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搬离住了十多年的老房子，喧嚷多时的“拆迁”终于成真。新的去处在城东，离火车站不远，经常能听见火车声，就想到了苏童长篇小说《蛇为什么会飞》中那个靠近铁轨住在棚屋里的四口之家，逼仄的居住环境迫得小说里的男主人不得不趁着火车开过汽笛长鸣的瞬间，迅速地完成一项隐秘的欲望游戏。
往返城西城东，旧居逐渐搬空，母亲总竭尽全力地想要带走一切，直到只剩下带不走的天花和地板，铝合金的窗，墙与墙，房间与房间。一包包一箱箱行李堆砌在尚是毛坯房的新家，母亲神情消极，仿佛亲手毁了辛苦经营多年的家——至于眼下这个灰扑扑的“家”，她需要时间去适应。
拆迁安置房还在建造中，城东的此处其实只是临时过渡，因此大家布置新家的兴致都不高，买来廉价的绿色地毯，草草盖住了水泥地；橱柜餐桌不加设计地随意摆放；房间里的书架空无一书，母亲盼着早日结束这样的临时寄居，“箱子里的书就不要动了，省得到时候搬走又要重新打包。”
简单地收拾布置完，才意识到，新家没有门。一个个水泥门洞，互无遮挡，新家好像一个开放式的大单间。夜里，我远远听到火车长啸，同时听见主卧里，母亲咳嗽了一声，旋即翻了个身，再咳嗽。终究还不适应，加上原来小区中相熟的同事四散各处，母亲间歇陷入一种相告无门的隐痛。何况，家里也真的没有门。
一家人勉为其难过了一段毕露无遗的日子，彼此都是小心翼翼。最麻烦的是起夜，原本我的房间和父母的主卧各有一个卫生间，无奈我这边的卫生间充当了储物室，堆满了搬过来的各种行李。我不得不上主卧那边的卫生间。半夜，抽水马桶的冲水声惊醒母亲，醒来之后除了要面对我弄出的一连串动静，还得忍受熟睡过去的父亲的鼾声。常常就这样，半睡半醒地，直到天明。
周末，我和父亲开车回到原来的小区。人去楼空不过半月，化粪池好像坏掉了，污水横流，加之前一天刚下过暴雨，简直无处下脚。小心揭掉门口的粉红封条，大床橱柜搬走后留在地面上的沉积灰尘，不同大小的矩形完整无缺，看来还没有人来过。我用螺丝刀松脱门锁合页，父亲把卸下的门板搬至后备厢再竖直插入。无奈后备厢只容得下半面门，一路上我不得不频频回头，生怕门板滑出去。车后盖不时地上下一颠，我就提醒道，“开慢点，再慢点，小心前面减速带。”因此我们不断被两旁的摩托车电瓶车超车，近似龟速地开回了城东。
约好的装修师傅第二天才能来，门板只得先搁在楼道里。隔天下午装修师傅带着电钻、电刨、钢丝锯、锉刀、锤子、榔头来了，亏了是父亲同事介绍来的，母亲算是放下了心，不必在买料、做工方面事事盯着。这期间，打木制门框、调整间距落下来不少刨花，母亲自然少不了抱怨，“早说不要铺地毯，清理起来简直要人命，这些木屑怎么擦都擦不干净。”说罢，赌气地丢下抹布，索性不擦了，“反正迟早要搬走的，就这样吧。”
两间卧室终于都安上了门，生活好像恢复了城西时候的老样子：边界分明，小心谨慎地保守各自的隐私。
说到底，一家三口能有多少隐私保得住。当初父亲瞒着我们炒股，还好最后赚了一点，要不然母亲洞察后还不晓得怎么样。再说城东这套房子，也是几年前房地产市场最热的时候，父亲跟风买下的，当是投资，闲置了五六年，断想不到有朝一日我们全家自己会住进来。这也成了母亲心里的一根刺：“这个地段怎么住人？当年你就算要入手，好歹也问问我们的意见，挑个好一点的位置嘛。”1号楼3单元101室——恰处于新小区的东北角，紧挨马路，附近有一个十字路口，平日里车辆来往不绝，红绿灯上方一排摄像探头不时一阵曝光，夜里隔着窗帘看，好像是闪电，拉开窗帘，炎夏的夜空没有一丝云，天气依旧炎热。在两间卧房的门安上以前压根就没办法开空调，“又不好开窗睡，汽车喇叭一天吵到晚，和睡大马路有什么区别？”怕热的母亲更有理由寄希望尚在建中的安置房了。
