这个人不懂什么音乐，只不过是因为英语比较好才坐了这个位置，当然这是左川对我说的，我顺着给他分析了一下，左川的牌面确实比经理更适合这份工作——他会英语和日语，虽然他十三岁时他爸就破了产，把自己吊死在了工场里，但那之前他硬逼着左川跟一个音乐学院的老教授拉了五六年小提琴，童子功在那儿呢。

我的意思是，假如他继续坚持下去，那么肯定是能干好这份工作的，但是落到左川的耳朵里，经理善妒的罪名算是定下了，他不愿意再受欺负，索性辞了职。当时我刚替他还掉一笔钱——他留学的钱都是借的，我们甚至连下个季度的房租都凑不出来。

在那种情况下，左川只能硬着头皮找了另一份工作——在大学同学陈武的创业公司做游戏编剧，算是稳定了一段时间。

银色的车身上有不少落叶，看来车子停在这儿有段时间了，这辆车子的主人，陈武的妻子依依，我只见过一次，还是在游戏公司的年会上。当时依依抽中了一个“总裁特别奖”，司仪神秘兮兮地不肯透露奖品到底是什么，直到陈武出现在台上向她单膝下跪，当时依依的眼睛像是被从两端捏起的一枚水饺，弯成了好看的弧度，她的手上有好几枚形状和质地不同的戒指，但是她说，左手无名指的位置她一直空着，等待着陈武的认领。

那天本来我在学校有课，但还是请了假，在那之前的周末，我特地拉着左川逛了街，买了一件vintage风的连衣裙。

“是不是最近办公室坐多了，腰身这边有点紧。”试衣服的时候，我拉了拉裙子的腰封，被它勒出的曲线让我有点呼吸困难。

“我觉得还好。”左川坐在一旁的等候区，看着一本小说：“比起衣服，我倒觉得你的粉底该换一换。”

“是吗？”我摸了摸脸，又照了照镜子，并没有出现太严重的浮粉现象：“这瓶是入秋后才买的。”

“但是色号应该需要重新调整。”左川说：“皮肤经过盛夏阳光的灼晒，不管再怎么用防晒霜保护，肯定会黑上不少，现在是十二月了，我觉得你肯定要比刚入秋时白上不少，所以粉底也要换。”

“这些，你是怎么留意到的？”左川平时不大关心女性妆容，所以对他突然生出的见解，我倒是吃了一惊。

“我平时尽看一些没什么用的书了。”他笑一笑。

那时我并没有想太多，只是听从他的话换了粉底液，人整个儿看上去倒真的精神不少。

陈武和依依婚后不久的一个周五，我抱着厚厚的一沓练习册打算回家批改时，后头有辆车冲我鸣笛，我眯起眼睛，透过倒映着梧桐影像的车窗，看到了陈武的脸。

“我妻子以前是杂志的读者模特，十七岁一个人从兰州坐绿皮火车来上海。”陈武那天在咖啡馆对我说：“那个时候我还是个穷学生，有次左川参加作协的一个活动，要我帮忙去给他拍几张照片，依依刚好也在，穿个吊带，头上扎了一头奇怪的小辫子，像个小刺猬，一双竹竿一样的腿插在靴子里，一走一晃荡。那天我光顾着拍依依了，左川回来后还挺生气。”陈武搅动着咖啡，并没有喝：“那天回去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脑袋里就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有一天，我一定要亲手为这姑娘戴上结婚戒指。”

我笑一笑：“你的确做到了。”

“但我最近越来越没自信。”陈武靠在沙发上：“你知道吗，我花了很久才做起来这间公司，依依常说，我不了解她，我说你还要我怎样了解你，我一周恨不得工作一百个小时，给你买珠宝和手袋，她说，你以为模特那么好当？你以为只要买最新款的包就行了？你有留意到，我冬天的粉底和夏天的粉底有什么不同吗？”

听到这句话，我竟然觉得像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一样：“你跟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

陈武将手机放在我眼前：“这是我托人在佘山的艾美酒店调出的大堂录像。”

我看到画面中的两个人，是左川和依依，陈武并不打算和依依分开，除了财产方面的考虑，我知道，他内心深处的那个一条牛仔裤穿一整个学期的穷小子，依旧对依依有着无比炙热的渴望，就像盖茨比对黛西那样。

