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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岁那年，我在故乡工业区旁的一所县级三中读书，县级三中，自是针对一中二中而言，其师资力量、教学环境、学生素质都远逊于一中二中，只有中考落榜生或家里穷得实在读不起一中二中的学生才屈就于三中。

这个地方成为我的梦魇。满心算计的班主任，凶神恶煞的教导处，脏乱潮湿的男生宿舍，难以下咽的食堂饭菜，你能想象到的所有糟糕的事情都发生在这里，就连教书的先生也相同感受，他们一个个托关系离开这所学校，继而在各类媒体上批评这所学校冰冻了孩子们的青春。

学校锅炉房旁，有一堆煤渣，煤渣紧扣残缺的砖墙，翻过去，只需一份胆量，或一份绝望。男孩子将女孩子高高举起，女孩子扯过男孩子肩头的书包，相互对望鼓励，挽手跳下。墙外，是10元一通宵的网吧，是免费踩踏的绿原，是3元一碗香喷喷的打卤面，对于我们来说，这就算摸得着的幸福。有时候，我会壮起胆子骑在墙头吹风，风里带出锅炉房的湿气，透过湿气，远处的教学楼像积木一样渺小，我不再恨它们，因为一半的我已经自由。

这段浪漫兼悲壮的经历成为我一生的写照，我一生都在逃离，很少抗争，只是逃离，逃离那些禁锢我的东西。

十八岁，我成为一名文艺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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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多数人一样，我的文青之路始于摇滚乐。县三中只有一所便利店，便利店老板早年是位美术老师，他的青春正赶上中国摇滚的辉煌年代，崔健、黑豹、唐朝、窦唯、张楚，他不厌其烦地向我们介绍着这些，最后，柜台里的盗版卡带被一购而空。

摇滚乐打通任督二脉，地摊文学与地下诗歌接踵而至。在我们读书的那个年代，摇滚乐迷屈指可数，自由主义者更是凤毛麟角，即使到了大学，整个系能认出David Bowie和Kurt Cobain的学生也不过三五个，三五个，沦为大众眼中的怪胎。

每个时代每个群体都会有怪胎，文艺型的怪胎，至少不会对社会造成什么危害，我至今仍这样认为。

美国有位黑色幽默作家，叫Kurt Vonnegut，一辈子不正经，每次签名都故意画上一朵菊花，因此被戏称为“老屁眼作家”，老屁眼作家Vonnegut，对艺术有着十分正经的描述：

“如果你真想伤害你的父母，但天生又当不了同性恋，你至少还有个办法：投奔艺术。艺术不是养家糊口之道，只是一种让生命变得更可以承受的非常人道的方式。上帝啊，玩艺术的，不管玩得好或是烂，都能让你的灵魂成长。”

美国有位摇滚歌星，叫Marilyn Manson，这家伙也很少正经过，对艺术的表述更为激烈：

“为避免自己彻底疯掉，我在成为音乐人和杀人犯之间做出了一个选择，如果你和我的处境一样，你也要选择了。”

我们迷恋一样东西，自然渴望被这样东西救赎。一个人在社会中始终处于底层，物质、人伦始终困顿，精神抚慰便变得愈发地重要，所以，艺术是文艺青年美化生活的利器，这是个彻头彻尾唯心的东西，却能让一部分人在生活面前保留一份唯心式的尊严。

唯心式的尊严，有着直白的出处。

二十五岁时，我问一位正在读研的摇滚学长：“为什么总有人喜欢上这种吵吵闹闹愤世嫉俗的音乐，并就此远离主流娱乐？”学长道：“都是童年惹的祸，你去问问童年幸福的那些人，谁会听这个？”二十七岁时，我问北上打拼的拨片，拨片持相同回答。三十二岁时，我问身边的朋友，朋友持相同回答。

将自己的德行归咎于童年，全天下的摇滚青年都这么干。童年幸福的人，受到这个圈子的歧视，摇滚青年叫嚣着：没经历过真正的黑暗，就不具备真正的反叛，未沐浴战火的士兵，成不了合格的将军。

摇滚乐迷的狭隘莫过于此，文艺青年的狭隘莫过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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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青年的价值取向与童年经历到底存不存在因果关系？我给不出学术性的答案，事实上讨论这个话题有招骂的危险。一代名导冯小刚很会聊天，一代文豪王朔对其赞誉有加：“冯小刚是眼风极佳，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夸起人来十分舍得自己，他的逻辑是：我就是把人夸过了他也不能跟我急。夸的时候就把什么事都办了。”