安置房建设进度缓慢，一拖再拖，母亲“生活在别处”的希望终于被拖垮，不再像刚搬来那会，对一切都无所谓，开始适应新生活，马路上一天到晚的市声仿佛一个茧，将我们包裹其中，母亲终于不再夜夜惊醒。事实上，原来的小区位置相对较偏，背倚着一座小山，入夜静极，也因此极易放大任何一点风吹草动。父亲这样安抚母亲说：“以前是静极而喧，如今呢，是真正的闹中取静了。”
之前为了拆迁安置一事，母亲伤过一阵子脑筋，“城东那边靠近马路，不仅吵死，阳台上一天不到就积满灰，怎么晒衣服？”何况为避免城东这套位置不佳的空房沦为“二手房”，母亲甚至动了租房的念头，“想不到有一天竟然会在自己活了大半辈子的地方租房子住。”后来还是因为我，断了此念，“阿英来的话，看到是出租屋也不太像话吧？”就在母亲纠结之际，父亲又瞒了我们，在城东的房子里着手为入住做起准备：落水管、数字电视和网络……
阿英是我谈了两年的女朋友，喜欢阅读，尤其是爱尔兰文学。我呢，闲暇时写点东西，但从来没写过阿英，总觉得平平无奇，没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点。我们结识于一次读书会，和阿英走到一起，也是建立在读与写这个逻辑基础之上的。每次和阿英在一起，聊的也都是无关生计的话题：科尔姆·托宾的两个短篇集《空荡荡的家》和《母与子》究竟孰更胜一筹；把“你妈喊你回家吃饭”“白富美高富帅屌丝矮矬穷”之类的编纂到一块，百年以后又是一部《尤利西斯》……我们之间就像有永远开不完的文学讨论会，每次分别，想的也是下回如何说服打倒对方。
下楼倒垃圾的时候，碰见小乌，小乌是上海人，暑假寄居在外婆家。小乌外婆就住我家楼上。那天正忙着给两个房间安门，为方便进出，防盗门就一直敞着，冷不丁看见一个陌生人立在玄关处，满脸好奇。小乌落落大方地自我介绍，“阿拉上海宁，你就叫我小乌好了。”小乌不认生，兀自兜进我家问东问西，“这些箱子里是什么？书？有《冰与火之歌》吗？那有《纸牌屋》吗？《哈利·波特》总有的吧？”小乌也只是随口一问，很快就对我写字台上的陈设产生了兴趣，一排泥塑，轻拿轻放逐一看过，直到外婆在楼道里喊，“阿乌啊，阿乌……”苍老的声音呼唤着“阿乌阿乌”的，好像《哈利·波特》里面的狼人。
“那个……等一下还可以到你家吗？”小乌用央求的口气，眼睛里充满期待。
我只好点点头。
“还有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在你家哦。”
我又点点头。
傍晚，“阿乌阿乌”的呼唤又一次响彻楼道，小乌外婆挨个楼层低唤，有新搬来的年轻住户打开房门，探头问道，“阿婆，你是找小猫还是小狗呀？”小乌外婆不理，继续“阿乌阿乌”地叫，对方就抗议说，“阿婆，我们要睡午觉的好吧。”小乌外婆看了看手腕上的表，摇摇头，接着喊“阿乌阿乌”，住户骂了一句“老神经”，重重关上了防盗门。
接近晚饭的点，不知道是谁在小区里贴出一张告示：“急寻宠物阿乌，知情者请联系一号楼3单元201室”。小乌知道后，乐不可支，显然这超出了她恶作剧的预期。在我们家开饭前，小乌上楼回去了。寻找小乌的告示还滞后地贴在单元楼下。因此名义上，小乌还处于走失状态，仍未回家。
