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白色的小巴士，会在每天早晨接近九点的时候，爬上一座零散长着椰子树的山岭。它的目的地是一栋浅蓝色的小楼，要将员工从公寓接到公司去。
我爬上车，车厢里已经坐着几个同事。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相聚在这个热带小城。和他们互相道过早上好，我走到后排去，找位置坐下，戴上耳机。一会儿，前面的红色数字钟跳到九点，司机发动引擎，周围的椰子树开始向后挪动。窗外，热带的阳光凶猛，地面的一切都闪耀着鲜艳的色泽。太阳好像要努力把所有颜色都留在人们的眼睛上似的。
车厢里很安静，我们的车子滑下坡道，窗外出现蓝色红色的铁棚屋。
其中一栋门开着，门口地上放着脸盆，水壶之类的日用品。一个妇女坐在台阶上，看着另外一个方向。那边乌云密布，转眼间天就黑了一半。热带的雨季就是这样情绪化，雨急急一阵来，淋湿所有东西，又急急离开，故意捉弄人一样。
昨天和前天都是大暴雨，泥土被从山坡上冲下来，一度冲坏了前面的路。车上不来，我们只能撑着伞，走到坡道底下的接驳点等车。路上，我听见旁边小孩子的叫喊声。转头，他们站在旁边一个建筑工地的二层楼，大笑着朝我和我的同事挥手。嘴里不停喊着哈喽，哈喽。同事也是一个活泼的人，立即跑到伞外面，挥起手招呼回去：哈喽，哈喽。那些小孩笑得更欢了，在脚手架搭起的栅栏后面咯吱咯吱地跳跃。
之前我拍过一张本地小孩的照片。小孩睡在路边的吊床里，缩成一团，母亲在旁边摇晃着。本地人都很喜欢吊床，两根木棍分别插在地上，中间拉一张渔网，就是一张吊床。我和我妈视频通话的时候，把小孩的照片传给了她。她在那边皱起眉头，感叹似的说：“你看他们的日子多难，多苦。”我觉得这话听得刺耳，回道：“他们也没有经历过容易的生活，又怎么会觉得自己的日子苦呢？”听罢，她张嘴本想反驳我，但过一会儿，又说：“也是，现在往回看，你小时候我们也这样。水要自己去井口挑回来，电断断续续。特别是台风来的时候，就怕屋子塌了。不过仔细去想想，当时又不觉得哪里特别苦了，日子过着，也就是那么回事。”
我坐在车上，听着耳机里的音乐，想起她当时说那些话时的表情，又想起二层楼那几个朝着我招手的小孩子。我模糊记得，他们穿着破旧的短袖衫和短裤，光着脚丫，咧开嘴大笑。我不怀疑他们快乐的实在性，但同时我又想起我们家的小孩。他们窝在明亮客厅里的沙发上，手里玩着平板电脑上的游戏。他们也笑着，在通关的时候。那二者获得的快乐，是同一种快乐吗？
我想了想，应该是吧，就是快乐而已。
暴雨开始落下，车玻璃上原先有一些透明颗粒，现在歪歪扭扭地开始流动。路面上，昨天和前天留下的积水坑现在得到了补给，迅速扩张。车轮碾过，像船一样掀起波浪。再过一会儿，等开到我们每天必经的十字路口，路面已经被水完全没过了。几辆底盘低的车在深水区熄火，歪七扭八地停在路中央。乱车阵中间，有个人蹲坐在水泥包搭起来的孤岛上，好玩似的，用手划着那土黄色的水。
我们的车子停下来，排队从路边的浅水区绕过去。
暴雨的迷蒙中，路边有一家理发店。本地人的理发店喜欢开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路边。底下是木高脚，撑起上面的一个方盒子。这种屋子给我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只要一不高兴，那些木桩子就会生长出关节，然后动起来，驼着理发店离开这里。我们经过的时候，里面一个老头子正在剪头发。他的肩膀瘦削，但头发坚韧，在理发师的手上，像是一颗会扎人的仙人球。从前的夏天，我住在乡下的老家，和爷爷呆在一起。那时候我们没有固定的地方剪头发，只有一个游僧似的理发匠。他会带着工具，那种带弹簧的剪子，挨着村落经过，在院子里给我们剪头发。头发长了，我就会问爷爷，理发匠什么时候会来。爷爷也拿不准日期，总说再过几天。现在，爷爷应该不记得这些事情了，他连我是谁都不记得了。
