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喜丧
我出生的地方，俗名叫煤都，是黄土高原上一个半工业化的三线城市。
这里的民风彪悍、粗野，于是又有“匪城”一说，生活在这里，难免会沾染一些戾气。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又憨厚朴实、简单纯真，于是传销行业在这里大行其道。
四面环山的地理条件让这个城市变成了一口锅，这里的文化就是一口熬了几千年的老汤，生活在里面的人都被熬得入了味，变成了地道的本地人。
这口浓郁的老汤，随着一代一代人的成长，从骨子里已经开始变了味，从原来的咸腥辣烈，变成了温和甜软，随着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地域上的文化差异逐渐消失，会说本地话的学龄儿童越来越少，本地味越来越淡。
但依旧有一些封建思想根植在老一辈人的头脑中，这在婚丧嫁娶上尤为明显。
我们这里办丧事，讲究一个“闹”字，即“喜丧”。
办喜丧是有要求的，一定得是那些寿终正寝的老人才能办，意为庆贺老人死的安详，没有病痛折磨，是老天为你画下一个完美的句号，而不是病毒写下的逗号或者车祸划出的感叹号。但说实话，能正正经经走到新陈代谢停止的人寥寥无几，所以这个门槛也不算低，于是一般60岁以上的死者，家属还是会热热闹闹地办一场喜丧。
喜丧的流程大体如是：在老人死去的头一天就要搭起灵堂，并将棺材停厝在灵堂中央。灵堂满目缟素，白色翻飞，别出心裁地还会在木柱上缠一些霓虹灯，日夜不停闪烁，一是为了美观，二是为了指引。在死去的头三天，由嫡系亲属轮流守夜，这些守夜的亲人们除了需要怀着一颗虔诚的心，还会准备几幅扑克。
直到第四天，东家会雇一班演艺人员，对着灵堂的方向彻夜欢跳高歌。我们这里称为“吹鼓桨”，他们的舞台其实就是一辆四面放下短槽的货车，上面盖着一个挂满舞台灯光的木制拱顶，除了吹拉弹唱的伴奏人员，其实可供演员活动的范围不足2平方米。
在我儿时，这对我可谓是一大盛事，总是匆匆吃过晚饭便搬着小马扎占据有利地势，然后眼巴巴地等着那些演员换服装、试音响。
等到正式开演的时候，人群已经从我为中心向后扇形站开，而坐在最前面的我以及年幼的他们更是感觉到幸福满满。但那些迟来的小伙伴也并不会气馁，因为他们都乘着一副坚实的肩膀——父亲。于是每次我回头观望的时候，除了拥挤的人潮，还有就是那些鹤立鸡群的小脑袋们。
演出的前半段总是由同一位歌手唱几段流行歌曲。他们并不需要什么出色的技巧，只需要把声音唱得震天响，以便能穿越阴阳两界，追到赶路（黄泉）的老人。但通过我多次观察，死人永远是无动于衷的，反而活人觉得耳膜炸裂。
演唱的曲目并没有因为场景的不同而改变，他们唱什么，并不取决于歌曲本身是否蕴含缅怀的情感，而是要看他们会唱什么。毕竟走江湖并不害怕千篇一律，这行业想要遇到回头客实在概率有点低，所以他们总是熟练掌握几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换着场地唱给不同的死人听。
在我儿时的概念里，“吹鼓桨”和亲人逝去是完全不挨边的，我只把它当作一个事儿来看待，所以“丧事”的重点不是“丧”而是“事”。
包括亲属也是把它当作一件事去完成的，而且这个事儿办的漂亮不漂亮，关系的不是这个人是否有孝心，而是这个人有没有钱，够不够体面。可不管是钱，还是体面，都是死人用不着的东西。
