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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流程上讲，进精神病院和进监狱类似。家属或者本人签署各种协议和须知后，从护士那里领取一套病号服。将通讯设备和尖锐物品交由护士保管，包括手机，打火机，笔，钥匙，指甲刀，带铁钎的皮带，还有鞋带。
老李说，上周一个病人发病时，用鞋带勒住了护士的脖子，幸亏当时在病区值班的有男护士，要不可能会闹出人命。
老李说话的时候时不时用手摸下刮得干干净净的下巴，摸完拇指和食指捻一下，过了没一会儿，手又摸了上去。
“强迫症……”老李摊开手，苦笑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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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李是这家三甲医院精神科的主任医师，59岁，身材高大，声音洪亮，隔着老远便能听见他说话。短发在头顶被一丝不苟地三七分开，喷了定型水，看起来很精神。
“还差一年，要退啦，”在办公室，老李把一摞协议放在家属面前，让他们签字，接着说，“干了一辈子了。你要问我有什么感触，感触就是我们社会对于这类病人接受度太低。我这后半辈子，见过的病人比正常人还多，坐门诊一天十几个号……”
家属签到最后一页的时候，笔停住了，转过去问老李：“自愿入院协议是不是只有本人签字才有效？”
“你们那个病人的情况签不了字，家属帮签了得了。”老李说。
“签家属的还是病人的名字？”
“病人的。”
“家属签字为什么签病人的名字？”家属继续发问。
“你们那个病人情况必须住院，神志不清了都，”老李有点焦躁，说话时声音不自觉提高了，“在我们这住院，可以走大病医保，很实惠的。很多病人在我们这里住惯了都不想走，也有走了又回来的。我们这里年年爆满……”
家属显然不能接受老李的说法，毕竟这是住院，不是住旅馆。老李后来解释说，在他们看来天塌下来的事，却是自己每天要见好多次的。旁边的助理女医师拉过病人家属，耐心地解释着老李的话，家属这才签字，出门去跟护士领病号服。
”一看这就是头一次来，接受不了。这类病极易反复，里边好多病人都六进宫了。“老李说。
从老李后来话中的意思知道，家属纠结的不是能不能替病人签字的问题，而是认为签了自愿入院的协议后，自己的儿子就成了再也无法改变的”精神病“。那是最后一张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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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区与一般医院类似，地面和墙壁被防火涂料涂成淡绿色和浅蓝色，区别是没有一点引起神经兴奋的红色和黄色。除了病房，水房，厕所外，还有用来“约束“病发患者的观察室，此外还有活动室和食堂。病人在疗程结束后，会有医生进行康复状况评估，达到可以出院的水平后，可以上十三楼进行模拟社会活动实践，有书法，音乐和社交，还可以在被四米高的铁丝网围起来的顶楼放风。
病区如闹哄哄的菜市场，病人们或者病怏怏地拖着步子来回走，或者激烈地和面前的人争吵——事实上没有人，他们在和空气争吵。有的高声叫喊自己证明了“1+1=3”，有的在和国家领导人争论国家大事，间或夹杂对领导人的咒骂，各种言论都不足为怪。恍惚间让人觉得，这里才是言论最自由的地方。
在所有声音中，有一个声音最引人注目，是老张在唱歌。他唱歌慷慨激昂，声音洪亮，中气很足，如果是在“星光大道”，他可能会拿个名次。他一刻不停地唱，唱的多是军旅歌，如《军中绿花》，《小白杨》，间或夹杂背诵毛泽东语录和各类流行的励志名言。不管是唱歌还是朗诵，他都倾注了极大的感情。唯一让人感觉不对劲的，是他一刻不停、旁若无人地在做这些。
护士陈姐说，他是因为“乐于助人”住进来的，如今是第七次入院。
老张被诊断为躁狂症，医学上称之为“心境情感障碍”。这次入院是因为帮邻居的忙帮到令邻居不堪其扰的程度。老张所在社区任何事情，即使自己不吃饭也要去处理，不管是不是自己分内的事。有人阻止时老张便言语激动地和他们争吵。他的家人知道是他病又犯了。
老张第一次犯病是在九八年，那时他在武警部队服役。他在犯病前性格老实内向，服役期间曾奉上级命令执行枪毙死刑犯的任务。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他开枪后由于没有心理医生的及时干预，自己平时话也不多说。有天晚上他把操场上停放的汽车班的卡车车灯全部打开，把自己存钱罐的硬币洒进操场的沙坑，就着灯光一个个数，数完再洒，就这样数了一夜。早上战友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在操场唱军歌、背诵语录，一刻不停。
