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用闭上眼睛就可以看见妈妈。
就像刚才，独自在家附近的小路上散步，天黑着，下着小雨，我撑着伞，边走边想被岁月碾碎了的那些人与物。没有呼唤，她就来了。
路边有一排小松树，树后面是一栋大楼，隐约灯光闪烁，四周没有人，我却清楚地看到她，弥漫在空气里，没有形体，没有气味，没有言语。但，是她。
她总是突然降临，从我这里出去，让我看见她。
多少年来，我不敢落笔写她。好多次想写，但总写了几句就搁住了。找不到恰当的词，有关记事杂记等等用在别人身上的，通通不合尺寸了。对妈妈，我能说有关或记事吗？
近到不能用文字。
可除了文字，我一无所有。

妈妈活在20世纪。那个世纪，整整一百年，中国像海，漂在上面的每一个人脚踏不到地，所有人随波逐流，载沉载浮。谁都不知道明天会有什么，或许根本就看不到明天。活，变成一件千辛万苦，不知所措的事。
可是无论怎样变故，都没有使妈妈惊慌过。
妈妈一生有过四次大变故。
第一次变故是从荣华富贵跌到战乱贫瘠。抗战期间，妈妈离开省城的官邸，随爸爸工作的教育厅迁至偏僻山城的永安县。在简陋的民舍，妈妈生下大哥二哥。从小佣人前呼后拥娇生惯养的她，不得不一切自己动手，白天工作，夜间挑着油灯洗衣做饭。
第二次是爸爸得病。1945年抗战结束，全家从永安搬回福州文儒坊63号宅院。爸爸得了肺结核。肺结核当年是死症，爸爸离职在家养病。
妈妈并不慌乱。她知道要是爸爸整天一个人发呆，病反而会加重，于是唤亲呼友，家里宾客不断。爸爸混在亲友中，吹拉弹唱，玩起济公。宅院里天天热气腾腾，一派莺歌燕舞。家里开销陡增，妈妈工资不够用，就把外婆留下来的首饰典当掉。这样的生活维持了两年，爸爸的病果然好转了。
第三次是1951年“三反”“五反”。妈妈当时是师院出纳，爸爸是校长秘书。两个人天经地义被认定贪污犯罪（据说只要爸爸盖章，妈妈就可以取钱），一起被关进学院，日夜经受“打虎队”围攻，一个多月后才得以返家。
最后一次是“文革”。这一次打击最狠最漫长。爸爸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帽子，工资扣发。妈妈又一次变卖首饰补贴家用。家变得凋零四碎。爸爸和大哥被关进学习班，二哥三哥上山下乡，妈妈下放农村，家里就剩下我跟爷爷。五十多岁的妈妈平生第一次干起农活。我去看过她，住在乡村土楼，没有窗户的木板房，吃妇女耕山队食堂的饭，每天三餐盐水煮菜或盐水煮海带。
但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就是她不在眼前的日子，也从来没让我觉得少了什么。好像有她，世界上就什么也不少了的样子。
妈妈最了不起的是永远不提过去与外界。她像一扇门，把所有的历史和现在挡在门外，不让它们走进家来。家内，渗透着的，就像她脸上的神情，一盏蒙着绿色灯罩透出来的灯光，柔和安宁，静谧祥和。
我现在知道了，那种走到心里的宁静，绝非妈妈一生一世修炼而成。她的每一个细胞里，都流淌着某种恒古的东西。就像一条河，弯弯曲曲冲洗过黄土高原，九曲十八弯，经过几十几百年的洗刷，几百几千支流中的一支，从远古流进妈妈心田，肥沃着那里的每一寸土壤。
那寸土壤也肥沃了妈妈跟爸爸的关系。他们像安徒生童话《老头子做事总不会错》里的老头子与老太太。夫唱妇随，老头子永远正确。