所以一个人在社会上有没有地位，往往是靠一个亲人的死去来体现的。
我第一次明白丧事是和真实的死亡相关的这个道理，是在另一场丧事中。那是许多年前的某个黄昏，我从二次方程中抬起头远眺残阳，忽然听到楼上有凄厉的哭声传来，继而是排山倒海的悲恸之情笼罩了整个楼层。我带着看热闹的心情跑出大门，看到几个满面哀愁的男人抬着一具盖着棉被的尸体放在救护车里，但从棉被的下端露出一双雪白的恐怖的脚来，我几乎想都不用想，那样惨烈的白色是不会出现在活人身上的。
那是我第一次直面死亡，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不可抹灭的恐惧的颤栗，大自然冷酷无情的新老更替的法则带给我深深的震撼。我再没有一丝每当听闻噩耗时喜不自胜的内心欢喜，说“来啊，唱啊，跳啊”的心情了。
“吹鼓桨”的重头戏是二人台，是起源于山西，成长于内蒙古的一个地方戏种，通常由一男一女两人完成表演，其中男的多为丑角，极尽撒泼打滚之能事。
二人台最大的特色就是“俗”。语言露骨，行为豪放，却又点到即止，就好像脱衣舞娘拉着裙边上上下下，似露非露，扭捏又挑逗。
正如前文所说，那时我还年幼，对一切男女之事都抱着一种假正经的矫饰，只敢从指缝间看亲吻的电视剧画面。而二人台就这么光明正大的开到（他们是开车来的）我的生命里，我那些逗女孩发笑的下流笑话多半来源于此。
说了这么多别人的丧事，我想说说和自己有关的。
我爷爷去世的时候，我已经成年，能为家人分担一些琐碎的丧事事宜。在我家不远处，有一家棺材铺，墓碑、花圈、寿衣，一应俱全，甚至还有专业的“阴阳大仙”来为死人操办风水，所以在店铺的头顶赫然蓝底白字写着“白事一条龙”。
多少春去冬来，这家棺材铺埋葬了一个又一个老人，如果累计下来，所卖的棺材，怕也能绕我们小区几个大圈了。
棺材铺也是有淡旺季的，春夏秋为淡季，冬季为旺季，似乎老人们都乐意选在寒冷的季节去赶路，想要中和一下地宫发烫的岩浆。
我爷爷的丧事是在家乡操办的，那里的习俗同这里大同小异，只是没有了所费不赀的“吹拉弹唱”，取而代之的是女性家属的集体嚎哭，她们按照长幼尊卑依次跪在灵堂前，通过“大仙”的口号有节奏地号啕大哭，收放自如。
为什么男性家属则要在一旁冷眼旁观呢，我不甚清楚，总之是仪式如此要求。也许是女性的哭声更富有感染力，感情更加坚笃，如果一群大老爷们跪成一片，哭声震天，确实也不够动人。
哭毕，大家就一起退出灵堂，在东家的村院里支起一口大锅，这口大锅要连烧七天七夜，供给全村人七天的伙食，所以每次开饭的时候，总是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我时常坐在院子的台阶上端着饭碗看他们用方言嬉笑打闹，女人们咧开嗓子笑得前仰后合，多半是听了一些不入流的粗鄙乡言。他们其实和死者并没有血缘关系，只是为了这严肃的仪式而聚集在一起，尽一点悲伤的情意。
第七天的时候，全村的晚辈都会穿一身麻服，在夜半，按照辈分依次排成一条长龙，由我父亲举着魂幡带领大家到各个路口烧纸。一路鸦雀无声，月光静淌，只听闻掌事的大喊“哭”，所有人便悲从中来，撼动山谷。“停”，大家继续低头赶路，绝不交头接耳，唯独我抬头仰望星空，觉得华美无比，忽然觉得有些物是人非，心里似乎少了一些什么，又落寞又唏嘘地在心里说：“真是一畔好星辰啊。”
借着这点丝丝缕缕的哀愁，再看这些繁琐的仪式，觉得有些滑稽。