事情到了那个地步，左川也只好辞了职，再次失业，倒是给了他借口去专心写东西。

从Jazz club里传出的乐声，在隆冬的空气中听起来，竟然有一种涩味，耳朵像咬了一口刚从枝头摘下的柿子。但更多的苦涩在于见到了这辆车子，我自认为记性不差，这辆车，的确是当年陈武找我时开的那辆。我在一旁等候，不到半个钟头，依依果然从club里面出来了。

这种感觉我不会不记得，在左川去日本的头一年，我们约定跨年时一定要通电话，因为东京的新年比上海早一个小时到，我在十一点钟准时打开了清水寺大晦日撞钟的直播，我打电话时，左川说他人在现场，太吵了不方便通话。挂下电话后，我却在一扫而过的直播镜头中，看到了左川和依依拥抱的身影，我疯狂地给B站上那个直播撞钟的UP主留言，嘱托他再帮我拍一下刚才那个角度的人群，在青红相间的新年烟花的色彩之下，在互相道着新年快乐的人群中，我再次看到了他们——虽然他们的脸上都映上了天空中烟花的色彩，但我认得出，那的确是他们。

今年入秋后，每个礼拜二和礼拜三青姐跳操的日子，左川会出去一个小时，带回从Jazz Club附近买来的烟，我不愿再相信，这一切只是偶然。

3

宛平南路600号正门前的广场上，有一面巨大的，由绿色玻璃砌成的落地招牌，上面挂着烫金的六个字——精神卫生中心，绕着它的侧面走过，能看到“精”字的拐角处在阳光的折射下闪着光。这一天是工作日，门诊人并不多，问询台的护士正在耐心询问一个男子的身份信息，但那个男人好像听不太进去护士的话，一直重复着说自己被狗咬了，必须要住院。

诊室在二楼，需要爬两段楼梯，楼梯交界处是一面玻璃窗，外头树木的枯枝在风的作用下拍打着玻璃，从二楼的楼梯口处隐约传来啜泣声——是一个穿着白色毛衣的小女孩，她把脸埋在身旁一位年长的女士的怀里，倒看不见她掉眼泪的样子。

我在苏医生面前的空椅子上坐下，这个房间没有窗户，也谈不上什么装修，一副公立医院的做派，只有墙上刷着一层白乳漆，配合着日光灯发出的亮光，使得房间看起来倒也不是特别昏暗。地面是水泥的，没有铺地板或者大理石，脚踩在上面冰浸的，和水泥的时候他们一定还添加了砂砾，这样一想，我竟然觉得脚底板踩到了尖尖的小石子上，忍不住颤抖起来。

“为什么不穿鞋子呢？”苏医生问我。

“我听人说，不穿鞋子的话，有些东西就近不了身。”我两只手握在一起，尽量让自己抖得不要那么厉害：“他们说我应该来看医生。”

“他们是指？”苏医生在病历本上写着什么，听我说这话，抬起了头。

“我的邻居，还有我的男朋友。”

苏医生放下笔，盯了我一会儿：“你是说你看到了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能跟我说说，是什么吗？”

“我目前住在襄阳路上，您听说过这条路吗？”

“听说过，我是本地人。”苏医生笑了笑：“那条路上的房子都有些年头了，光线不是很好，人在压力大的时候住在那里会有点压抑，我还是建议你搬去开阔宽敞，有阳光的地方住。”

“恩，我也知道，不过刚搬进去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是最近才开始看见那个影子的。”

“可以跟我说说第一次见到那个影子的情形吗？”

“恩，我住的地方，一楼有个裁缝铺面，店主叫阿堂，七十多岁了，我们都叫他阿堂爷，他是苏北来的，说是从他爷爷那辈起，就在这一带给人裁衣裳。有一回，晚上八点半，我烤了蔓越莓曲奇，想给阿堂爷送点去，阿堂爷爱听越剧，我推门进去，他正和着咿咿呀呀的女声裁衣裳，虽然不是冬天，但木地板上没铺地毯，踩上去还是怪冷的，可阿堂爷却没有穿鞋子。”

“哦？”苏医生像是想起了什么：“他也能看到那个影子？”

“不，阿堂爷见我进来，赶忙穿上了鞋子，那一天是七月半，阿堂爷说，他听的这个是一个叫筱秋菊的越剧女伶唱的《十八相送》。”

“倒是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是啊，阿堂爷说，这盘带子还是原先他父亲三十年代在这一带做学徒时，住这栋楼的一个女伶送的，当时还是黑胶的唱片，后来他自己转录成了磁带。阿堂爷说，七月半，有些事情不得不讲究，按照他们老家的说法，不穿鞋子，那些影子就找不到你。”