1949年解放后，父亲每月工资一百三十多元，但除了交大哥学费，一般家用就靠妈妈一个月七十二元的工资。父亲的钱差不多只够他自己花。但妈妈不说父亲。她不是忍，忍是火山，也不是宽容，她就是对父亲没有要求。
一切自自然然，好像这个家就该归妈妈守，爸爸可以像一只轻松的候鸟，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两个人从来不吵嘴，连脸红也没有过。
家里需要钱时，妈妈就去借。小时候妈妈常常带着我去院部一个教授家。晚上。进了门就坐在客厅里。师母头发盘在脑后，脸很好看，善良。教授戴眼镜，拿一个拐杖。妈妈经常去借钱，拿到工资后归还，下个月再借。
妈妈记得的，都是爸爸对我们的关爱对她的好。比如：爸爸在我出生前说，如果是男孩就不办满月酒，如果是女孩，就办。
再比如：1960年妈妈得了肝炎，需要吃糖。只要有了点糖，爸爸都会特地从城里坐个把小时公交车拿回来给她吃。
她无数次对我念叨这类小事。
于是我知道，妈妈有这样一双眼睛：所有爸爸的不好都被过滤掉，留下的全是金子，永远在妈妈头脑里发光。
父亲去世，从火葬场回家的那天下午，我和妈妈并排躺在床上。妈妈没有哭，脸上很平静，既不沉重也没有悲哀。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还是什么都没有想。我那时只是觉得，原来也可以这样，人也可以不因为亲人的走而落泪。这，给了我奇怪的宁静与安慰。好像爸爸走与没走一样，一切都不会改变。
你从不怀疑爸爸吗？我问妈妈。1953年，爸爸从师院调到闽剧团当编剧。离家远了，他一星期就回家一天。有段时间，许多人风传爸爸跟一著名女演员有瓜葛。
妈妈神情惊讶，似乎我的想法是海市蜃楼。她居然从未怀疑过爸爸！我吃惊了。不懂她哪来的这种自信与安全感。一想，当然是爸爸给她的。或许爸爸并不知道自己给了妈妈什么，但的确给了。缘由于爱，由爱而体悟的被给。
这当然是奇迹。对人能有这样的默契与信任。
我就是这种奇迹的产物。想到这，我真有一种想跪下的冲动。
但平日，你来我往，生日来生日去，妈妈从不热心。跟所有人，她也都不亲密到黏黏糊糊的地步。除了春节拜年，她几乎不串门。细想过去，妈妈对所有人都保持一定距离。她的爱，不张狂，不显山露水，即使对儿女，她也不强加于人。而她，没有恨。她不计较得失。小舅妈悄悄把63号宅院妈妈住过的厢房卖掉时，妈妈不卑不亢，一辈子就当不知道似的一声不吭。
她不贪。什么都不贪。男人金钱地位名誉，什么都诱惑不了她。她守住她有的那一份。无论丈夫儿女，守不住了也就毅然放弃。该丢的丢，该弃的弃。自尊大气。她对自己的一生非常满足。她是你无法诱惑，最强大的那种人。
所有这一切，我想都是外公外婆跟63号宅院给她的。
从大家闺秀到贤妻良母。
现在这样的女子大约已经没有了。出自旧式大家庭，为延续旧式大家庭培育出来的女子。

妈妈十七岁那年，曾经去东门地藏寺，求佛祖给自己减寿，赠寿给得病的外婆。十七岁的少女，带着全部的虔诚热情与梦想，跪在佛祖面前。
但外婆还是死了。
外公在湖北海军供职，无法返乡。妈妈说，她跪在大伯面前，恳求他主持外婆的丧事。每当我想起这一细节，总是很悲哀。妈妈不得不在那一夜间变成大人。她身后跟着姨娘（外公的妾），五六岁同父异母的弟弟，眼睛不好的妹妹。
因为是男孩，外婆出殡时，小舅做了丧主。妈妈一定是紧紧抓住小舅的手，披麻戴孝跟在外婆的棺材后面，送外婆走出了这个世界。
她那时才十七岁呀。
从此，妈妈不再信佛。什么东西在她心里永远地死去了。
