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待久了，多半头脑里都有一幅美食地图：川菜的有哪些好馆子，湘菜的该去哪几个地方，淮扬菜的到谁家味道更好，海鲜、西餐要往哪边走。用北京的话说，门儿清。我清不了。其实把菜如此大大咧咧地以川、湘和淮扬等作风格论，已经说明我是个外行。见过年轻的小白领说西餐，那都是具体到意大利通心粉、法式鹅肝、英国的薯烩羊排、美式牛扒、俄式的鱼子酱和德国的啤酒和自助餐的。功力深浅要看细节的落实能力。我落实不了。每一回朋友聚会，委托我在中关村找个像样的馆子，我就得赶紧百度；懒了或者上不了网，那就直接往我住的小区门口带，那一溜的馆子轮着吃。吃到熟悉的朋友都烦了，一落座就提醒我，这已经是第三轮了，事不过三啊。我心想，别随便威胁，除非下一次你站门口不进来。
中关村的人很多，你能想象出来的基本上都有。从国家领导人到大学教授、富商巨贾、中产阶级、IT精英、普通学生、平头百姓、打工仔、卖艺和乞讨的，国内的国外的，黑人和白人，各色人等，在中关村大街上走两圈你就全能碰到。我喜欢把这地方比作研究中国当代的一个标本，它就是一个微缩版的中国社会，你很难找到另外一个地方能够如此完备地与中国的当下社会同构。无数的人从五湖四海来，声音可以迅速地被改造成普通话，但被方言和母语养育出来的胃一时半会儿改不掉，所以在中关村，你能想象出来的菜和味道基本上都有。
美食很多，绝大部分我都不知道，没吃过，也没什么兴趣。这话听起来有点儿酸——有些的确想吃但吃不着；不过绝大部分我真的不想吃。我特别不喜欢正经八百坐在大饭店里，每道菜都贵得要死，一桌子吃下来什么味儿都没留下；像开会，一群人装模作样轮着发言，其实啥都没说，说的也没几句人话。我宁可找个小馆子，点一两个喜欢的菜，每一口都能吃出它们的味儿来；这相当于三两朋友间贴心的私聊，每句话都说到点子上。所以，有朋自远方来，我常说：带你去个好玩的小馆子。咱们不搞大而无当的空心排场。
这不是钱的问题，我有倾家荡产吃一顿大餐的胆量。我要的是家常，是内心与味蕾的妥帖。当然，你可以指斥此为世俗，是小门小脸的生活，我一点儿都不想反对。因为，如果连朋友都不在时，忙起来我会比这还世俗，馆子都不进，就在路边的小摊上站着解决一顿饭，完全是小鼻子小眼的日子。
比如吃麻辣烫。
在北京，我还没在哪个地方发现卖麻辣烫的有比中关村多的，也没发现哪个地方的麻辣烫卖得有中关村这么热闹火爆的。小区的后门，住宅楼底下，转过一个街角，大学的宿舍区门外，美食街的入口、中段和终点，一抬头，热气腾腾、人头往一块儿扎的地方准在卖麻辣烫。消费群体主要是穷人、学生、年轻人、女孩子、小白领，单身者居多。中关村的这类人极多。懒得一个人回家起火的，一手烧饼，一手啤酒，荤素搭配来几串麻辣烫，一顿饭就算对付了。如果不赶饭点，那就是为解馋，麻辣是上瘾的；几个小姑娘嬉笑结伴过来，即使只吃一两串也要吃——吃多了上火，脸上不太平。我是对麻辣有瘾，几天不吃心里就空落落的，丢了钱似的。我经常在傍晚或者夜半时分，看见麻辣烫的摊子前围着一堆年轻人，咝咝啦啦地吃，鼻涕眼泪都往下掉，一只手捏着麻辣串，一只手给伸出来的舌头扇风。
