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就像日子，本是没有生命和味道的，生生被我们过出了滋味，还时常选出一些忘不了的，要适时地纪念和展望。
现在生活里的数字总在屏幕上，变化中显得单薄，令人慌张。
做节目的收视率如山峦叠起，全是心跳；车上的公里数每天增长，自己却还是困在原地；银行卡里的数字增了又减，幸福从随缘变成了随钱；甚至睡眠好不好自己也说了不算，要看看屏幕上的数据，有时明明做了美梦却又懊恼，睡眠质量53%—原来昨天没睡好呢。
所幸，有些数字不在屏幕上，也不时时变化，藏在心里，让我们在这城市巨大的变局里找到安全感。
9
有段时间，朋友圈上流行一个游戏：出10个关于自己的问题，自己设计正确和错误的答案，好友进来做，看看谁比较了解你。
某夜百无聊赖，便想出几题试试看，也不是什么艰深的题目，无非是我曾经养过一条狗叫什么？我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我哪年来到北京？我喜欢的球队叫什么？诸如此类。
平日混在一起的几个好友纷纷来做，有一个做对了8题，和我妈并列第一。
他说，你看，哥们和你妈一样了解你。
大学室友竟然选了我是左撇子，2010年在北京一起工作的同事在“我哪年来到北京？”这题里选了2011年。
无非是一些笑料——你这傻瓜！面对面吃了这么些年泡面居然还以为我是左撇子！
我以为这些题不代表什么，点点赞，评论几句，便会过去。
直到我看到那个做对了9题的人。
我和她一起念中学，学校有些社团，我们在一个社团里，算是常见，并不熟悉。
反而是上大学后有过一段密集的交流，大概是她第一次谈了恋爱，常在网上互相八卦吐槽，聊一些毫无意义的话题。
回想起来，这些话题里大概就包含着诸如“我曾经养过一条狗叫什么名字？”这样的内容。
说是纯粹的朋友关系也未必尽然，总之是相互在意的，只是懒得那么仔细地划分，索性都划入朋友的范畴。
放暑假时相约看过一场电影，算是带有试探性的相处。
谁知道此后却莫名地失联了，默契地互不联系，偶尔在社交网站上留言，看看彼此过得是否还好。
这种失联在少年时期其实是无所谓的，毕竟也没有那么决绝。生活充满希望，身在广阔天地，四海皆朋友，多一个少一个并无大碍。
后来我到北京工作，她也在北京，几次相约吃饭，却都因为早忘记了的原因错过。
前些日子，一个中学老友来京，一大帮人难得相聚，终于又见到她。
头发变长了，没了学生气的校服也终于显出了有性格的衣着品味，在家乡话和夹杂着北京腔的普通话之间已经能自由转换，从前的老实人竟也开始馋着要酒喝，我想我们都一样，长大了。
饭局结束，我开车送几个顺路的一起回家，她是最后一站。
路上我问起她的感情生活，说是已经订婚了，男方在南方，不日即将南下结婚。
我问她，你们谁追谁？
她露出复杂的表情，仿佛一定要证明些什么，说，当然是他追我。
我客气着说，也是，你的追求者肯定排着队呢。
她忽然换了个口气，一本正经地说起来，我从来不追别人，不管我再喜欢，我都不会追。
我没反应过来，还愣愣地问，一个都没追过啊？
她从嗓子的最里面发出细小而坚定的声音，说，嗯，一个都没有。
大概还是有些硕果仅存的默契，我忽然意识到她的所指，捏着方向盘不知所措，平日伶牙俐齿，此刻只剩尴尬的沉默。
幸好车里放着歌，这放空的时间也算自然，干脆就这么沉默着。
车里的空间很微妙，我忽然发现其实上一次离她这么近的时候，还是很多年前一起看的那场电影。
于是我问她，我们多久没见了，四五年？
她说，不对，八年半。
我正打算再找些话题，她又说，总算还是见着你一次，我们约了这么多次都没见到，还以为在北京都见不到你了。