复员回到老家后，又发作了几次，因此也是名声在外。如今四十岁的人了，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也没有工作和朋友。当地的人都知道，他是远近闻名的“精神病”。
幸而那每天被一丝不苟地叠成豆腐块的被子和毛巾还记得，他曾是一名武警。
4
在非休息时间，其它病人大多在活动室，只有小孙呆坐在病床上，两眼凝视着墙壁。仿佛在粘稠的令人窒息的世界里，那里是目光唯一能安放的地方。但是墙上什么也没有，甚至没有一块类似曾经被伍尔夫凝视的斑点一样的东西。
医生和护士跟他说话的时候，小孙除了眼神有些呆滞，言语有些迟缓外，吐字清晰，逻辑完全正常。
老李说，他在几天前接受了电休克治疗，在那之前他已经不能自主进食。从老李的话中可知，传言中在精神病院会电击治疗病人的说法是真的，但不确切。接受电休克治疗是需要本人或者家属签字同意的，病人在注射麻药后进入睡眠状态时，接受人体可承受范围的电休克。在电休克治疗的症状内，就包含小孙的“木僵”。
“木僵”是指严重抑郁症患者存在意识但无法支配身体进行活动和进食的状态。小孙老家在农村，自己大学毕业后在城市买房结婚，有了一个孩子。与前妻离婚后，小孙开始酗酒，整夜整夜看电视剧，或者用手机看网络玄幻小说，工作也辞了。父母和亲戚的劝说最后无一例外地演化为一次比一次激烈的争吵，最终小孙到了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状态。这个时候才有人告诉他的父母，他可能得了抑郁症。
小孙的沉默状态终于在一天下午迎来爆发。他破口大骂自己的父母如何导致自己婚姻破裂，破口大骂离婚后前妻如何另攀高枝、如何对孩子的漠不关心。
而他的父亲，一个布鞋上还沾着泥渍的农民，在床边一个人用袖子抹泪。
“说出来就好啦，就怕他什么都不说。”老李在一旁劝。
小孙在七天之后出院了。他父亲说，在城里买的房子还背着贷款，孩子也正在上学，在这里花费实在难以支撑。在哪里吃药不是吃，能自己调整的尽量自己调整。
他一边像安慰自己似的说着，一边埋下身子，把小孙日常的生活用品放进脸盆，再用从老家带来的蛇皮袋子装好，然后起身说：“要有信心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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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观察室”次数最多的那个女人，医生和护士都管她叫“刘老师”。
她的头发乱蓬蓬的，但依然能看出是文革时期女性最常见的那种齐耳发型。她有点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嘴里一直在磨叨着什么，形容枯槁但两眼有神，眼睛像是要攫住每一个不闪开的人。她低着头扶着墙壁，嘴里念念有词，不一会儿便高声尖叫起来，要么是自己对于哥德巴赫猜想有了新的理解，要么是哪位已故国家领导人刚才亲口承认自己是建国以来第几大伟人。
她常常把自己的饭菜倒掉，伸手就去抓其它病人碗里的饭菜，口中说着“这些都是我变出来的”，或者“这些都是我女儿变出来的”。当有病人被她吓到时，她自己也会被对方吓个不轻。每当她感到威胁和恐惧时，就会在众目睽睽下脱个精光。然后赶来的护士和医生便把她关进了观察室。她在那间又暗又小的屋子里发狂地捶打着门，不出一会儿，黄色的尿液便顺着门缝的地板流了出来。
“她这种精神分裂是最难治的一种，”老李指指自己的脑袋说，“病程太长，反复发作，延误时间太久，大脑已经发生了器质性病变，从脑部造影来看，脑结构都变了，基本上失去了恢复社会认知的可能。这类病人幻视，幻听和被害妄想都相当严重。我这么打个比方吧，你现在在跟我说话，对吧？你怎么知道我是真的存在的一个人，而不是你脑子里幻想出来的？或者说，当你能看见我的人，能听见我说话，你怎么知道我事实上存在不存在呢？她这个病就是这样，她已经完全分不清了。”
再三追问下，陈姐说，刘老师之前确实是一名中学老师。后来丈夫有了外遇，和她离了婚，加上生活上各种不顺心，最后发病了。她有一个女儿，在另外一个城市上班，但也很少来看她。即便来也是放下一些水果和营养品在护士站就走了，都是护士转交给她。如此看来，老李说的“刘老师的世界里什么都是幻觉”的说法也不确切，因为确实有一部分吃的是她女儿变出来的。
她还记得她有个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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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区晚饭时间过后，医生查房。一道刷卡进出的铁门外，护士在药品室里给每个病人准备当日的针剂和药品。半个小时后，病人们拿着水杯在病区走廊排着队领取写着自己名字的药盒。