经过十字路口，车继续往前。到这里，路就变得宽阔了，两边是带院子的二三层楼屋子。积水仍然严重，车开过，水被掀起，从铁门底下涌进人家的院落里。这些房子的门口几乎都会放置一个通体金色的小庙宇，这是一个全民信仰佛教的国家。那庙宇由柱子支起来，里面是空的，前面有一块小空地，用来放一盏不成比例的香炉。现在，香炉也被打湿了，烟灰糊做一团，插着褪去红色的烟签。我往上看，二楼的阳台上站着一个包着绿色头巾的女人。她一只手搭在阳台的扶栏上，五指戴满各种颜色的宝石。另一只手夹着细长的烟，低头俯瞰着这座泡在水里的城市。
过去两三年间，来自世界各地的资本陆续涌入这里，大楼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拔地而起。房地产开发商和投资者联手炒起了这里的地价，一夜暴富的本土居民不在少数。贫富在这两三年的时间里迅速分化，富有的人更加富有，贫穷的人越发贫穷。即便如此，仍然有不少劳工从其他省份被吸引到这里，在他们眼里，这里是闪闪发光的机会之都。
这些劳工人数众多，他们有的住在路边的铁棚屋里，有的就住在工地上。平常的娱乐是在路边开夜间派对，或者在黄土地上拉起一张网，打排球。他们喜欢喝啤酒，也喜欢唱歌。就在我碰见那群欢快的小孩的同一天晚上，我们在路口的接驳点下车，走上坡道回公寓。热带的傍晚，晚霞是紫色的，天空是幽蓝色的。他们坐在路边，围着一堆明亮的篝火，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罐啤酒，跟着音箱里粗糙但震耳的音乐唱着，摇晃着身体。我听着，觉得那个旋律很熟悉。我站定在那里，听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这是用他们的语言翻唱的《丁香花》。我想起一些事情，从前在乡下，我的表亲们也喜欢这样，在夏日的院子里搭一个驱蚊用的火堆，躺在竹椅上摇着蒲扇聊天，远处有蛙鸣鸟叫的山音。我停在那里，看着那个篝火。中间一个小伙子指了指旁边的啤酒箱子，又朝着我举了举杯，眼神在问我要不要加入他们。我笑着摇了摇头。
本地人的脾性大多是这样的，乐观，温吞，随性，自在。可能是千百年来的宗教信仰在他们文化里留下的烙印；又或者是热带富饶的海岸和山林，让他们不用像寒地种族那样被迫在夏日抓紧劳作，只为了在冬天生存下去。但是，这种脾性带来的坏处也很明显。在讲究效率的跨国企业运作里，他们明显比不过来自其他国家的人，只能做一些比较底层和基础的工作。在茶水间，人事部的同事告诉我，本地人不管年纪多大，都是不怎么存钱的。第一是不相信银行，第二他们也并不担忧养老和疾病。不担忧，倒不是因为福利制度的完善，而是他们更习惯接受命运抛给自己的问题。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那活着，可真省事。”我笑着和那位同事说。他们的人生好像没有任务一样，不像我们，从出生开始，身上就背负着一张长长的愿望清单。
想到这里，车窗外的雨势转小了。那团云朝着不远处的海面漂过去，车开上拥堵不堪的大路。显然，这座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没有赶得上资本涌入的速度。整个小城到现在为止，只有一处十字路口安装了红绿灯。我能看见那个红绿灯，就伫立在不远处，显得突兀又孤单。它看起来很违和，不像是必要的东西，反倒像是某种可怕的入侵。灯上的三种颜色象征着秩序、约束和效率。和领带，衬衫，高跟鞋一道，撕裂着这里原来的社会结构。
在大雨冲坏坡道的第二天晚上，我和同事在外面的餐厅吃晚饭。散场之后，我在门口捧着手机打车。当地叫车软件叫来的是一种像是甲壳虫一样的三蹦子。前面是摩托车头，后面有一排三个人的座位。五分钟后我叫来的车停在路边，坐在前面的司机看过去年龄不超过十五岁，大大的眼睛，瘦弱的身子。他指着架在前面的手机屏幕，问是不是我。我点点头，爬上后座。开车之前，我想确认一下自己的判断，用英文问一句：你多大？对方没有回答，拧下油门就往大道上冲。