我说是啊，每次都这样那样的原因没见成。
她说，什么叫这样那样的原因，每次都是你。
随后她历数我们为数不多的几次约饭，哪年哪次是因为我出差，哪年哪次是因为我有了推脱不掉的安排，哪年哪次是临到吃饭告诉她又无法成行……
数到某一次，她加了一句，那次之后没多久我就订婚了。
我表面上嘻嘻哈哈地道着歉，心里却有一种哼得出来却写不出来的复杂感受。
这女人，记性可真好。
车到她的小区附近，我问她，前面左转还是右转，她说，哎呀，我忘了。
不久之后的一个夜里，她已经去了南方，我在朋友圈的测试题里看到有人做对了关于我的9道题。
我点进去，想看看她到底错在了哪一题上。
有一题是这样的：我觉得以下谁比较有才华？
选项里有些我喜欢的作家导演和创作者，我设定的答案是“李宗盛”，但为了和大家闹着玩，我在选项里面加了我自己的名字。
她这道题答错了，和我妈一样。
身旁刚交往不久的女友抢过手机来，大声问我，这是谁？怎么对了9题？我才对了5题！
我尴尬地笑起来，赶紧圆场，说，这是我的中学社团的朋友。
那就能对9题吗？你说你们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啊，她记性很好而已。
哼！记性很好就知道你家狗叫什么吗？你都没跟我说过！
人家刚刚结婚啦！
哦，那你给红包了吗？
没有。
没请你？
请了，机票太贵了，说是下次见面补上。
我和她之间大概就止步于9了，谁也没往前走那一步，至于原因，早就埋在了那放肆而不知珍惜的青春里，也没有探究的必要。
9这个数字，差一点就圆满了，也许正因此，才散发着缺憾的魅力吧。
我们还是要更尽力地过日子才好，因为总会有些记性很好的人埋伏在我们的生活里，提醒我们：你可得好好地过！我看着你呢。
0976
0976是个手机号码的尾号，写在一个地下通道的墙上，号码的前半部分被密密麻麻的小广告遮掩，只露出0976四个数字。
号码上方歪歪扭扭地写着两个字：办证，下面贴墙的地方偶尔睡着个大概无家可归的人，衣衫褴褛，盖着一张破洞百出的被子。
有一段时间我常常在夜里经过那个地下通道，通道里的白炽灯照得这几个数字甚是耀眼，左一眼右一眼，竟也记住了。
那时我新到北京，刚开始从事电视工作。房东喜欢收集流浪猫，租住的房间小到连俯卧撑都没地方做，不知饭店，不熟夜店，胸中没货囊中没票，地铁坐远几站也能迷了路。
这是一种很被动的了无牵挂，只能一心做好工作，而毕竟非科班出身，白纸一张，要想走得快，必须多付出一些。
所以我开始频繁地熬夜，晚上机房的人们都散了，我继续琢磨如天书一般的剪辑软件，常常鼓捣一夜却因为忘记存盘而只剪出一两分钟的节目，还时不时打开老同事做节目的时间线，看看人家的画面是如何搭配的。
那时做的是日播节目，只要想做，总能有做不完的事情。
一般来说，天蒙蒙亮时下楼吃个早餐，上楼在沙发上倒头便睡，早上上班的人们来了再叫醒我，又开始一天的工作。
当然，住在机房的一部分原因也是房东收养了太多的流浪猫，不想回到那个骚气过盛的地方。
写起来好像很苦的样子，回忆里却充实快乐。
熬夜时，我有一套标准配置：一包烟，一碗泡面，一桶大矿泉水。一共十五块五。
机房街对面有24小时的商店，大部分时候我工作到夜里十一二点时会去一次，买齐了烟、面和水，回来以后先泡一碗面，上网看个视频，权当休息，吃完面抽一根烟，喘一口气，继续开工。
过街去那个商店，要经过一个地下通道，通道的一个角落里总有个人栖息，看起来很脏的样子，他贴墙而睡，墙上贴满小纸条，露出0976四个数字，好像他的名牌，顶上写着：办证。
我想0976是需要办证的，但被世人恶意地遮掩了办证的电话，0976，像是他与世界最后残存的联系方式。