想起很久以前，起码是三年前了，保研结束以后大段的自由时间，住在北京的南锣鼓巷，时不时陪阿英去后海写生，不写生的日子里依靠手机里的地图客户端，只要输入目的地和起始点，系统自动生成公交搭乘线路，我俩就这样坐公车穷游了不少帝都边边角角的景点。
再久一点，十多年前，一家三口第一次去北京旅游。住在长安街附近的小宾馆，头天晚上去看天安门广场上的降旗仪式，完了忘记回宾馆的路，更糟糕的是，连宾馆名称都没记下。在没有手机的年代，父亲拉着我和母亲，凭着大致方位问了一茬茬的路人，这中间没少走弯路，摸回宾馆已然是后半夜。母亲心有余悸地瘫倒床上，“刚才问路的人里面，有一伙人很像黑社会，还好没有打劫我们。”这次午夜迷路成了母亲的一段创伤记忆，日后再出行，总会再三核对宾馆名称，并且抄下前台电话放进钱包里；而对于我却是一次新鲜的冒险经历，绕着天安门兜兜转转，我得以匆匆见识一些计划外的景观：地下通道夜市里的争执，烤羊肉串摊主自己被孜然呛出眼泪，以及天安门城楼上更换毛主席像。
越是年轻就越不担心走岔走丢了。渴求存在感的年岁，如果能让长辈们为此头疼不安，似乎更是对自我能力的一种肯定和明证。小乌非常满意自己的恶作剧，隔三岔五就要故技重施。小乌外婆喊了一个夏天的“阿乌阿乌”，看过告示的人们也就了解了最新进展，哦，那个叫“阿乌”的宠物还没有找回来，再一想，这个老阿婆每天都要找一遍，想必和走失宠物的感情一定很好吧，不禁肃然起敬，生出一点好奇心，打听之下得知是一位常年独居的老人，又觉得情理之中，不稀奇了。
我乐于当小乌的同谋，主要原因是我不喜欢小乌的外婆。也不晓得小乌外婆是什么来路，每天一早就见她翻小区里的垃圾桶，翻到纸板铁线之类的就带回家，积在阳台上，要命的是，老人每天都要给那些废纸板浇一遍水，据说这样可以夯实纸板，称斤两的时候能多卖几个钱。不过可苦了左邻右舍，太阳一晒，浇过水的纸板散发出恶心的气味，类似梅雨天久未清洗的狗身上受潮闷出的腥臭。
小乌直言不讳，“我不喜欢外婆。”
我问为什么。她说，“外婆不让我和这里的其他人讲话。”
“难怪外婆不知道你在我这儿。”
小乌说，“你觉得我外婆讨人厌吗？”
我推说，“刚搬来不久，不清楚呢。”
其实搬来也快小半年了，平日里进进出出，上下楼遇见了，住户们也只是低头擦肩而过。总而言之，像适应汽车火车的鸣叫一样，我们也逐渐适应了单元楼里约定俗成的冷漠。
小乌说，“我妈其实也不喜欢外婆的，嫌她不识字老是说错话，属于酒桌上拿不出手的那类长辈，偏偏外婆又爱说话，生怕冷场似的。外婆六十大寿在和平饭店里摆了好几桌，事先我妈再三叮嘱外婆，少说话多吃菜。结果，外婆兴头一上来哪里管得住，我妈很生气，数落外婆说，好好学学上海亲家母，别一点长辈派头都没有。”小乌坐在我家的绿色地毯上，继续说，“我家有一百多条真丝地毯，整个杂物间都堆满了，是奶奶以前工作的地毯厂倒闭以后，发不出工资拿出来抵债的。我奶奶是上海土著，和我外婆完全不一样，不过我也不喜欢她，假模假式的，端起架子做长辈，没劲死了。所以暑假，我还是宁愿来外婆这边。”
爱和怕，喜欢不喜欢，有着这个年纪的清爽直白。
阿英第一次来我家，就犯了个严重错误。获悉我刚搬了新家，阿英送了一面挂钟作为见面礼，敏感的母亲觉得这不是个好兆头，嘴上不说，脸上并不好看，“来来来，多吃一点，再吃再吃。”席间，连我都觉察母亲热络得过了头，反显得虚假。阿英像被人强行灌酒似的，顺从地吃了一碗又一碗饭，其间不小心放了一个屁，无疑又使尴尬的场面雪上加霜。
幸好，小乌不请自来，“咦，这位姐姐是？”