我没打算夸人，所以我更得先把自己给舍出去。

我的童年，是从四岁开始的，那是我开始有影像记忆的年纪。四岁的我穿着姐姐的橙色连衣裙在巷子里迎着风奔跑，像只快乐的小麻雀，我捧着姐姐的课本装腔作势咿咿呀呀地朗读，拿偷来的粉笔在水泥墙上乱画，邻居说他们从没见过这么聪明的孩子。

可我是个男孩子，是个穷人家的男孩子。那时候，穷不一定意味着苦，大家都穷，只是穷也有着“平静”、“痛楚”之别。父亲在遥远的矿厂上班，终年不归，不给家里寄一文钱，我与姐姐、母亲最惨的时候整整三月没沾过油腥，每日只靠馒头咸菜充饥。五月的一天，母亲顶不住了，将家里仅剩的馒头、大葱以及皱巴巴的零钱放进筐子，交给女儿，要她带着弟弟去姨妈家生活。

我和姐姐被赶至门外，母亲合上门栓。姐姐端着筐子一边拍门一边哭喊，我跟着她一起哭喊，哭喊声招来邻居，大伙儿合力挪开门，母亲从椅子上跌落下来，她双眼紧闭，手里攥着根打了结的绳子。

这不是我最揪心的一段记忆，和后面的事情比起来，它微不足道。1991年，父亲工作调动，迁至家乡附近的国营工厂，漫长的噩梦自此拉开帷幕。每次放学，发现父亲没有回来，我便开始害怕，他又去喝酒了，他会在深夜归来，带着一身的酒气，带着还不完的赌债。母亲是个急脾气，见到父亲，破口大骂，这实属不智，父亲怒火燃起，打人，摔东西，他不许我们哭，他指着我和姐姐吼道：“住声！”

等待父亲归来的时间，我会趴在桌上用颤抖的小手写作业，钟表在一旁滴滴嗒嗒作响，仿佛暴风雨前的宁静，低沉、恐怖、狰狞。这种日子，我过了十年，十年里，我每天都在祈祷，祈祷一家人能够平静度过五天。

父亲偶尔清醒，买很多好吃的东西回家，顺便帮母亲做农活儿。他坐在瓜架下对母亲说：“我找人算过了，咱们这个儿子成不了人，人家说他十六岁前会被吓傻。”

我长到十六岁，没被吓傻，立下生平第一个愿望：将来不管怎么样，都要离开故乡，离开这个家，远远地，再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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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童年，我最大的一个无奈是：我曾经那么怨恨，那么怨恨，怨恨随着时代变迁统统飘零，有些人走了，有些人老了，有些人死了，就连故乡也变得面目全非，我的恨也落伍了。但我依旧在害怕月光，害怕雨夜，害怕包括鞭炮声在内的一切巨大的声响，它们随时随地触动着我那颗曾经破碎的心灵。

青春期，我迷上了摇滚乐，迷上了文学，迷上了各种艺术，饱受人性蹂躏后重新站到生活的正面。我一直觉得，只有艺术肯这么廉价地抚慰我们这些残缺的灵魂，有了它，我们便有了理由去继续相信那些所谓的“真诚”、“善良”、“美好”。

同样应该感谢艺术的，还有拨片这样的人。拨片是湖南姑娘，她的父亲搞外遇，母亲被迫选择离婚。当时拨片的弟弟还在吃奶，法院将弟弟判给了母亲，母亲抱着弟弟离去，自此再没嫁人。拨片跟随父亲与后妈居住，在谎言与诋毁中长大，直到大学毕业才从别人口中得知父母离婚的真相，她勃然大怒，只身前去母亲老家过年，时隔二十多年，母女重逢。

“你知道我最难受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吗？就是我妈离开我们家的时候，那时我四岁，趴在我爸肩头上，我妈拎着行李抱着我弟站在楼道里呆呆望着我，她想多看一眼自己的女儿，可我不懂事，挥手对她说了句‘拜拜’。”

拨片是个善良的姑娘，她为父亲的病筹钱，为后妈买礼物，为同父异母的弟弟找工作，同时她也是一位哥特乐队的主唱、一名要强的音乐杂志编辑。她三十多岁了，未婚，不是没有追求者，只是特殊经历让她对婚姻变得不那么信任。她爱她的家人，但缺乏勇气面对，她爱她的家，却真的不想再回到那个地方。