现在我女儿也十七岁。我看着女儿每天去上学，从学校回来。女儿跟我讲她在学校里的许多事。我看着她渐渐长大，越来越成熟起来的脸，偶尔会有个念头袭来：要是突然失去我，她会变得怎样？
我的心一下变得沉重。有一瞬，妈妈的脸似乎就叠印在女儿脸上。
女人谁没有过少女时代。
妈妈也有过呀。
但不管怎样，心底里，我无法接受把妈妈想像成少女。妈妈在我，永远是妈妈。无论是她活着，还是她死去，永远是她在前面，我在后面。永远是她俯视，我仰视。她永远像一盏明灯，在欢乐的阳光下隐去，照亮着的，都是我生命中那些最黑暗无助的日子。
外婆死后，外公一直在湖北供职，直到抗战间去世。结婚以后，妈妈一直在63号宅院住到1950年。妈妈是个平凡的女子，我想她这一辈子就做两件事：一工作。因外婆的一句遗言：女人在经济上一定要独立。妈妈刻骨铭心。外婆死后，妈妈从到福安当小学教员开始，一直工作到退休，从未间断。二守家。家要人守。女人来守。守住就是一切。一辈子的不弃不离。她一直守护着两个家。爸爸家和自己爸爸家。
妈妈爱她的家。小时候，逢年过节，或休假日，妈妈常常带上我回63号宅院去拜年，去走访亲戚。我喜欢63号宅院里的气氛。那里永远宁静。高高的门坎，静谧的大厅，供桌上祖先的牌位，光亮的八仙桌，方正的太师椅，从各个厢房里透出来好闻的香味。
姑婆，妈妈，姨妈，婶婆，娘姨，等等等等。都是女人。现在想起来，从63号宅院里出去的女人不知道为什么都愿意回到那里去，好像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推着她们往那里走。家，或许就是这样的东西吧。你弄不懂它是什么，但你的脚就往那里走了。
或许在妈妈的潜意识里，只有那个大宅院，才是她真正的家。
“文革”过后，63号宅院舅妈对面的邻居搬往外地，舅妈曾经建议妈妈把那套厢房买下来。但妈妈没有接受。
那时候的63号宅院已经面目全非，破烂不堪，所有的东西都残缺不全。1949年以后新搬入的一些住户已经把它住成垃圾堆了。
晚年，每年小舅过生日都会再三邀请妈妈回去。但妈妈热情不高，她几乎不回去。或许，妈妈已经不把那里当作自己的宅院了。

我从小跟妈妈睡一张床。开头睡爸爸妈妈结婚时睡的铁床。“大跃进”时期妈妈眼睛不眨就把铁床捐出去炼钢铁（政治对妈妈像天书）了，我们换睡木床。爸爸一个星期就回来一天，记忆里，床上永远只有我跟妈妈。妈妈靠外睡，盖一床红色绸棉被，我靠墙睡，盖绿色棉布棉被。我躺下去时，床头总是亮着一盏灯，妈妈下半身捂在被子里，背靠着床看书。我总是侧身，面朝妈妈，看着妈妈的侧影睡。冬天，我喜欢钻进妈妈被窝，一只手抱住她身体，一只脚搭在她腿上。妈妈像暖壶，我冰冷的脚，搁在她身上，很快就捂暖了。
婚前的那二十多年中，只有三次，我和妈妈分开过。印象最深的是小学三年级，大学图书馆组织职工去厦门度假，妈妈离家去了半个来月，我住到叔叔家。开头感觉新鲜，一个星期很快过去，然后就不行了，我变得非常想妈妈，想回家，越来越想，坐立不安。堂姊妹陪我去田野玩，逛商店，买东西吃，百般安慰我。但，什么都不行，怎么都排遣不了，都压不住我的焦虑。我恨不得飞到妈妈身边。
我跟妈妈一起睡，直到二十八岁我结婚离开家。
小哥和小嫂结婚后，妈妈把木床和大房间让给他们，自己搬到小房间，睡一张小床。就算这样，我有时回家还是跟妈妈挤在一起。我喜欢妈妈的小单人床。那是妈妈的小小世界，我熟悉的气味，干净温馨。叠得整整齐齐的棉被，床头放一只手电筒，一块手绢，偶尔还有一两本书。床太小，铺不了两个被窝，我跟妈妈就睡一个被窝。夜里，我们经常并排躺在床上，在黑暗中闲聊，说什么我一点也记不得了，但那个画面，那种气味，一呼唤，就鲜明地浮现在眼前，几十年了都像昨天才发生的一样。