阿英这才又做了一番自我介绍，语速得当，我想多少弥补了阿英和我父母初见时由于紧张而口吃的遗憾。晚饭恢复了它应有的家常面貌，母亲说，“怎么现在才来我们家？之前住在城西时就该来看看我们的呀，你看现在家里一团糟。”阿英只点点头，“还好还好。”小乌用完洗手间出来，说，“坐便器上有一只蜘蛛。”我赶忙接嘴，“那是我养的宠物。”小乌乐了，“分我一只好不好？”我说，“等它分娩完再分你。”
送阿英回家的路上，阿英不吐不快，“我今天真是蠢透了，总想要好好表现，可好像都被我搞砸了，那面钟之前逛商场你也觉得不错的，我就买回来了，不过看你妈好像不怎么喜欢。”我只好安慰她“还好还好”，心里却冷笑，确实愚钝至极，难怪有人给文青总结了五条“彼得潘综合征”：焦虑、孤独、自恋、性别角色冲突以及社交无能。阿英拍了一下大腿，向我展示了一截红肿斑斑的腿肚，“都是在你家被蚊子给叮的，那个小女孩是谁啊，居然当着大家的面说卫生间有蜘蛛，也太不给面子了，我看你妈的脸色很难看。”我又安抚阿英，“没事的，我妈最近牙疼所以老苦着脸，那个邻居家的小屁孩说话就是这样直来直去。”
送走了患得患失的阿英，小乌还在我家坐着，正和我母亲聊淮海路上的服装店，小乌许诺说，“阿姨来上海，我一定免费当导游的。”哄得母亲乐陶陶，“一定来一定来。”但是我知道，母亲对于上海，犹如叶公好龙，哄哄小乌罢了。毕业前，在选择回家还是留上海的问题上，我们一度争执不下，母亲畏惧所有的大城市，从空气质量、交通成本到人口流动治安环境，每一项都令她忧心忡忡。末了来一句“我没有钱给你在上海买房，房子你自己解决”终使我妥协。二十五岁，还和父母住一块——不是能够轻松聊起的话题。
母亲问小乌，“外地人不会讲上海话会不会很吃亏？”
小乌说，“不知道。”想了一会儿，又说，“我外婆是不会讲上海话，全家只有她一个人住在这里。”
母亲“哦”了一声，若有所思。
“不过我好羡慕外婆，”小乌话锋一转，“可以一个人住一整套房，想什么时候看电视吃饭睡觉做作业全都自己说了算，就用不着离家出走啦。我试过周末一个人走到苏州河，逃掉家教在河边坐了一下午，晚饭时间再回去，我只不过是做作业做烦了，可是包括家教老师我爸妈在内的所有人都教育我说，你不该离家出走的，好吧，那就当是离家出走吧。”
朋友知道我还和父母同住之后，深表同情，清一色的反应是“你可以离家出走了”。的确，我羡慕他们通宵泡吧，中午才起床的自由作息，可是另一方面我对自己一个人生活缺乏信心（在学校住的是学生宿舍有室友），也舍不得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待遇，不想为精神生活之外的琐事耗费过多精力，就这样在家住了一年又一年，除了带女生回家这一项，其他的不便倒也都能变通过去。
阿英再次登门拜访，吸取教训这次只带了些家常水果。父亲原本光着膀子在客厅里练习摄影，见阿英上门，慌忙溜进主卧换上一件T恤。已经过了饭点，我和阿英坐在我的房间里说话，母亲把阿英带来的水果洗干净，送进来，阿英推说，“给阿姨吃。”母亲说，“你是客人，你吃。”两个人僵持着，没沥干的水从果盘里漏下来，刚好滴到阿英平摊膝盖的裙摆上。两人同时松手停止相让，一盘葡萄滚落一地。母亲去阳台上取拖把，我将葡萄一颗一颗捡回果盘，阿英一个人坐在床上，气鼓鼓的，像嘴里塞了一整串葡萄。
母亲收拾干净，拎着拖把退出房间，不一会儿又折返回来，意味深长地带上房门，“你们聊。”我和阿英无话可聊。床头柜上摆着重新洗干净的葡萄，亮晶晶的。
“你热吗？”我问阿英。
“还好。”
“要不要看电视？”
“也行。”房间里总算有了一点响动，看完一期综艺节目，阿英就走了。