“那之后你就能看到影子了？”

“恩，第一次是在厨房，那一天我回来得晚，我的邻居刚跳好操下楼洗澡，我们公用一个小厨房，我打算去冰箱找点吃的，因为灯在另一边，我就摸着黑，开冰箱门的时候，总觉得脑袋后头沉沉的，好像被什么东西按着一样，抬不起来，也无法呼救，好一会儿，邻居青姐洗好澡上来，一开灯，我瞥到一个影子从窗户那边倏得溜走了，这才恢复正常。”

“青姐也看到了吗？”

“不，她说没有，但她听房东说过，这一带有一个魂灵的名字叫做‘饥饿的女人’。”

“饥饿的女人？”

“似乎从老早起就有人见过这些东西，根据特点取了名字，像饥饿的女人就总爱待在厨房。”

苏医生在病历本上写着什么：“除了这个，你还看到过别的吗？”

“最近几天，我睡觉的时候总能听隐隐的歌声，像极了筱秋菊唱的《十八相送》。”

“是阿堂在楼下放歌吗？”

“不，阿堂爷上个礼拜中了风，现在人还躺在医院。”

苏医生说：“如果你觉得我值得信赖的话，方便告诉我，在第一次看到那个影子的那段时间，你有没有忽然大哭，整夜失眠，或者其他较大的情绪波动？”

我想起那天在巨鹿路看到依依走出来的样子，那一刻的情绪如何，我已经不太记得了，但我只是对苏医生笑了笑：“可能，是工作上的压力过大了吧。”

4

“喏，这个月的煤气单。”青姐靠在门口，吸了一口烟：“小左还没回来呀？”

我只能苦笑着说他还没有回来，玄关的鞋架上，还放着他一双沾了泥浆的鞋子，他说是去辰山植物园找灵感时沾上的，我对青姐说，他的小说快要进入尾声，最近开始现在网上连载，评论褒贬不一，他的压力比较大。

“他是好福气，只顾埋头写小说就好。”青姐叹了口气。

我看着煤气单，从钱包里找出几张纸币递给青姐：“从过去我就一直有个疑问，这个煤气单上的户主‘麦克摩顿’是谁？”

“这一带过去也住着一些洋人，像是什么战争难民政治难民啊，我想这个麦克摩顿应该是个外国人。”

“这么说是四九年之前的事喽？到今天煤气单还没更正过来啊？”

青姐耸耸肩，把烟蒂扔下楼，红色的亮点在空中划出一条抛物线。

“这样砸到人怎么办？”我故意吓青姐。

她倒是笑了：“有什么关系，反正你们小左最近回来得晚，砸不到他头上去。”

楼梯上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左川摸着脑袋上了楼，好像真的是被烟蒂击中了，青姐把食指靠在嘴唇上，对我做出一副“嘘”状，说：“别对他说烟头的事啊，改天我教你做罗勒酱，小左不是爱吃那个吗？”

左川进了屋子，鞋子上依旧沾了泥土，我问他：“今天又去辰山了吗？”

“唔，对呀。”他在椅子上坐下，没有像往常那样打开电脑：“依依告诉我，那天在Jazz Club门口，她好像看见了你。”

我把煤气单紧紧攥在手里：“暂时不要跟我说这个，等《伊莎贝拉》写完，再告诉我你的想法。”

他揉了揉头发：“有一个地方怎么也写不出来。男人把女人囚禁在密室，完全成为了她的上帝，是她与整个世界的唯一接口，但是，我想不出接下来他要对女人做出什么。”

“想不出？”

“嗯，我没有被囚禁的经验。”

“谁都不希望自己有这种经验吧。”

“不，情节方面倒是好写，但是我不打算只写惊悚，我想知道人在被囚禁时，心里真正的想法，我想写出那种恐惧。”

“这跟你去辰山，有什么关系吗？”我知道他一定在辰山发现了什么，才会在这几天屡次造访。

“我在那里发现了一个废弃的小屋，应该是之前守林人的，后来那里开发了一个植物园，守林人搬到了离植物园更近的地方，那个房子是绝佳的囚禁场所。”他扭过头来看着我：“我想拜托你，做我与世界唯一的接口。”

“你是说？”