忘了是谁问过我：你怎么感觉到你妈妈爱你？
我愣了一下。是呀。人通常对空气没有感觉。一有感觉，就是病了。比如我哮喘。喘的时候对空气特别有感觉，但那种感觉不好。于是我要想。很困惑。言语其实是很难表述空气的，勉强为之，也大约言不达意。
比如：大约四五岁吧，有一次妈妈把我送到全托幼儿园。第一天，吃完晚饭，我就偷溜回家。幼儿园离家有十来分钟路。天已经黑了，可我一点不怕。回到家，听到家人在饭厅里说话的声音。我不敢走进去，就躲在饭厅后面的储藏间。以后的事情记不清了。总之，当天晚上我就在家里住下了。从此，妈妈再也没让我在幼儿园留宿了。
再比如：上小学时，妈妈晚上在图书馆值夜班，有时我坚持要跟她去。可不到她下班我就困了。书库里黑，我不敢躺在里面睡。外面是宽大的阅览室，灯光明亮，许多大学生坐在大书桌前自习。妈妈坐在柜台里面，哪个学生需要书了，她就站起来，从旁边的书架上取下来给他。但通常没有谁来借书，大厅里安静极了。我困得不行，就躺在妈妈边上的柜台上睡着了。我不记得她有责怪过我。只是，有段时间她晚上值班就不带上我了。但到最后，经不住我纠缠，总是又带着我去了。
对我，她总是妥协。她知道跟我没有道理可讲。我说不出自己的感受。孩子很难用言语来表述感受。她知道这个。她永远读得懂我的体势，我无声的呐喊。她知道我在什么时候真的撑不下去了，从不勉强我撑，只一次又一次修正自己的决定。
其实妈妈并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小时候，偶尔有一次，我躺在床上，眼睛闭着。妈妈睡在我旁边，她以为我睡着了，就在我额头上轻轻吻了一下。我没有睁开眼睛，只感觉到一股微微的暖意。三十多岁时，妈妈到东京来玩，我们还睡在一张床上。一天清晨，朦胧中，我感觉到妈妈又在我额头上轻轻吻了一下。我才想，除了这两次，她一定有无数次这样吻过我，在我睡着，她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
我不知道为什么她的爱要表现得这样含蓄。但从这一小小的动作里，我体会到她整个的爱。爱是妈妈用体温捂出来的。如果一定要用言语说的话。
我怎么可能怀疑她对我的爱。如果说这个俗世上还有什么能让我坚信，恐怕也只有她的爱了。这几乎等同于信仰。
这几十年来，在她身边的日子，不在她身边的日子，我接受了从她那里流淌过来一股又一股源源不断的爱。像奶水，像酒，流淌在我血液中，储存在我身体里。我看不见它们。很长一段时间我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但它们在发酵。一天天，一年年，几十年过去，它们酿造出了我。妈妈的爱变成了我的爱。现在我看到了它们，感觉到它们正从我身上流淌出去，源源不断地流向女儿，像妈妈当年一样。
妈妈一定是接受了从外婆那里来的流淌。外婆呢？接受了曾外婆的。无止尽的一条长河，从天边宣泄而下，流过外婆的身体，妈妈的身体，我的身体，女儿的身体，所有的身体转瞬而过，承载着某种不可视物，似乎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为了这种传承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到前年底为止，我一直觉得自己爱妈妈，非常爱。
可前不久开始怀疑，我问自己，真爱她吗？