这期节目还是小乌拜托我下载的，小乌也是气鼓鼓地坐在我的电脑前，“外婆没劲死了，说小孩子不适合看这种爱来爱去的节目，拜托我都十一岁，马上就念初中了耶。”愤愤不平的十一岁女生看完节目意犹未尽，缠着我问，你会在哪里向阿英姐姐求婚？我哑口无言。
接下来的日子，小乌自由出入我家，父亲母亲待她也像是小妹妹一般，父亲不避忌地在客厅里光膀子拍盆景，也不知道换了多少种角度了，满身是汗。我和小乌下飞行棋，累了，就仰躺在床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一起睡着了。
一天夜里，我们正熟睡着，忽然门铃大响，母亲第一个惊醒，推了推父亲，不醒，就跑过来叫我，“听见了吗？听见了吗？”我透过猫眼一看，居然是小乌！
“着火了！”小乌带着哭腔，“快叫叔叔阿姨下楼去。”
“着火？”我迷迷糊糊重复了一句，大脑并未觉醒，直到闻到楼道里的烟味。跑下楼的时候，父亲还不忘他的宝贝相机，一身背心短裤，胸前挂一只硕大的单反，样子滑稽。楼外已经聚集了不少住户，半夜三更的，衣着都正常不到哪去，一个个哈欠连天又强打精神地紧盯失火点。就在我家楼上！——母亲拍着胸脯念起了“阿弥陀佛”——正是小乌外婆家。消防车不停喷水，小乌告诉消防员说，“厨房里有一只煤气罐的。”人群立即鸟兽散，躲得远远的，原本隔岸观火的心情一下子沉重了起来，一起祈祷，可别把整幢楼都炸了。
好在起火点在阳台，离厨房还有一段距离，火势受控，初步判定是阳台上的废纸板遇到烟蒂之类的火源引起的。住户们此时惊魂甫定地讨论起来，“我们家没有人吸烟的呀”“我们家老许早就戒烟了”“对啊，我们楼可是小区里的卫生示范楼，怎么会有烟头”，互相排除了嫌疑又不忘互相提醒，都是老生常谈的防火防盗常识，在眼下这种场合听来却是格外切肤入心。有人问小乌外婆，“阿婆，这么大的火，你们就一点没感觉？”小乌外婆什么话也不说，只顾翻腾那些被火烧过的破烂。小乌说，“我是被外婆摇醒的，起来的时候阳台上都是红光。”人们这才想起小乌，就说，“幸好这孩子第一时间跑上来通知我们。”大家掏心掏肺又说了很久，睡意全无。
第二天中午，小乌父母从上海赶到这里，两个精瘦的中年人从一辆金杯车里出来。母亲隔着窗户边眺望边发表评论，“体重控制得真好。”小乌外婆木然立着，指指点点，向两个晚辈简述火灾位置和起因。小乌母亲当场发飙，“跟你讲过多少遍，不要什么破烂都搬回家，你怎么就拎不清？”小乌父亲忙着打手机咨询房子重修事宜，小乌外婆插话说，“要多少钱我自己来出。”小乌父亲捂住手机停下商讨，冲岳母甩甩手，“现在这种情况就先不要讲这种话了。”小乌外婆只好闭嘴，也像一件破烂似的，被晾到一边。
祸不单行，阿英向我提出分手，“你就不能想想其实我们可以出去到外面的宾馆开一间房的，或许我就会少出点洋相了，但是这种请求作为女生我怎么好意思开口。”我后知后觉，一如阿英很久以后才恍悟买钟当见面礼的洋相，“说到底，我们都太不接地气了，这两年尽顾着谈恋爱，都忘了恋爱了。”阿英最后这话，我听着耳熟，应该是出自哪位女作家之手，阿英留了最后一个悬念，退出了我的生活。
后来打扫房间，我从床底下发现两颗早已酸烂的葡萄，是阿英第二次上门时滚进去的吧，于是又想到和阿英在一起“谈恋爱”而没在“恋爱”的日子，愈发看清了自己。
小乌提前结束暑假准备回上海了，“外婆也会跟我们一起回去。”临走前一天，小乌给我一个还剩九支烟的烟盒，“我在外婆抽屉里找到的，奇怪，外婆从来不抽烟的，送给你吧。”我接过来塞进裤袋，我没告诉小乌我也从来不抽烟的，或许小乌觉得到我这个年纪的男生肯定都是会抽烟的吧。想到那天下完飞行棋又午睡了一觉，醒来，一束太阳光从窗帘缝隙里射进来，照亮了室内的浑浊，小乌扬起手，扇了扇在光束里飞舞的烟尘，说了一句，“原来光也会脏的。”
