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我7岁，那一年我学会了如何过马路不被车撞死。在这之前，我都要靠班上的两个同学带着才敢过，他们俩的父母都是练气功的，所以他们神功护体，无所畏惧。在那个气功年代，身边到处有人在练各种气功，我小姨也在练，有一天她到我家来，给我们全家表演气功，她让我闭着眼，然后五米开外隔空取物，问我有没有感觉，我立刻明显感到发梢在动，吓得不敢睁眼，从此暗下决心，赶紧长大，开始练功。
1993年还没有数字电视，有的人家里甚至连电视也没有。我们有个小电视，但只能看三个台，节目非常少。电视不是家家有，广播却已全民普及了，我妈结婚时，我姥爷给的陪嫁嫁妆就是一台多功能收录一体机，所以在1993年，听广播在我们这个北国小镇还是一项主流娱乐活动。我隐约记得我小时候每天都按时收听小喇叭，一天不落。每天只有听过那个无限妖娆的开场音后，才能心满意足，才算没有虚度一日年华。那个美妙的声音至今回旋：嗒滴嗒、嗒滴嗒、嗒嘀嗒嗒滴。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长大后才得知那段妖娆的声音是唱《常回家看看》的蔡国庆老师小时候给小喇叭录的。
那时候我们这儿大多数家庭才刚开始装座机，但是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同志已经拿上了移动电话大哥大。我那会儿茶余饭后最喜欢玩的一个游戏就是偷听别人打电话，我家里有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我有一次听完小喇叭没事儿干就开始调台，一顿瞎调后，收音机里出现了一个男人的声音：晚上我不回去吃饭了，不要等我了。然后一个女人说：好，少喝点酒。这个神奇的事情彻底震撼我幼小的心灵，我跑去咨询隔壁的电工叔叔，他告诉我，这是波段重合造成的现象，我听到的是别的大哥用大哥大打电话的声音。从那以后，我每天一有空就疯狂的调台，慢慢技术也纯熟了，一开始要好几分钟才能找到一通电话，到后来十几秒钟就能找到一个。那会儿电视上老演国产谍战片，我也就幻想着通过调台找到某个国民党潜伏特务，然后举报给公安局，保卫祖国国土安全，然后我因为立下奇功，被调往国家情报机关工作，从此就不用上学了。那时候，我每天召集附近的小朋友们一起躲在一个没人住的大院儿里调台听电话，慢慢地远近闻名，有一些别的地方的小朋友也过来听，大家都传：电影院后面有一小子能偷听别人打电话。名声大了，我开始感觉不对了，不知道是受了什么影响，我七岁时就有了很强的法律意识，那会儿可还没法制频道呢。我开始想，偷听别人打电话应该算是违法行为吧，长此以往，人多口杂，迟早有一天会传到公安局，还没等我立功呢，先把我关了。于是，我就此作罢，再有人来问，我就说半导体坏了，听不了了。慢慢的，大家也就把这件事淡忘了，我也淡忘了。
1993年我在上一种介于幼儿园与一年级之间的叫做学前班的东西，我班上有同学家里是开粮店卖大米的，还有是开棺材纸火铺的，有卖自行车的，还有一同学他爸是专门偷自行车的，我家里万人艳羡，是开游戏厅的。
从我大脑开始有记忆功能起我家就开着游戏厅，游戏厅开在我们小镇的电影院大院儿，那是我们镇上的娱乐文化中心，我们家游戏厅隔壁开着一个台球厅，我那会儿和台球桌一样高，他家台球桌都露天摆在外边，有一次我路过他家打算去买烤羊肉串，被一个业余选手拉杆拉到了我的头上，直接把瘦小的我给干倒了，我躺在地上，仰天大哭，并从此对台球留下阴影，遇而远之。