“我会把自己关在那里，不会带任何的通讯工具，钥匙交给你，只有你知道我在那，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安全词，我会完全信赖你，不管你对我做什么，不管你是会给我关爱还是虐待，我不会做任何反抗。”他从椅子上起身，向我走过来，毛衣的领子有点松垮，露出一截带着淤青的筋肉：“你会帮助我的对不？”

我抬起头，笑了一下，恍然间，好像又听到了一阵女伶的歌声，那声音纤细微弱，却像在我的脑袋里住着一样，牵扯着每一条神经，使我不由得晃了晃脑袋，想把它晃出来，然而只是徒劳，我点了点头：“我会帮助你完成《伊莎贝拉》的。”

从辰山回来后，我带了回了一株罗勒，把它移种在花盆中，放在房间的阳台上。

“这么一小株罗勒，用这种花盆会不会太大了？”青姐敷着面膜在我的房间里走动，当时是周三的下午三点，阳光透过重重建筑，折射进来几束微弱的光亮，照在花盆中，罗勒泛白的花蕾隐藏在层层绿叶中，见不到阳光。

“小左真的没有再回来过？”青姐翻动着书架上的书：“如果人不再回来了，没必要再留着这些书了吧？”

“不，这是他唯一留给我的东西。”我松了松花盆的土，从里面拽出一条白色的蠕虫，用手指捏死了，拍了拍手上的土，对青姐说：“我收到了麦克摩顿的回信。”

“谁？”

“麦克摩顿，煤气单上的那个外国人。”

青姐揭下了面膜：“你还真的找到了那个老头子啊？”

“恩，其实不难找，我在google上搜可能是‘麦克摩顿’的拼写，我找了McMorton、McModun、 Mcmotun，最后在脸书上找到了一个叫Ian McMorton的英国数学家，他三十年代在上海度过了童年时光，父亲那个时候是名记者，三九年他父亲因败血症病逝在上海，那之后他们举家搬回了英国。”

“那么他今年得有一百岁了吧。”

“九十二岁。”我笑一笑：“我听他说了一些关于筱秋菊的事情。”

“谁？”

“阿堂爷常听的筱秋菊，真有其人，麦克摩顿说，我晚上常听到的那个女伶，正是她。”

青姐来了兴致，她对这些怪力乱神顶有兴致：“快跟我说说怎么回事。”

我把刚摘下的一片罗勒叶递给她：“行啊，先教我罗勒酱怎么做。”

5

“到了我这个年纪，原本就不再指望能被谁想起，更不要说收到异国的来信（虽然只是脸书留言）。我在上海度过了人生最初的十三年，那也是养成了我性格的十三年，至今我仍能记起那些街道，我记得从家到汉璧礼男校的路，到了秋天若是落雨，路上必定沾着黄的梧桐叶子，我想，上海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梧桐，又有那么多戴着草帽，脖子上挂着白毛巾的男人去修剪这些梧桐。他们修剪那些枝桠，到了那攀着爬山虎的窗口，筱秋菊的脸儿就在窗口升了起来，那是一张明月一般的脸，挂着浅浅的两个酒窝，我以后在巴黎，纽约甚至伊斯坦布尔见过无数的女人，但没有一个比她更适合卷发，她的卷发不是天生的，而是每天早上练着嗓子，拿夹子细细卷起，再抹上桂花味的头油定好型的，她不允许头发有一丝杂乱，我想，发夹和头油旁人都能得到，但这饱含东方神韵的歌声独独只有她那一份，她那时在明月升越剧团，大约是后起之秀，被给予了厚望。那个时候隔壁住着一个匈牙利家庭，女主人有一头蓬蓬的卷发，像《巴黎圣母院》插画上画着的艾丝美拉达，但那张脸却让人缺乏兴趣，那是长期哺乳和操持家务后的脸，她闲暇时喜欢拉着筱秋菊，用不标准的沪语央她教几句唱段。筱那时是弄堂里的朱丽叶，他的罗密欧是个纺织业老板的公子，常常‘降低身份’来找她，请原谅我已经迟钝的大脑，如今我已不大记得他的长相了，只是到最后，公子还是离开了她。那天落了雨，筱秋菊坐在屋子里头，我去找她学《惊梦》，她在躺椅上蜷缩着，捂着肚子，似乎很痛苦，我推一推她，她没什么反应，却从手中落下一个茶色的玻璃药瓶——她喝了煤油。虽然人救回来了，但是嗓子彻底毁了，那之后，她嫁了一个苏北来的裁缝阿冯，就没再在里邨露过脸，应当是回了裁缝的老家，裁缝倒是一边裁衣裳，一边哼着不着调的《十八相送》，直到我离开上海，他都只会唱那么几句……”