一般说来，童年经历糟糕的孩子长大后，性格上会有一点偏执，比其他人更容易变得挑剔或无情，我和拨片、乃至身边所有文艺属性的朋友莫不如此。出身不同，你或许理解不了这些话，就像我们每个人不会轻易理解他人的想法。我有个女性朋友，离异家庭出身，少时跟随父亲，成年后进京与母亲生活。母女不睦，母亲指责她不孝，她指责母亲昔日无情，母亲拉她上北京电视台的调解节目。主持人催逼下，姑娘硬着头皮与母亲相拥，归来后一切如是。我劝她说：“毕竟是亲妈，何必呢？”话一出我就后悔了，我和那些主持人一样，没资格讲这种话。

你不是我，怎知我痛？痛过，才有资格去选择包容。

爱尔兰有位著名的光头女歌手，叫Sinead O'Connor，O'Connor有着痛楚的童年：八岁时父母离异，母亲常常虐待她，后母亲死于车祸，O'Connor被所在的天主教学校开除，接着又因为入店行窃送进感化院。

1992年10月2日，O'Connor 在综艺节目《周六现场》演唱了Bob Marley的反战名曲《WAR》，之后对着摄像机镜头撕碎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照片，以示对那一时期传出的“牧师虐待儿童丑闻”的不满。此举激怒全天下的天主教徒，两周后，“纪念Bob Dylan从艺30周年演唱会”上，O'Connor登台，遭遇现场上万名观众狂嘘。观众嘘声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O'Connor示意同伴停止乐器演奏，对着话筒用咆哮的方式再次演唱《WAR》，整个过程，她高昂着头颅，不惧眼前的一切。

O'Connor唱完离场，时任演唱会主持人的Kris Kristofferson上前安慰她，她抱着Kris Kristofferson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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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文青，被问及最多的问题是什么？是理想。这未免有些讽刺，主流人士眼中，文艺青年似乎不配谈理想，他们逃避生活，不识时务，更漠视规则，这样的人即便有理想，也不过镜花水月。

文艺青年的理想，的确存在镜花水月的嫌疑，究其根源，是理想与喜好的高度重叠，俗语讲就是“一根筋”。一根筋的文艺青年们即使只会几个简单的和弦，也要标榜自己是一位独立音乐人，写出的段子语病成堆，也要诉说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孤独。这帮人的理想与他们的群体认知一样狭隘，他们喜欢一样东西，不管这样东西喜不喜欢他们，都被他们称之为理想。不过回过头来思考，理想不就是为自己服务的吗？这点上文艺青年的理想要比其他人来得纯洁得多，我们多数人习惯遵循别人的成功之路，不过是一种意淫式的模仿，我们自认为那是理想，其实它配不上。

18岁的时候，我和小伙伴的理想是像杨四郎那样画画。

杨四郎，牛城美术界传奇人物，祖籍东县，一米八三，天赋异禀，威风凛凛。此君最著名的事迹是他和中央美术学院的孽缘，高考五年，每年都过油画系分数线，每年都因英语不够60分落榜。河北师大美术系副院长欣赏他，出书必选他的范画，以“免试入学”条件邀他入驻师大，他婉拒。

美术生心中有八座大山，即八大美院，海拔最高的是央美，央美油画系，是峰顶那支黄旗。

杨四郎年逾二廿五，痴心不改，声称要与央美油画系死磕到底。

牛城大小画班都在邀请杨四郎代课或造访，我们画班算是有一定薄面。四郎走进来，获众星捧月般礼遇，老师吩咐所有学生放下手里的画板，站至四郎身后观他作画。四郎竖好板子，将物什一件件丢给跟来的小弟，小弟削铅笔、点烟、开瓶装水盖子，CD机放进Metallica的唱片。

耳塞中James Hetfield的吼声若隐若现，白纸上四郎的炭笔沙沙作响，不消一刻，大功告成，众人赞曰：“我操。”

四郎在走廊里点燃第二支烟，俯首对我们几个小伙伴道：“你们要是想考八大美院，得学我这种画法，我这种画法实在太牛逼了；你们要是喜欢摇滚乐，得去北京买一种叫‘打口带’的东西，‘打口带’实在太牛逼了；你们要是想听点带劲儿的，得去买Marilyn Manson的专辑，他一首歌里有小孩子的哭声，Marilyn Manson实在太牛逼了。”

我们觉得他实在太牛逼了。

随后，我的小伙伴之一胖胖毛遂自荐做起杨四郎第二个小弟，一向虚荣与自卑的胖胖就此翻身，到哪儿都挺直腰杆咧着肥嘴巴说：“我是四郎的门生！”我们从心底羡慕他，却叹息自己没有那样的脸皮。