当丧事参杂了更多活人的利益纠葛，和人际需求，所有的仪式似乎都脱离了“缅怀”的初衷，变成了冷冰冰的一个产业链，变成了柜台上放着的招财猫，对联写着事业蒸蒸日上的“白事一条龙。”
这样的丧事，我经历过两次。
第二次是我母亲家乡的一个亲戚去世，我陪母亲返乡致哀。她一边同我谈论故去的人，一边回忆儿时的时光，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她的一个外甥，30多岁的年纪，至今未娶，我母亲解释说：“他是智障，又身患重病，能活着已是奇迹。”
她又感慨说：“他是我们一起养大的，我小时候最疼他，他叫彦波。”
我母亲看到彦波浑身邋遢羞怯地站在一旁，很自然地拉起他的手，给他手里塞了200块钱。他并没有推脱，再接下来的每一天，我母亲总会领着他去给他买点什么，他从未推脱。我想，生活已经让他舍弃了人际之间的客套。
在我跟母亲返乡的十多天里，他每天都跟在我们身后，为我们解说家乡的一切改变，又给我们到处指路，说“那曾经是你玩过的地方，那曾经是你上学的地方，现在都变了。”
他的智力也许只有十多岁的模样，还无法理解太多的生活惆怅。在他看来，我母亲是特意来看望他的，他对死亡并没有具体的概念，他的缺陷让他停在了最美好的年华，这是上帝始料未及的。也许这并不是惩罚，而是人间最美的奖赏，他蹉跎的脸上依旧能绽放青春纯真的微笑，他依旧心无旁骛，依旧天性绽放。痛苦的并不是他，而是旁人。
大舅（我们去的时候，大舅只是重病在床）去世的当天，所有的女性家属包括我的母亲都跪在逝者的榻前哀嚎，男人们则开始忙碌起身后事，她们哭得很真诚，甚至用一种细长的哀调连哭带唱，声音凄凉婉转，锥心裂肺。
但尴尬的地方在于，她们不敢先比别人停止，似乎那意味着不尽人事，哭着哭着，大家都累了，眼泪也风干了，但是碍于其他人的卖力，她们只好低着头抽噎，偶尔干嚎几声。
几个男人见势上去劝阻（这也是流程的一部分），女人们推推嚷嚷的也就停止了。
这种仪式化的悲情让我忽然觉得，从来就没有什么血浓于水，只有情才能浓于水。
我一生中只见过一次大舅，那点模糊的血缘无法勾引我生出太多哀愁来，我只是傻傻地站在原地，像一个碍事的木头桩一样看着一切。我为我当时的冷血而自责，于是只好走出了院门。
在门外，我看到了彦波，他蹲在地上不知道拨弄着什么，我从他的侧面走去，却看到他一个人悄无声息地在抹眼泪。他看到我走过来，似乎很不好意思地把泪水揩去，然后带着男孩固有的倔强，挺着胸脯说：“我没哭，你别告诉姑姑。”
我忽然明白了这个30多岁的少年用情之真，不免为此落泪，我问他：“你为什么哭？”
他说：“因为他死了。”
我说：“谁死了？”
他说：“他以前带我去后山玩过，我经常坐在他的肩膀上，就是那个人，他死了。”
“你懂什么是死吗？”
他略微有些生气地说：“当然懂，就是不在了，就是……就是……”他语塞了一下继续说，“就是我的一部分不在了，我的一部分死了。”
“哪部分？”
“坐在肩膀上去后山玩的那部分我，死了。”
他是这样理解死亡的，虽然我并不能完全理解他的逻辑，却忽然觉得这种说法让我伤心欲绝。
每个亲人的离去，都代表我的其中一部分，死了。
二 凤凰镇
在凤凰镇小学和我所住的城市之间，新修了一条马路，薄薄的一层沥青被压路机嵌在褐色的土里，它一面是杨树林，一面是错落有致的农田。
这条马路是凤凰镇出资修成的，它的尽头只有凤凰镇，所以30公里的路程没有一个路标也不会有人迷路。