我要想很久才能想起来我为她做过什么。几乎没有。有一次，妈妈已经去世了，表哥跟我聊起他友人对母亲的孝顺，说她请了三个保姆，每天为母亲煲各种汤，买最新鲜的瓜果。我突然感觉惭愧。我怎么就从来没想过给妈妈做点什么好吃的？
何止吃饭，我也没有想过要为妈妈买点什么。我的眼睛看不出她缺少任何东西。
这么多年来，我经常把生命的热情跟许多朋友分享，但唯独没有辐射到她。我总是反应迟钝，不把她的话当一回事。回想这几十年从小到大，她说过无数的话，我又有过几次当回事？为什么，人，总是忽视最爱我们的那些人说的话呢？
这种不诉诸行动的爱能称作爱吗？
况且，长年不想，面对面也不一定就想，一出门更是把她忘记。逢年过节或悲哀欢乐时想什么呢?不清楚，总之不想她。就这样，凭什么我以为自己深爱她呢？
难道凭我觉得深爱就深爱了吗？
好像是这样。也只能是这样。
可为什么会这样？难道妈妈跟我的关系就定格在我的孩童时代？永远是她给予我接受?难道这种关系深深嵌入我的骨缝，抑制了我的思维，遮蔽了我的眼睛？难道在她面前，无论我几岁，不知不觉就回到了童年？在她面前，我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孩子，不仅在她潜意识，在我潜意识里也一样？
即使是现在，想起这一切，对她，我仍然毫无歉意。她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我可以为所欲为而不会感到歉意的人。
《圣经》上说：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妒忌，不夸张，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这是理想的爱。至高无上的爱。在我心里，妈妈就拥有这一切。

妈妈的晚年过得很平静。她有许多戒律。
比如，每餐吃饭，汤只能喝八勺，一勺不能少，一勺也不能多。谁也不知道八这个数字是怎么从她头脑里蹦出来的。总之，一次吃饭，我突然发现她喝一勺汤数一个数，很奇怪，就问。她认真地说她在数着数喝汤。我吃了一惊，又问，喝几勺呢？她依然很认真地说，八勺。在座的人都禁不住暗笑。
再比如，每天晚上妈妈一定要看天气预报。大约在天气预报节目开始前半小时她就坐在沙发上等了。这段时间里她把要吃的几种药从盒子里拿出来，摆在茶几上然后依次打开瓶盖，把药倒入手中，确认粒数后送进嘴里。她吃得很慢，每一个动作都极其专注。等她吃完药，天气预报也差不多要开始了。
电视机摆在沙发前五六米左右的台子上。她眼力听力早就不好，又不肯戴助听器，谁也不知道她听到什么看到什么了。偶然一两次，她上厕所或干什么错过了看天气预报，她就会问旁边的人，明天好天还是坏天，最高温度几度最低温度几度。有时问了一个人不放心，还要再问另一个。有几次电视机出了故障，到时间看不到天气预报了，她就会唠叨，不知道明天是什么天气呀等等。其实她从不出门，天气跟她几乎没有关系，但她就是比谁都关心天气。
她几乎不吃肉，就吃鱼，别的鱼也不吃，只吃一种鱼——非洲鲫鱼，十几年不变，每天一条，中午吃一半，晚上吃一半。同一种做法：用酱油加姜片麻油等佐料炖，味道从来不变。每餐饭吃鱼前，她都会笑眯眯地问我们，要不要吃一点呀。我们谁都摇头。女儿开头还有兴趣，但吃了几次，就再也不吃了。
有次吃饭，吃到一半，妈妈的假牙突然掉了下来，嘴巴一下瘪了进去，变成另一个人似的。女儿吃惊得连筷子都拿不住了。