2003年，杨四郎将自己锁在一座小黑屋内三月，背会二百多个英语单词，突破60分大关，入驻央美油画系。

2007年，胖胖喝醉上街，被一辆疾驶的国产车撞飞，就像株臃肿的花蕾，还未来得及开放便在午夜中飘散。

我常常在想，杨四郎背着行李迈进央美油画系的那一刻作何感想，会以摸到那支黄旗而心潮澎湃？还是会以一段新的底层式的人生无尽失落？他曾是小地方的传奇，如今在大都市中泯泯众人，事实上他再也没恢复往日风采，毕业后留在附中任教，央美岁月稀释了他的牛逼，牛城早已忘记了他是谁。

我常常在想，多可惜的胖子啊，他死在了2007年，他的一生都没看过3D电影，没用过iPhone和iPad，甚至没经历过网购。可转念再想，几十年后的孩子们不照样会用同样的眼光看待我们吗？届时恐怕连我们自己都无言以对。我们曾经神往的那些东西，美术、四郎、八大美院，不过是文艺小圈子的狂欢，不过是浩瀚社会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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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北京草莓音乐节上，认识了“重型文青”老孙。“重”，不是开身体的玩笑，东北人的确高大粗犷，老孙的“重”是重金属的“重”，很多人对我说，他是当代中国最懂重金属音乐的三个人之一。

另外两个人是谁？无从得知，我只知道老孙对重金属音乐的痴迷到了神经病的程度。国情所致，国内摇滚业不发达，很多经典重金属唱片没有引进，有些在打口唱片中都难觅其踪。互联网时代，这些遗憾被渐渐抹平，大家可以在网上找到任何一张重金属唱片，区别只是试听版的音质优劣不一。老孙显然不满足在线试听式的重金属音乐，他想尽办法从网上下载到各类稀有专辑，刻录为CD，独立印刷封面与内页，把个小小的出租屋堆成山。每一位去探访老孙的人，都会为他那堆DIY唱片所折服，顺便再被他那口儿滔滔不绝的重金属八卦折服。

我不止一次告知拨片：老孙这样的人，放在北欧，会是金领，放在美国，也是个衣食无忧的白领，可当下的中国文化产业不需要他这样的人，明白了这点，他或许会痛苦，不明白这点，他会一辈子痛苦。

老孙不是笨蛋。他喜爱自己那份杂志社的编辑工作，何况负责的还是自己最擅长也最感兴趣的重金属版块，他为此孜孜不倦地干了五年。五年后，他交了女朋友，开始为生计发愁，当时月薪只有1500元，加上单位福利，月收入不足2000元，他同时做着兼职，国内唯有的两本重金属杂志《极端音乐》《重型音乐》纷纷邀他撰文，无奈那两本杂志出了名地朝不保夕，有时半年才出一期，兼职收入微乎其微。

他对着我一通抱怨，抱怨杂志社吝啬，抱怨上司没有商业眼光，随后他辞职，来到北京寻找挣钱的工作。他被一家小文化公司录取，月薪3000元，与女友租住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这时他明白过来，除了重金属，自己或许什么都不懂。

人应该做自己擅长的事，不是吗？何况那是自己的理想，即便这份理想真的生错了国度。老孙再次辞掉工作，回到之前供职的那家杂志社。两年后，杂志社解散，他带着女友二度进京，依旧只找到份月薪微薄的工作，所幸的是，他搬出地下室，住进了胡同里的平房。

老孙的从业之路，堪称所有理想型文艺青年的奋斗写照，作为文艺青年的我们很难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理想与职业的区别，理想，是个人的事情，职业，往往被社会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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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理想型文艺青年的职业该是什么样子？

1999年，石家庄三个年轻人借了几万块钱办起一个名叫“我爱摇滚乐”的文化机构，主营三大业务：发行杂志，讥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介绍国内外摇滚乐信息；灌制唱片，收集各地地下乐队小样，签约录制专辑；管理论坛，供一干不学无术的青年学生在上面扯淡。

这个地方，就是拨片和老孙工作过的那家民间杂志社。

五年后，他们的事业达到顶峰，“我爱摇滚乐”成为中国摇滚乐迷心目中第一品牌，杂志发行量过万，唱片销售量过万，论坛注册人数过万。一座全中国最土气的城市，贪官污吏横行，各种排名垫底，却因为出产了最著名的摇滚杂志名声大噪。现在的小孩子无法想象当年“爱摇”的影响力，几乎每一个右派小愤青都渴望着有朝一日奔赴石家庄朝圣。