最早培养出来对麻辣烫的兴趣是在2005年。刚从北大毕业，在学校西门外与人合租了间房子，一个月只拿一千五百块钱的工资，如果不是隔三岔五还有点儿稿费，付完房租的我每个月必须有一半时间靠喝西北风才能活下去。那时候不仅日子紧巴巴的，裤带也紧巴巴的，小馆子都不敢乱进。一周里经常半数以上的晚饭都是两个韭菜馅饼外加一碗粥，咸菜是免费的。假如每天都吃鱼翅燕窝也会腻，请发挥一下想象力，把鱼翅燕窝换成馅饼、稀粥和咸菜会是什么结果。离我吃馅饼喝粥的地方隔一座桥，是两个卖麻辣烫的摊子，成年累月地在下午的时候出现在桥的另一端，那地方是北大承泽园的门口。
承泽园里外住了数不清的穷学生、复习考研者和打工仔，加上附近疗养院的年轻职工，太阳还没落到园子的另一边，一茬茬的人就像蝗虫一样围住了麻辣烫的摊子，大冬天远看过去，像一堆人头碰头在练邪门武功，因为人头攒动之上，麻辣烫热气腾腾。因为既烫又辣，走近了你就看见每个人都在歪着嘴吃得舌头直蹦。到夏天，一个人单待着都热，吃货们就不再把头往一起扎，端着浇过芝麻酱的盘子，挑好了麻辣串就到一边吃。零零散散，三三两两，倚墙站着，就地蹲着，找块石头坐着，在暮色里，在麻辣烫滚沸的汤料升腾起的热气和重口味里，五湖四海的年轻人因为麻辣烫团结在一起，仿佛这既麻又辣、且麻且辣的各种煮熟的素菜和荤菜就是他们此刻生活唯一的目的。这烟火繁盛的日常景观让我感动。那时候我刚从校门里走出来，深陷不曾预料的复杂社会，也因为写作沉溺于不可名状的悲伤里，再没有比最平常的人间烟火能让我感动了。每天看见他们兴致盎然地吃着麻辣烫，我都觉得他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由此认定麻辣烫也必是世上最好的美食。
我开始把晚饭桌往桥那边移。买几个烧饼，荤素搭配挑几串麻辣烫，一顿晚饭就会吃得相当舒服。如果遇着开心事，再从旁边的超市买一罐啤酒，汤汤水水地下了肚，待酒劲儿上来，晕晕乎乎去逛公园旁边的两个旧书店，这是我当时能想象出来的最好生活。
吃了两年的麻辣烫，搬家到了中关村大街的边上。那地方人多车更多，车和人都到齐了就开始交通堵塞，摆不下一个麻辣烫的摊子。况且，也不会让你摆，繁华的大街上冒出来个卖麻辣烫的，成何体统。但我还是在散步时有意无意地往街边和巷口处瞅，希望看见哪里冷不丁地就升腾起一片重口味的热气。终于在人大东门斜对面的一条小街上找到了。那条街小店林立，卖什么的都有，街头和巷尾果然各摆了两个摊，麻辣烫爱好者们像赌徒一样围了一个圈又一个圈，我很不客气地挤进去，说：老板，来个盘子。挑最进味的串串堆满了一盘子。
还是那么够味。但从住处走到那条街实在有点远，我的日子也开始好过了一点儿，不必顿顿都要为晚饭精打细算，人也就跟着懒了，吃麻辣烫的次数越来越少。吃得少不代表把它给忘了，偶尔从那条街边经过，我会找个借口拐进去，多少吃上几串。如果谁问我是否为解馋，我可能会告诉他：纯属怀旧。那是因为长久不跟一群更年轻的年轻人挤在一起抢麻辣串，乍一抢有点儿不好意思——麻辣烫爱好者的队伍正在年轻化，老同志得有点儿老同志的样子。不过如果碰巧你也有此俗好，那咱们大哥不笑二哥，我会跟你说：走，来几串；可解馋，可怀旧，也可以放开肚皮当晚饭吃；我请客。
2012年7月9日，知春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