如果你驾车行驶到三分之一路段的时候，汽车已经开到了一座山脉的腹地，你的视线会豁然开朗，左侧的地势忽然低洼起来，你会看到一望无垠的梯田，以及远处对山上鳞次栉比的白色风车，而在两山之间的山谷中，是一个叫梅村的小村庄，从汽车里看去，那些土褐色的小房子就像一节节断裂的巧克力。
梅村多雨，即使天气晴朗，头顶也总是云卷云舒，太阳穿梭在云层间，从云层的缝隙投射出笔直可见的光柱，一直从天际插进梅村的土里，让整个小村庄显得悠然圣洁。
每行驶到此处，副驾驶的女儿总是会越过我的肩膀，把目光投向梅村的某一处，她看着云层斑驳的投影在山间绿草地上缓缓游弋，把它们幻想成某一种巨大却无害的动物，她把梅村称为“小人国”，因为从她那里看去，山下的一切都变得袖珍，包括行走在其中的人。
女儿那年9岁，就读在凤凰镇唯一的一所小学，而这条新修的马路便成了必经之路，梅村的风景，给这段无聊的行程增添了色彩。
11月的某一天，我把汽车停在学校门口的某一处空地上，一个四十多岁但看上去就像一个老头的中年男人敲了敲我的车窗，我把车窗摇下，冷漠甚至有一些反感的看着他。
他穿着一件深蓝色劣质中山装，下面却格格不入地变成了迷彩裤，他肤色黝黑，额头上的褶皱即使不皱眉也清晰可见，整个头发油腻腻的趴在头顶。我的车窗只开了一点，他踮着脚，一只手抓在车窗的边沿，用一种难听懂的方言同我说话，我看着他枯黄的手指，指甲缝里满是淤泥，袖口也不自然的向外微微卷起，我最终把整个车窗摇下，迫使他收回了伸进车窗的四根手指。
他的原话我无法复述，只能大体弄明白他的意思——他有一个女儿，也想在凤凰镇小学上学，但他的家太远了，无法每天把她送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学习知识，他说他在路上见过我的车，希望我能在送自己女儿上学放学的同时把她的女儿也带上，他说着把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拉到身边，我这才注意到她的存在。
她穿着一件红色棉袄，臃肿的像个粽子，同她的父亲一样，她面色饥黄，却又不匀称的透出一种少女特有的绯红，总给人一种脏兮兮的感觉，她用一种紧张的眼神看着我，却并不扭捏。
我摇了摇头，本打算拒绝，但在那一刻，我看到小女孩几乎泫然欲泣，同为父亲的我立马心软下来，只好把拒绝之词临时换成了“你们住哪里？”
他下一句我听懂了，他说的是“梅村。”
“梅村？”我脑海里又出现了朝阳下圣洁的“小人国”，我想到女儿也许会为有一个这样的朋友而开心快乐，我低头重新打量了一眼小人国里的小女孩，最终勉为其难的答应了他父亲。
他眼睛忽然闪出不可置信的光，然后从脚边提起一袋土鸡蛋，从车窗递进来，摆出那种农村人该有的质朴微笑说“都是自己家的鸡下的，安全，吃着放心。”
我不喜欢鸡蛋，但是我并没有客气，因为伴随土鸡蛋，一阵鸡屎混合着汗液的味道扑鼻而来，我快速接过鸡蛋放在后座，我只是想尽快结束这次谈话。
当女儿从校园走出来，一脸狐疑的坐进副驾驶时，他们已经识趣的走开了，一面笑着说“我们有车回去，你们走吧。”
我点了点头，摇下了车窗。
汽车驶出一段距离后，我从后视镜看到小女孩跳上一辆木质的平车上，他父亲在后面推着平车前进。说实话，我并没有因此动容，我狭隘的认为这世界每天都发生着不幸，也许在我发动汽车的此刻，世界上就有一些孩子失去了父母，相比那些生离死别，他们确实没有什么值得我去同情的。
第二天清晨，当汽车行驶到梅村的时候，我几乎已经忘记了这件事，直到我看到了小女孩一个人蹲在马路边，以至于我足足把车开出去离她几十米的地方才把车停了下来。