2010年的爱摇，开始了逃离潮。

大家都在抨击这个机构，抨击内容与老孙的抱怨一致：工资可怜，不思进取。作为对这个机构深存感情的外人，我向在职的编辑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时代不同了，这么好的平台和底子，何不洗白一下，搞点商业化的东西赚点大钱，这样员外们的豪车也买了，员工们的工资也涨了，说不定还能进军都市号令天下。

现实情况是，爱摇的员外们小富即安，为保持事业的“纯洁性”，他们宁可“爱摇”这一品牌在市场大潮中泯灭，也不愿“变节”，反正他们已经买了庄里的房子，开了庄里的汽车，捎带着生了一堆庄里的孩子。

爱摇唱片停产，爱摇论坛下架，爱摇杂志停刊，它生过，它活过，它火过，它死了。

2011年，万青专辑北京首发式，爱摇新老编辑齐聚一堂。酒吧啤酒宴上，我和爱摇的小员外土拨鼠侃侃而谈，他一遍遍向我阐述他的苦衷，在职编辑龊龊候在一旁静静聆听。两天后，爱摇帮回石家庄，三天后，龊龊跑了。

爱摇帮的故事，讲不完的，其纯真、冲动、荒诞、丑陋，无不映射当今中国地下文化产业的德行。不过有一点值得肯定，爱摇帮没有一个人否认自己对这个根据地的感情，有些人逃离一段时间后重新回到庄里，比如老孙这样的，有些人在落幕后依然不求回报地经营着爱摇微信平台，比如一个姓段的孩子。

我们老读者心里，爱摇的结局，非时代之过，不过是经营者的视野及能力有限罢了。爱摇这个曾经最大的公知型刊物，与所有公知的命运一样，勇敢地抱怨，只剩下抱怨，抱怨无力，一哄而散。我从不否认抱怨的必要性，但我看不起当代大多数的公知，在“抱怨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上，这帮人的认知能力导致他们往往只停留在“抱怨”，另外两个，不会了。公知们心知肚明，这个世界不鸟他们，他们也无法左右这个世界，能够左右这个世界的，是庞大的军费开支，是咄咄逼人的跨国资本，是愚昧麻木的主流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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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青年们三十岁了，也到了愚昧麻木的年纪，生理上心理上，他们注定不再像二十多岁时那样满载热血，镜花水月式的理想一旦流逝，现实便开始一点点吃掉他们。

最先张口吃人的，是父母大人。文艺青年们成功逃离了故乡，逃离了职业，却逃不开一缕亲情。亲情，暖，暖得像四月的一片阳光；亲情，重，重得像山腰的那块湿云。父母年纪大了，儿女们无法陪在他们身边，父母对下一代的婚事望眼欲穿，儿女们则向往着不一样的人生。这很像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爱情，爱得热烈，却也不甘相守。

我常对学弟学妹们说，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中国人，与父母的代沟空前绝后。父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人，有些还经历过阶级斗争，而我们是读着日本漫画看着美国大片长大的，换句话说，我们是新中国西化的第一代人，不可能与父母存有相同的生活观价值观。误会、曲解、冲突，在所难免，即使做了十足的沟通，也不要指望父母从心底去理解你。

文艺青年面前的这条代沟，更加深邃，分明是条越不过的鸿沟。据一份官方报告透露，中国25岁至35岁青年群体，有过被逼婚经历的人达六成，30岁以上被逼婚者，不同程度存在抑郁。我们有足够理由相信，文艺青年是逼婚大潮中第一波抑郁的人，他们都是唯美主义者，他们或许对物质生活不擅长、不关心，精神格调一定高得离奇，所以你能见到的30岁以上的单身人士，多半有着文艺倾向，文艺倾向的他们，迷恋癫狂，迷恋孤独，渴望幸福，又不齿主流的幸福方式，他们的一生都在浪漫与现实中飘荡。

2012年，父母逼婚达到高潮，一个季度回家一次的我整整一年不敢回家。父亲扬言，只要我回家，就把我关进铁笼子，拜了天地进了洞房，再放我归京。

下半生的父亲不是一个易怒的人，他的话不由得不信。于是我想到了自杀，我没开玩笑，我真的开始盘算自己的自杀方式。我从公司弄到两瓶汽油，洒满床单，准备从容涅槃，但我随即想到，我同别人合租啊，我不能因为自己一人的好事搭上他们的无辜。我打开凌晨的窗，幻想空中的身姿，幻想落地后的状况，小区早上有很多老人遛弯儿，也有很多小孩子背着书包上学，他们见到我的死相，怕是要恶心半辈子。