一路他都开得很快，赛车似的在不大的马路中间窜来窜去。我紧张地拉着顶上的扶手带，看着前面的路。一会儿，他又一急拐，抄了一条地图上没有显示的小道。那小道很昏暗，到处都是水坑。他从水坑旁边绕过去，后视镜撞倒了一户人家门前的小庙。
到公寓门口，我一边掏钱给他，一边质问：为什么要开得那么快？他挠着脑袋给我找钱，以为不回答就可以糊弄过去。一会儿他抬头看看我，见我还在等他的回复，才用英文支支吾吾地说：那样自己可以更快接到更多的乘客。
“为什么呢？”我继续诘问。
“钱啊。”他不假思索地回答。看起来他还想说一些什么别的，但是一下子卡住，想不起自己要说的话用英语应该怎么表达。
接着他又问我：“钱是好东西，对吧？”
他的眼睛里确实有不解。他在不解我这个新世界来的外国人，为什么会不懂这个简单的因果关系。
我接过他找的钱，现在轮到他一直盯着我了，他在等待我的答复。我意识到我必须说一些什么，一些带有说教意味的句子。比如生命才是最可贵的，在生命里，有很多东西，比钱来得重要。
然而一秒后，我的语气弱下来，答道：“如果你这么认为的话。”
他似乎很满意这个答案，笑着掉头开走了。仍然开得很快，一转眼就消失在黑暗的椰子树后面。
想到那个男孩当时的表情，我不自觉地叹了口气。
前面的司机拉下刹车，我们到公司了。一天的工作又要开始。我起身左右看看，没有东西落下，往前走。外面的雨还在零散地下，大家都懒得撑伞，淋一小段雨，跑进工作的大楼。
门口的空地上跑过一群小孩。他们穿着干净的白色制服，黑色裤子，背着书包，应该是去上学的路上。中间有几个小孩转过头来，朝着我们这群异邦人做鬼脸。看着他们的打扮，我皱起眉头。他们的身上是否已经有愿望清单？以后他们的父母会不会用另外一种语言告诉自己的小孩，你要好好读书，才能买得起房子，娶得起老婆？我忽然有种失望的情绪。所有人都在追求着朝前发展，但是大家好像都忘记了，快乐在升级的同时，苦痛也在加码。
在办公室里坐下，窗外的雨一直从早上，断断续续地下到晚上。
下班之前，同事发来消息，说晚上公寓里有一个火锅局，让我一块去。我加了会儿班，打车回去的时候已经迟了。同事说没关系，他们还在准备食材。我自觉地绕到公寓附近的铁皮屋小店里，想买些饮料带回去。
本地人的小卖部喜欢将大包的充气零食全部都捆绑在一起，悬挂在半空中，像是气球一样。于是简陋的店铺内就显得五颜六色、热闹起来。我拨开那些膨化零食的包装袋，走到店内。店主是一对夫妇，坐在一堆蔬菜瓜果中间的凉席上。女人手里正在做手工活，一只手摇晃着吊床里的小孩。男人站起来笑着招呼我。我打开旁边的一个冰桶，里面的饮料都埋在手工敲开，大小不一的冰块里。我翻找了一会儿，都是一些印有本地语言的功能饮料。
没看见熟悉的饮料，我抬头用英语问男人：“你们有可乐吗？”
说着，我的手在空气中比划了一下可口可乐瓶子的样子。店主听不懂，转头向屋内的人求救。应该是在叫自己会英文的儿子或者女儿。我等了一会儿，里面迟迟没人出来。男人窘迫地转头看我。我摆摆手说没关系，又去打开冰桶，想着要不就找一个看过去正常一些的饮料。
看着我把那些罐子拨来拨去，男人指着我用不太标准的中文问：
“你，中国人？”
我皱着眉点点头，不知道他想做什么。
“可乐，中国可乐。”他继续用不清晰的中文说。
“可乐？”我问。
他好像一下子明白过来了，伸手打开旁边的一个小冰桶，里面有红色包装的可口可乐。我笑着说，我就是要这个，弯下腰开始点数我要的数量。
“这是，中国人，可乐。”店主自豪地说，好像终于做对了一件事。
我摇摇头，纠正他：“不不不，这是美国可乐。”
他没明白，摇摇头。我重复了几遍美国这个字眼，问他是否知道。店主只是挠挠头，眼睛看着地面。旁边他的妻子看着这段牛头不对马嘴的对话，噗嗤一声笑出来。
我不再追究了，递钱给老板。
好像不管在哪里，那红色饮料罐都象征着新鲜事物，象征外来入侵，象征另外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
我提着一大袋可口可乐，穿过马路。身后的男人又坐到了妻子的身边。妻子手里继续做着手工活，偶尔晃动一下吊床。他们用自己的语言交流起来，回到被我打破之前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