她一路小跑着过来，我下车给他打开了车门，她用并不标准的普通话说了声“谢谢。”
那天我和女儿都没有欣赏梅村的风景——我蓦然发现，当一个童话故事里的人物走进现实世界的时候，它带来的并不是美好，而是幻灭。
小女孩怎么看都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村小姑娘，俨然没能延续梅村的圣洁干净给人留下的美好印象。
她安静地坐在后座，并没有靠在椅背上，也没有表现得像一个乡下姑娘一样对车里的装饰东张西望，她低着头看着门把手，似乎被银白色光滑的质感吸引，不发出一点声音。
副驾驶的女儿似乎并不打算开口同她说话，她甚至都没看过她一眼，她把脸撇到面向车窗的一边，看着快速掠过的杨树林，不断变换的光线让人看不出她此刻的表情。
“你叫什么名字？”我打破沉默问。
小女孩抬起头，用她并不习惯的普通话说“我叫麻雀。”
我敷衍地点了点头，失去了谈话的兴趣。
汽车停在学校外的空地上，没等我下车，小麻雀已经拉开了车门跳了下去——原来她在车上一直在研究如何打开车门。
在快进入校园的时候，她忽然回过头小声的说了句“谢谢”，我是通过嘴型才知道她说的是这两个字。
女儿等小麻雀的身影消失后，才回过头看了一眼小麻雀原来坐着的地方，皱了皱眉头，拿着书包下车了。
大约在如此三天之后，女儿比小麻雀先出了校园，她坐进车里，把书包扔在后座上，转过头非常认真地问我“你不觉得我们应该洗车了吗？”她说着用手背在鼻子上擦了擦，就好像有什么难闻的味道在他眼前的空气中流动。
而事实上，我也注意到了这一改变，小麻雀身上总是有一股鸡屎的腥味，我想那一定和她家里养着很多肉鸡有关，虽然我无法像女儿一样喜怒形于色，但心底确实对此十分反感。
那天我不停的从后视镜看着坐在后座的小麻雀，在心里打着腹稿，斟酌着措辞，我当时真希望自己是一个文学家，能用机智的语言绕过小麻雀的自尊从而达到取悦女儿或者是自己的目的。
但我脑海里却是他父亲当时一幅苦苦哀求的画面，如果没有我的汽车，小麻雀就要失学了——他父亲不可能每天都靠着人力接她上学放学。
我最终没能说出口，以至于小麻雀在梅村下了车，像往常一样走的远远的道了声谢谢，女儿终于忍无可忍，说“你难道一点都闻不到吗？”
“我们为什么要替她做免费司机？就为了那一袋没人吃的土鸡蛋吗？”
女儿连珠炮似的发出一连串疑问，她甚至都想好了策略，说“如果你不好意思开口，我们可以每次绕路去学校。”
我看着女儿欲言又止，最后终于说“我会想办法的。”
这个办法就是，在第二天汽车停在学校门口的时候，我趁着小麻雀还没来得及跳下车，提前从手边的购物袋里取出一包饼干，我转过身把饼干递给小麻雀，以此来作为接下来谈话的开场。
我原本的意思是要告诉小麻雀，因为一些家庭原因，我们不得不搬到了离凤凰镇更近的地方居住，那也意味着我的汽车不会再路过梅村了。
但在我将饼干递给小麻雀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个变故，以至于改变了整个谈话的方向。
小麻雀把手从袖子里伸出来，在从我手里接饼干的那一刻，我眼角撇见了小麻雀那只暗红色发裂的手背，她的手背上“爬”满了蜿蜒细密的血丝，就像树叶背面的那些筋络一样。指甲缝里贮满了淤泥，让整只手看起来就像枯瘦的冬天树枝一般，而我第一个反应居然是害怕，又或者是恶心，总之我的手抖了一下，饼干顺势掉了下去，我并没有来得及掩饰我的慌张，我相信小麻雀一定看出了我慌张背后的真实想法，因为她抬头看着我的眼睛，用一种“没关系，我理解你”的神情看着我，就像在安慰我一样。