在台球厅的隔壁，是一家舞厅，那会儿的舞厅真是舞厅，别的乱七八糟服务没有，就跳舞，而且也没有现在迪厅里这么多抽筋的二货，大家跳的都是文雅的交谊舞，我每天晚上吃完晚饭就会和我爸要五毛钱，跑到舞厅里来一瓶汽水，然后默默地坐在角落，看大家跳舞。每天出入这种风月场合，见各种红男绿女，导致我的发育也比较快，我的性启蒙也是在那个舞厅里开始的。看见各种男青年肆意搂着那些烫了头的女青年，手指上下游走，我血液滚烫，只恨发育得太慢，心想：妈的，赶紧长大，还有，长大以后不练气功了，要练跳舞。
我们家的前边开着一个录像厅，录像厅门前常年挂着一块小黑板，黑板上写着今日影讯，录像厅门口还摆着两个大音响，每次经过，都能听见里面传来的刀光剑影、枪林弹雨声。那会最流行的一个片儿就是《上海滩十三太保》，几乎每天都放，我只要一去他家，就绝对在放这个，我印象里我最少看过四五十遍，除了这个，就是一些名字类似《风尘女侠吕四娘》一样的武打片。那会儿人们的观影意识里在录像厅里看的港片都叫录像，不叫电影，只有《大决战》、《红色娘子军》那才是电影。人们对录像的概念大致分为武打、枪战、喜剧几大类，偶尔放一个王家卫，大家就弄不清楚这到底该算什么片了。那时候录像厅里总是烟雾缭绕，满地瓜子皮，空气里臭脚丫子味混着浓重的汗味，所有的一切综合起来，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安适氛围，深深地吸引着人们，每天都去，无法自拔。那会录像厅里有一个潜规则，每当老板放了一个大家都不爱看的片儿时，大家都不好意思开口，默默地咬牙欣赏。这时，要是厅内有某个胆儿大的在场，他就会牵头大喊一声：老板，换带！剩下的所有人都随声附和，齐喊换带。老板就乖乖出来，赶紧换一盘儿枪战，以息民愤。
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文艺青年培养中心健康成长起来的。再跳回来说我家，我家游戏厅那会是一水儿的经典红白机。主打游戏是魂斗罗和超级玛丽。做游戏厅老板的儿子其实不像大家想的那么好，每天可以肆意的玩，不要命的玩。道理太简单了，儿亲女亲毛主席最亲。只有印着毛主席头像的人民币才是我爸的最爱，肯定是要先让前来消费的小朋友们玩了，当然那会儿没有人拿着五十，一百大元来玩。小朋友们通常都是一毛，两毛，偶尔有人掏出一张一块我们就按富二代重点接待了。只有等没人的时候，我才能抓紧玩两把，这时我就会跑去叫录像厅老板的儿子杨二蛋，招呼他一起免费玩几局坦克大战，这样下午他才会带我去他家看免费录像。我们作为毒害青少年的场所老板的儿子，结成了长期合作、互利互惠的毒二代联盟。
那时候改革开放的后续春风还未彻底吹拂遍我们这个北方小镇，人民群众们的思想普遍还比较保守，人们普遍认为电子游戏就是电子鸦片，毒害青少年，完全忽视了他最重要的开发智力的功能。我们学前班老师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1993年学前班上半学期结业颁奖仪式上，全班同学每个人都领到了一枚老师自己动手制作的做工粗糙的小红花，就我没有，因为老师说我家是开游戏厅的，我爸是坏人，不给我发。后来老师可能是怕我告诉我爸，我爸找社会大哥报复她，所以勉强挑了一个做工最烂的明显是做坏了的发给了我。拿着破烂小红花的我非常抑郁，大冬天，七岁的我，坐在火炉旁，面无表情地将小红花撕成一片一片扔进熊熊烈火。好在我心里素质过硬，自我疗伤能力比较强，才没因为这件事留下童年阴影。
1993年发生了很多事儿，一年之内发生了将近五年的事儿，时间被挤出了乳沟，我仰起头，吮吸着时间的营养，茁壮成长。那一年我学会的最重要的事儿就是如何过马路不被车撞死，这一点让我受益终生。1993年已经过去二十年了，我依然记得她，并永远怀念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