拒绝服药和藏药的多半是住进来不久的年轻病人，但是他们的小计俩躲不过见多识广的护士。阿明，就是之前为签字而犹豫的女士的儿子，为此和护士爆发了争吵。他把护士发的药含在嘴里，趁人不注意又吐进了垃圾桶，不料这一切都被护士小叶看在眼里。小叶是当天值班的护士，也是年纪轻轻，立马又给他准备了一份药。
她对阿明说：“你还吐不吐了？再吐我们这还有，反正是你家里出钱。”阿明情绪激动，从护士的推车里抄起一把医用镊子就往自己喉咙扎，幸亏老张在旁边，及时拽住了他。紧跟着过来个男护士把他架到病床，手脚都用床边的“约束带”捆上。
“你看，制服你一次100，把你约束上，20，都算在医药费里，你这是何苦呢？”男护士说。
阿明的父母刚离婚不久，他母亲发现他时，他正一丝不挂地在环路裸奔，被赶到的亲戚摁住塞进车里，直接送到了医院。
不管白天多么热闹，每人一支镇静剂打下去后，夜里的病区只剩此起彼伏的鼾声。只有严重到小剂量镇静剂没有效果的小美在走廊里游逛。她是一个孩子的妈妈，产后抑郁被延误治疗，并发了精神分裂。她已经超过四十个小时没有睡眠了，而医生不敢再加大镇静剂的剂量，怕会损害健康。
小美在走廊里声嘶力竭地喊着，“妈——我这是在哪啊——妈——”，她的喊声吵醒了一些睡眠不深的病人，几个病房里传出时有时无的啜泣声，在走廊中若隐若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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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干这行一辈子了，比疾病本身更难解决的问题是社会的成见，这是病人康复后不能重返社会甚至再次复发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多数人视他们为耻辱、累赘，大多数家属也只在初次犯病时把他们当病人，时间一久都不耐烦了，其实精神类疾病或者障碍人或多或少都会有，太常见了”老李说，“咱们国家的统计数据，接受过治疗的患者只占精神类疾病患者总数的一成，各类配套设施也都不完善。就目前家属对疾病的认知，社会对疾病的认知，要改变他们的成见，难哪。这种情况这几年在城市有改善，我的很多病人，有烟瘾酒瘾的，药物依赖的，抑郁的焦虑的，很多都是上着班觉得压力大来住一个月，出去接着上班。但是在农村，这种情况……”
老李说话间，办公室门口进来一个穿白衬衫，戴墨镜的小伙子，裤兜里的手机放着《赌神》里边发哥出场的BGM，他靠在门边扶扶墨镜，问：“这里有懂点功夫的没有？来切磋一下。”
紧接着身后跟来一帮家属把他拽了出去。
“这个，躁郁。也叫双向情感障碍。先不和你说了。”老李说完急匆匆跟了出去。过了一会，我从走廊瞥见谈话室里边的小伙子，衬衫脱了扔在一边，他光着上身坐在地上哭得一塌糊涂，护士给他打了镇定，家属在跟医生沟通，他的手机扔在地上，自动播放到了《天龙八部》里乔峰出场的BGM。依稀从他们的话里听出，可能是因为彩礼的事情和家里起了争执。
小叶急匆匆出了谈话室的门。她与迎上来的护士四目相对，两人不约而同地说了句：”又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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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边阳光很好，天气晴朗。阳光把道旁树的叶子照耀出绿油油的颜色，树影在地上投射出斑驳的亮暗，错落有致。马路上的汽车时不时鸣笛，来往的自行车不时拨动车铃铛，卖烤红薯的小贩在拿着扇子扇动喷香的气味，打着遮阳伞的长发美女走过街边的人行道，与戴着墨镜的帅哥拉着手卿卿我我。来往行人哪怕漫不经心的只言片语，对比方才所见也欢乐太多。
再寻常不过的生活景观了，我却从没留意过有哪一刻比此刻的眼前所见更能称之为有声有色。
在高楼的阴影那边，一道厚重的铁门隔开了另一个世界。那里住着一群被生活吓坏了的人。抬头望望十几层高的顶楼和楼顶四米高的铁丝网，有点头晕目眩。一年前，一名将要出院的病人趁放风时间从那里爬上去后跳了下来，最后医院赔偿了家属60万，又加高了护栏。老李说，即便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很难做到，对于这类病人，你不能用常理去揣测。
美国社会学家米德把“我”分为“主我”（I）和“客我”（Me），前者指的是人主体的主动“我”，后者指自我评价和外部评价的“我”。比“主我”患病更难以接受和治愈的，是“客我”的患病。这大概是老李的话中之意。
日本作家太宰治写过一本很有名的小说，叫《人间失格》，直译过来是”在人间失去做人的资格“，这或许正是那位本已经可以出院的患者纵身跳下时心里所想的。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