文艺青年不怕死，只怕死得太难看。我资本有限，实在找不到漂亮就义的途径，只得乖乖买了回家的车票。回到老家，无人提及婚事，返京车站，父亲告诉我，他事先在家族中开了会，他告诫所有人：“孩子也不容易，让他好好过个年。”

晚7点，故乡的发小来电：“你只比我小一岁啊，可不能再拖了，咱可三十多了。”我回说：“嗯，没拖，你放心吧。”

晚9点，故乡的父亲来电：“你个人的事怎么样了，可不能再挑了，咱条件本来就一般。”我回说：“嗯，没挑，你放心吧。

晚10点，我昏死过去，接着父亲去世了，母亲孤苦伶仃，我把她接到北京与我相依为命，她在街边认识了个卖炒面的女孩子，拉回来，义正严辞地要我娶她，我应下，婚礼很快结束，新娘子将我牵至墙角说道：“你真不认识我啦？我是你十六岁读私立中学时坐你后面啃馒头的那个姑娘啊，后来在广州上吊的那个，我没死，我花了点钱把魂魄附在这个女人身上了。”

我冒着冷汗睁开眼，凌晨3点，一片漆黑，周围静悄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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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说起来，16岁到32岁，我只爱过四个女人，其中三个是文青，如今都已嫁作他人妇，剩下的那个并非文青，爱不爱我也不是我说了算。

最刻骨铭心的，永远是不爱你的那个，对于我来说，就是当年读大学时追过的中文系姑娘，我追她，她嫌弃我，就此作罢。我曾经用最恶毒的语言将她写进已发表的散文《我的大学》里，她却并不为此生气，她告诉我，我所有的文章里，她只爱这篇。

出于道德压力，我与她的联系仅止于网络通讯，且间隔数月。她发音乐来，发诗歌来，发美术作品来，她31岁了，依旧是那个热衷文艺的姑娘，依照她的说法，诗歌、美术、音乐，还有我，是她现在唯一可以逃离现实的东西，她渴望着有那么一天，我会去找她，只要我许下承诺，她就可以看到远处的光明。

我想我这辈子总会再见到她，但我不敢对她做出她想要的那种承诺。一个姓孟的老师跑来请我吃饭，其间说：“不要去见这个女人，除非她离婚后你能娶她。”拨片在爱摇帮的一场婚宴中与我同坐一处，其间说：“凭什么呀？她当年那样对你，有出息没出息啊你，换作是我，我要恨她一辈子！”

是啊，不要让一个女人恨你，她会恨你一辈子，也不要让一个女人爱你，除非你能娶她。这是个多么讽刺的故事，简直比文艺青年的理想还要讽刺，已经结婚的人，对幸福的感知只剩下了艺术，被逼婚的人，因为艺术而得不到理解。2009年，我爱过一个叫黄小夜的姑娘，她对我说：“我们在一起，只要有书读有音乐听就行了啊。”2011年，同一个黄小夜说：“很奇怪，以往喜欢的人，再见面，一点也喜欢不起来了”。文艺青年黄小夜长大了，这是现代女性应该顺从的人生轨迹，可怜的中文系姑娘，她却不肯长大。

可话说回来，长大真有那么好吗？我们都已经长大，才发现长大后不过如此，那些值得我们玩味的东西，包括勇敢、痛楚、冲动、绝望，统统是过去的事情，现在和未来，迎接我们的只有愚昧与麻木，如果一个文艺青年的文艺生涯注定结束于长大，那还是不要长大的好，因为镜花水月，总好过百无聊赖。

抑郁症卷土重来，梦魇卷土重来，凌晨3点，我再次骑上那座墙头，透过湿气向远处望去，那里站着成堆的文艺青年，包括年轻的自己、年轻的拨片、年轻的老孙、年轻的杨四郎、年轻的黄小夜、年轻的中文系姑娘，我大声对着他们疾呼，告诉他们，我跟他们一样，依旧在看David Fincher的电影，依旧在听Guns N' Roses的专辑，依旧在相信那些傻傻的自由主义哲理，这些东西感动着我们，我们甘愿被这些东西感动，我们的灵魂本不健全，我们有着充足理由去拒绝那些健全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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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艺术，感谢所有令我们感到过幸福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