由于刚刚入行，还算半个实习生，电视行业也越发不景气，是以收入甚是有限，荷包见底是常有的事。偶尔向家人启齿，甚是羞愧，于是经常不管不顾地硬扛过去。
某夜，我照例下楼去买我熬夜的标配，没走几步，发现身上只剩一张二十块，一时间不知道该不该花了它，但又确实有些饿。
那天大概是初秋，夜风里已经有些寒意，我走过那个地下通道，看到沉睡的0976，蜷缩成一团，正好裹在破烂被子上难得完整的一块面积之中，我不知道他是否睡着了，只是隐约觉得他在发抖。
去商店买完东西，全身家当还剩四块五，也不知是穷晕了还是晃了神，我又花四块买了两个面包。
回去经过地下通道时，我很轻地把两个面包挂在0976上方墙壁的扶手上，那几乎是我这一生做得最慢的一个动作，怕塑料袋发出声响吵醒了他。
如果老天爷对每个人都进行二十四小时监控，会知道我未必是个善良的人，不扶老奶奶过马路，也从未施舍过车河里沿街乞讨的人，那两个面包，说得残忍些，我并不知道他是否真的需要，也并不能改变他的生活，如果一定要说为了什么，也许更多的是对自己无助的叛逆。
在那时那刻，对于身在巨大的北京只剩下四块五的我来说，我需要知道，我还可以为这座城市里的人做些什么。
揣着仅剩的五毛钱，我活了下来，而且吃饱喝足。我忘记是因为老前辈的接济抑或发了工资，又或者向家里低头，总之我活了下来，而且充满希望，因为很难再穷到比五毛钱更少的地步了。
我会记得0976，却并不是因为自己的“善举”。
第二天我再路过那个地下通道，或许是因为要修地铁，通道被清理一空，0976和那一袋面包都消失了。
我走过昨晚挂面包的地方，忽然发现那墙上竟然写着两个字。
在成群结队的小广告间，在无数办证的许诺里，在这世界的夹缝中，不知用什么黑色的东西写着两个细小的字：谢谢。
我想0976平时不会有太多机会说话，抑或与人交流，他在这座城市里犹如蝼蚁，而我与他的区别，在于我还有爱我的人。
这“谢谢”二字，也许是他对这座城市难得的回应。
我觉得很值得，这“谢谢”二字于我，那两个面包于他，都超出了本身的价值。
生活总是向前，后来我从小实习生变成了小前辈，租了更大的房子，也不再熬夜。
回想起0976，我记得一个道理：无论多么穷困，多么无助，别忘了自己还能为他人买上两个面包，别忘了自己还能说一声“谢谢”，这些非常简单的事情与钱无关，是千金难买的希望。
那天我伫立良久，仔细一看，这“谢”字竟然还是繁体。
0976，你来自哪里？又去了哪里？
4
中国人不喜欢数字4，因为谐音“死”，不吉利。
但对我来说，4，就是老四，因为老四的存在，4成了一个安稳的数字。
我想你我身边一定存在着无数个叫老四的人，而他也一定是在某个你早已忘记的日子，被莫名地挂靠在这个不被人喜欢的数字上。
我与老四从小认识，一起坐在滑梯上吃糖，一起报补习班，一起逃补习班打游戏，一起泡妞，一起长大。
成年后我离开了家乡，与老四已是聚少离多，但每次相见，却依然像是昨天才在一起吃路边烧烤一样。
有一次春节回家与几个老友吃饭，闲聊之间老四说，你现在好懂“音乐”。
老四有一套自己的词汇体系，他所说的“音乐”，是指对人对事的敏感程度，对时局和现状的解读。
比如和一个朋友吃饭，夫人在侧却聊起令他尴尬的话题，此时如果知趣地岔开，继续愉悦地聊天，便属于懂“音乐”了。
又比如说起时局的变化、社会的进程，谈起当下发生的热点事件，给出些听起来很高级的见解，也属于懂“音乐”的。
老四一直在家乡生活工作，日子里透着大西南潮湿闲慢的安逸气息。我则在首都的电视台，谨慎小心成了生存培训的课程，把仅有的一点大脑库存拿出来吹牛也成了习惯，见面时偶尔习气复发，便被他划为了懂“音乐”的范畴。
对此我其实是很高兴的，我看重他的评价，也乐于成为一帮老友里那个比较懂“音乐”的人。