我忽然有一点害怕，害怕小乌长大，长大到有了自己的心机和计较，长大到可以交男朋友，去男朋友家时，看到坐便器上有蜘蛛也不好意思吱声，被该死的矜持一点点浸染、侵蚀，倾尽全力想要给男朋友一家留个好印象。见鬼的好印象，无可避免的平庸、乏味。
终于像我们一样，和光同尘。
小乌一家连夜收拾，打包了一些必要的行李，剩下的就全权委托物业公司了。住户们上楼下楼经过，也都会问候一声，“阿婆要走了啊？”“阿婆要去上海团圆享福了哦。”小乌外婆面无表情地拖着一只拉杆箱下楼，咯啷咯啷滚过楼下的卵石小径，母亲闻声，打开纱窗探了探，感慨道，“阿婆暂时不用一个人了。”说完，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将近五十岁的小乌母亲，即将和自己母亲“团圆”到一块。会是怎样的心情呢？
我看到小乌一蹦一跳坐到了前排，小乌父亲一只手就拎过了拉杆箱，利索地塞进座位底下，然后坐进驾驶座，发动车子。小乌母亲搀了阿婆一把，两人在后排落座，又同时扭了扭肩，不自在地左顾右盼。就在这时，我看见阿婆一直紧绷的脸松垮下来，牵出一个诡异的笑，背过人对着车窗笑，此时车外空无一人。我忽的想起那盒蹊跷的独缺一支的香烟，不敢再往下细想，还是想想文学好了……记得苏童有一个名为《桥边茶馆》的短篇小说，男主人公一把大火烧了祖传的茶馆，只为驱走每日在茶馆吊嗓的说书人，讨个清净……
那毕竟是小说。但无可否认，这场火灾也波及母亲的现实生活，触发了某些“旧患”：母亲再度萌生对安置房的憧憬，又变得坐立难安，而且觉得到处飘满烟味，就连父亲打印出来的摄影作品也不例外，那是一组夏荷连拍，母亲扫了一眼，做了个让父亲匪夷所思的评价，“一股焦糊味”。父亲拿着作品出门找他那帮发烧友评理去了，母亲趁此从衣橱深处掏出一套金器，金链子、金耳环、金镯子、金戒指，还有两只金如意。“年前趁着金价下跌时入手的，本来准备你订婚时送给阿英的，”母亲叹了一声，抽出那条金链子，在我胸前比对了一番，旋即在脖子后面扣上了搭扣，“别告诉你爸，又要说我小家子气。”同一屋檐下，守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总有一些漏网之鱼，除非主动坦白，否则将永远深藏心海——小乌的故事至此沉淀为一枚金牌，佩戴在我的脖子上，分量十足垂于我的后颈，但是母亲不会知道。
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稳住她，打消母亲想要逃离此地的念想。
火灾过后，同一栋楼里的住户碰见了，都会主动打招呼，也无非是“吃过饭了啊”“上班去啊”“回来啦”之类的废话，回答和提问也差不多，“吃过了”“上班了”“回来了”。时间一长，大家都厌倦了这种不痛不痒的寒暄，再见面时就点头示意一下，再后来，连这点表面文章都荒疏了，大家又各行其是。偶尔有不明真相的人，看到很久以前贴在门口的寻找“阿乌”的告示，再仰头看看劫后重建并且一直闲置的阿婆家，就会发出一阵空洞的叹息，告别独居的老人将不再需要宠物作伴啦，“阿乌”找不找得到，回不回来都意义不大了。
而只有我知道，这张告示才刚开始彰显意义，且永远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