苏医生折好我誊抄的麦克摩顿的来信：“所以，他是用中文写的？”

“恩。”我答道：“他的中文比我想象的要好。”

苏医生叹了口气：“你觉得那个影子，是筱秋菊？”

“应该是吧，她一直在等那个公子？”

“不是的。”苏医生摇摇头：“如果你相信这一切，那么我认为，你在厨房见到的那个‘饥饿的女人’，正是信中所说的那个像‘艾丝美拉达’的匈牙利女人。”

“为什么？”

“因为。”苏医生把信递给我：“匈牙利的英文，正是Hungry。”

“这跟我见到的影子有什么关系？我第一次见到‘饥饿的女人’的时候，还没有联系上麦克摩顿，不可能会知道有一户匈牙利家庭住在那里。”

“因为整件事情只存在在你的幻想中，你先听了有关‘饥饿的女人’的传闻，心理暗示自己有这回事，然后才看到的那道影子，这之后，你想象出了这封信并写了出来，你在心中捏造了一个匈牙利女人的形象，因为在你的潜意识你，你需要为‘饥饿的女人’这道幻影找到一个现实存在的证据，你不愿相信，一切只是你的幻想。不，不止饥饿的女人是幻想，筱秋菊，或许她确实存在过，你从阿堂的话中知道了有这么个人，然后出现了幻听，最后在这封你自己编写的信中，你借麦克摩顿的名义为筱秋菊编造了一段命运。你的大脑想让你相信，你的幻觉和幻听都是真的，它在欺骗你。”

“太可笑了。”我有些慌乱，几乎要从椅子上跌落：“麦克摩顿却有其人，不信你可以去网上搜一搜。”

“上次听你说在找麦克摩顿后，我就上网找了找，他的确存在，生在上海，长在伦敦，前几年，他还在香港大学做过客座教授。”苏医生说：“幸运的是，我找到了一个目前在港大任职的同学，他托关系帮我打听到，麦克摩顿三年前病逝于伦敦老家，所以，他不可能会回复你的脸书留言。这封信，只是你在看到那张煤气单上的名字后，自己杜撰出来的。”

“怎么会。”这间没有窗户的房间让我感到天旋地转：“这一切都不像是假的。”

苏医生的脸上挂着一丝惨淡的神采：“在这道门外，每周三会有一个男人在外面叫着自己被狗咬了，得了狂犬病，每个月二十八号，会有个妈妈带着她的女儿过来，女孩一次哭得比一次绝望，说床底下有人在拉她。在外人看来，他们的痛苦都是来源于自己的幻想。尽管知道你们没有被狗咬，但我明白，你们的痛苦都是真实存在的，并不是幻影。”

她在我的病历上写上几个字后，嘱咐我去门诊拿药，在走廊里，看了眼病例，苏医生的字有点潦草，但我还是认出了我的症状——中度精神分裂。

6

“《伊莎贝拉》最新的章节写好了吗？”左川的手机屏幕上闪现着编辑的信息，去辰山他没有带走任何东西，包括手机和电脑。

“今晚可以给你。”我回复道，我没有撒谎，我的确打算替左川完结《伊莎贝拉》这个故事。

阳台上，罗勒的白花在月光下终于露了几朵出来。《英国诗选》第二百八十页到二八十三页的纸张被我撕下，摊在月光下，月光不识字，它不知道济慈的《伊莎贝拉》讲述了怎样一个故事：开头是一个贵族少女爱上了一个贫穷的男子，中间是少女的家人极力反对并杀死了男子，在最后，少女将恋人的头颅找回，藏在种了罗勒的花盆中，以泪水灌溉出花朵，等到花盆被发现并带走后，少女的生命也随之枯萎。

可是，在我的罗勒花枯萎之前，我要替左川写完这个故事：男人盛怒的皮鞭被女人握住，她把他的头颅藏好，她有医生的诊断来证明她有精神分裂，这样，即使花盆的秘密被发现，她也能使旁人相信，这是她在《伊莎贝拉》这首诗的暗示下，被幻觉所支配，从而犯下的罪行。

陪伴我写下这一切的那株罗勒，正在月光下舒展开一片白色的花瓣，任谁也无法从我身边夺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