她弯腰把饼干拾起来，再抬头时，她的眼睛里已经飘起了一层雾气。
也许是因为内疚，我没有说出接下来的话，她拉开车门缓缓的走了下去，在关车门的时候，她站在冬日的暖阳下，瑟瑟发抖的对我说“我爸爸说等天气暖和一些的时候会打一口新井，那样我就能洗澡了。”
她轻轻关了车门，认真的看着我的眼睛，说了一声“谢谢。”然后转身走了。
我回过头，发现女儿直直的瞪着我，我刚要伸手去摸她的头，她赌气的把头撇开逃出了车外。
那天之后，女儿生病了，我打电话向学校请了假，我甚至为此庆幸，感谢女儿不用再让我面对小麻雀，所以当我把体温计从她的腋下取出来的时候，看到红色标线停在36.8的地方也没有多说什么。
我想，小麻雀等不到汽车，她也许会明白什么吧，即使她无法明白，她父亲也一定会婉转的告诉她一些什么吧。
这样想，让我觉得轻松。
女儿似乎也在计算着痊愈的时间，她大约是感觉到小麻雀应该知难而退了，才宣布她的病彻底好了。那已经是六天后的事情了。
那天女儿坐在车里心情明显的同以往不一样，她叽叽喳喳的说着一些生活中的琐碎事情，我逼着自己甚至说服自己开心起来，却总觉得这条新修的路再不像往常那般可爱了。
路过梅村的时候，我刻意加快了速度，女儿也心照不宣的沉默了起来，就是这段沉默让我有了思绪放空的间隙，我想，她的沉默是不是同样来自于恐惧呢？
当小麻雀的身影出现在路边的时候，我发现女儿的身体明显的有一个放松的动作，我就知道了她的恐惧不是来自于害怕小麻雀忽然的出现，而是做错事之后不知该如何面对父母的恐惧，只不过这个父母不是我也不是她母亲，而是她自己。
小麻雀出现的地方其实离梅村已经很远了，她为了看清山下的来往车辆，站在了一处山体的边缘，她手里拿着两个塑料袋，一个粉色的，一个黄色的，里面空无一物，被山风吹的在她手里不停的晃动挣扎。她的头发从脖子后面飘过来，在她的眼睛前面拍打着，她眯着眼看向这边，身上依然穿的像个粽子一样。
我从车上下来，试图解释什么，但最终还是放弃了，我沉默了几秒钟说“上车吧，要迟到了。”
她像一个听话的士兵一样，收到命令后忙不迭的点点头，却没有立马动身，而是弓着身子，抬起左脚，单腿支撑着站在崖边，把黄色的那只塑料袋套在脚上，又在脚腕处挽了一个结，她用此作为自己的鞋套。她又换另一只脚，只是这一次塑料袋没能成功的套在她的脚上，它挣脱了小麻雀的手，瞬间向高空飘去，我本能的抬起头，这才发现今天的天蓝的不像话，整个苍穹像巨大的蓝色幕布，没有一片白云，只有金黄色的太阳斜着从天边升起。
它像一只脱离了桎梏的粉色气球一样越飞越高，在广袤的蓝色下显得格外显眼，我想起我还是少年的时候，也曾见过这样的景象，我被罚站在教室外，趴着窗户看着一个塑料袋飘在我的头顶，它最后被挂在电线上，即便扭曲着身体也要摆脱那根电线。多年后，它风化了，变成了一个电线上的粉色疙瘩，系在我心里。
女儿悄无声息的从车里走出来，来到我的身边同时把手塞进我的手里，抬起头努力的看着哪一点即将消失的粉色。
天自然是瑰丽壮阔的，但我敢保证，不管谁此刻抬头，注意的都是那个再普通不过的粉色塑料袋，它是垃圾，它是无足轻重的配角，它和美丽这种词永不沾边，但其实它不是，它只是缺少一个像天空一般宽广的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