可惜，这种正向激励容易导致变本加厉。
不知不觉中，我开始更像个在北京生活的人：更小心地与他相处，吃华而不实的餐厅，抽价不符实的烟，在他面前开始把牛吹到天上，说一些大而空的话题，甚至偶尔约而不现，放他鸽子。
这些都是我在北京会做的事情，是我所擅长的，也是我平日的习惯，这些习惯给人压力，给我，也给他。
而我已经被北京从有棱有角磨成了芋儿烧鸡，我是无所谓的。
一两年前，我租了间新房。搬家后下楼闲逛，看到一家烧烤店叫“老四烧烤”，我和老四一起时最爱吃烧烤，此情此景让我念起了老四，便拍了张照片发微信给他。
照片发过去，我还在兀自输入“你看，你家开的烧烤……”。
谁知微信却显示，我得先和他成为好友。
机器是很不考虑他人感受的，就是这么直白。
我感到有些讽刺，除了生孩子什么都一起干过的人，怎么会就不再是好友了。
我看着微信里的聊天记录，上一次跟他聊天已经过去很久，若不是这“老四烧烤”，也许这聊天记录依然会静静地躺在这里。
我不知道从哪一刻开始这双边关系断了线，但我确定，老四有他的理由。
我想了很久，碍于可笑的脸面，也不好意思打电话去问他。
这事在我心里纠结了一阵，很快便被别的事情冲刷掉。
因为自己的经营不善，那段时间我的工作和生活都处在剧变的边缘。我无法与这座城市的力量抗衡，但作为一个懂“音乐”的人，我强自镇定，无处示弱。
偶尔在镜子里看着自己额头上巨大的“北京”二字，我想打电话给老四，却始终不好意思。
我自己其实知道，大概是我这个懂“音乐”的人太过懂“音乐”，忘了去懂他。
就这样苟且了很久，终于等到一个机会，几万人里选几十个，侥幸过关。
我自己当然欣喜，成就感也未免被道喜和表扬夸大，原本只是爬上了香山却自以为登了天。
新工作需要回家办一些手续，我打电话给老四，说我回来了，吃个饭吧。
那天我和老四在他家楼下吃烧烤，大概是自己扛了太久，苦闷倾泻而出。
老四不懂我在他乡的生活，也不给出些廉价的建议，只是仔细地听我说，有种感同身受的表情显露在脸上。
他最后终于说，狗日的，在北京也挺不容易的。
在北京的人是不会说这样的话的，似乎说了便有了不够坚强的证据，但人们都在等，等谁说一句，狗日的，在北京也挺不容易的。
他快和女友结婚了，说起未来的四妹，我发现自己竟然没见过她，心里惭愧，却说不出口。
老四问我，爱情怎么这么难？
我说，你别问我，我也不懂。
老四说，也是，你自己的稀饭都是烫的，就不指望你帮我吹凉了。
又聊起我的新工作，在北京引以为傲的成就换来了老四的一个“哦”字，他说，那就好好干。
最后我还是鼓起勇气问他，怎么微信和你不是好友了，他终于有些尴尬，说好像不小心删了。
我说，那就加回来吧。
他说，好。
重新成为微信好友后不久，我与老四的聊天记录终于更新：
“我结婚你有时间回来吗？”
“有。”
“能回来几天？”
“你要几天？”
“伴郎能不能当？”
“可以。”
“这事情你可别水我。”
“放心。”
“你还没问我日期。”
“风雨无阻。”
老四之所以叫老四，是中学时几个朋友组“乐队”排出来的座次，说是“乐队”，其实谁也不懂音乐，就在网上找些伴奏，写一些揶揄生活的歌词，自以为乐。
各自成长，懂了“音乐”却忘了生活，也是种失去。幸好还有老四提醒我。
离家的游子与尘世搏斗，穿上了盔甲，拿起了长刀；骑上了瘦马，长合了伤疤。但无论战场血腥、胜负几何，都不要忘了家乡的老四，和他眼中你原本的样子。
听你吹牛的人再多，也抵不上一个让你踏实地示弱的人，这才是人生真正的福祉。
天上的星星千万颗，颗颗闪亮，某夜某人随手一指，你便认识了其中一颗，你当下就知道，它的光亮从此属于你了。
数字本无味，生活偶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