我们都笑她，当面笑她，好像她有数不尽可笑的事。她的问题永远就那么几个，被她问得不耐烦了，我们就大声回答她。但妈妈从来不生气，笑眯眯地任我们说。
她的生活跟钟摆一样有规律，只是睡的时间越来越长，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清醒的时候常常一个人玩纸牌。她说是爸爸教她的。爸爸活着的时候也是常常一个人玩纸牌，而那时，妈妈从来不玩。
她不用空调电风扇，说是那种风吹到身上毛孔会松。福州夏天炎热，温度有时高达四十度。她睡的房间朝南，有窗有门，常有对流风进出，只是床没摆在通风地方，躺在床上时风吹不到身上。有年夏日气温特别高，我就想把她的床移到面窗的位置。问她。她摇头。我看天气实在太热，就自作主张，趁她不在房间的时候把床移了个位置。没想到她看到后认认真真地生起气来，叫我马上把床移回去。
我很惊异，觉得她不可理喻。但介于她从未有过的严肃，虽然极不情愿，我还是照她的话做了。她监督我，看着我把床摆回原位后才肯离开。
我无法解释她这一举动，好久耿耿于怀。为什么她宁可忍受热，也非要床摆在她习惯的位置上？为什么她的身体，看到床移位后会引起那么强烈的反应？
直到现在我才想通了。不，不是解释，不需要解释，跟言语无关。热，我身上感受到的热跟她身上感受到的热不是同一个东西。我怎么能感受到她身体当时的感受呢。一个四十多岁人的感受能跟八十多岁人的感受一样吗？我对她完全没有体悟。古话说七十古来稀。人类有史以来没有经验过现代这样的长寿。九十岁的老人是怎么回事？他们在想什么？怎样感受世界？他们需要什么？有着什么样的身体？全世界找不到一本经过时间检验的经典，或一份完整的记录，或一个积累了足够经验的专家，来指导提醒我们怎样理解他们。
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我们正在经历着一个开始。
所以我觉得孝顺这两个字说得特别好。孝，古意为顺。顺，顺也。双重顺。无条件顺。就因为你不明白，无法体悟。第一次当母亲，大多数人会为婴儿的啼哭惊慌失措，于是要问前辈，看书，渐渐领悟到哭的含义。哭是婴儿的言语。九十岁的老人像孩子，经常难以用言语来表达自己的感受，但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他们有他们的表达方式，虽然有时会表现得极其固执或不可理喻。但这，不也可以理解为他们身体发出的强烈呐喊吗？
子非鱼，焉知鱼之乐!

十月上旬，一天，天刚刚亮，我被阿姨叫醒。你妈妈不行了，她说。我跳起来，跑到隔壁房间。妈妈躺在床上，眼睛闭着。叫了几声，她没有回答。我赶紧把女儿和小哥叫起来，又通知二哥大哥与小舅妈，打电话取消了厦门之行，找殡葬公司……灵柩很快送来，布置好灵堂。大哥从北京赶回来。一切按部就班。我们四个兄妹守了一个晚上的灵。
因为是喜丧，所有东西都用红色的——红纸红布红绸布……
葬礼简单冷清，放了几串鞭炮，几乎没有什么仪式，参加的只有我们兄妹与几个最近的亲友。我和大哥挑了一个骨灰盒。这是妈妈的愿望，她不想惊动任何人。
早些年，妈妈说过想去老人院。但我们没有理她。我们都觉得老人院不好家里好。她也说过死后要把骨灰撒掉的话，但我们还是没理她。

捡骨灰的时候，火葬场烧骨灰的师傅说妈妈生前一定是好人。我很吃惊，问，看得出来吗？师傅说，看得出来。
妈妈的骨灰非常白，没有一丝杂色。

（封面图来自Shelby Dee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