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热得一笔雕凿。
此刻我坐在罗马中央火车站月台的地上，等待一班开往蒂沃利镇的火车。我的口袋里揣着刚刚在自动售票机买的最近一班火车的票，手上拿着一个可颂和一杯滚烫的咖啡，正犹豫是现在就把这份早餐吃掉还是等上了车再吃，地上说不上多干净——火车站，罗马，你想想——但我早就放弃负隅顽抗。五天前从罗马机场出来的那一刻，我已经说不清多少次不由分说就坐在地上。就像此刻。此刻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远处头顶上的火车时刻表，现在显示距离我的车票上应该出发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分钟，那块电子显示器上我的车次后头仍然紧跟着“延误”。
“我还得等多久？”
“抱歉，孩子，我也不知道，我想你只能等着。”
好的。
如果有一件事你必须要知道，那就是在罗马，千万不要信任它的公共交通系统和Google Map所给出的路线用时。除了亲自验证，你永远也不知道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所要花费的真正时间。如果有什么可以安慰到你，那就是它的公交车几乎都是免费的。说逃票有点不太合适，但你确实很难找到什么打票的地方，而且没有一个人这么做。
月台出入口查票的通勤忙活的样子让我觉得十分熟悉，这可能是整块欧洲大地唯一一个还需要依靠人力资源进行这种工种的国家。其他地方要么就是只在你上了火车之后好一会儿，才会慢悠悠晃过来一个制服整齐、闲庭信步、笑容得体的查票员，要么就是压根放弃了查票这件事。要么是彬彬有礼的西欧，要么是不拘小节的东欧。意大利呢，它像一个徒然努力试图缩进发达国家这件套装的胖子，一步一晃，憨态可掬。而且它也不以为意。
我感觉自己回到了祖国。
实际上从高冷富贵的冰岛搭乘一班经由柏林中转的夜班航空在罗马落地，从机场出来的一刹那我就倍感一种粗粝低俗热情喧嚣的亲切：混乱嘈杂的机场，私营公司相互竞争而非机场官方提供的各种机场大巴目不暇接，打扮得五颜六色花枝招展拎着廉价行李包的乘客把机场弄得像是春运，若有若无的汗味在太阳下缓缓蒸腾摩肩接踵。我知道这么说不太礼貌，不过——
意大利实在是太特么的中国了！
好吧。从来没有来过此地的我，在此之前脑中只会将意大利和文艺复兴的古典与费里尼的浪漫以及高端莫测的时尚界联系在一起的我，接受了这个设定，“意大利，不就是欧洲的河南嘛。”我的一位河南籍朋友曾这么说道。河南人可能是全中国最有自黑精神的人。而意大利男人可能是全世界最尊重女性的人——我怀疑他们除了尊重女性没有别的爱好。
这是我在罗马呆的第五天，也是最后一天，今天是周一，我会选择费这么大劲坐一趟一小时的火车去罗马东北约30公里的一座小镇，参观哈德良皇帝的花园别墅，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我在罗马已经呆不下去了。哦对了，关于这位皇帝，我唯一知道的事只有尤瑟纳尔写过一本《哈德良回忆录》。而那本书我连翻都没翻过。
火车终于到站了。在我重新站起来，赋予自己为人的权利之前，我真应该好好想想这件事——今天是周一，而不是背上背包就一股脑儿冲上火车。
那么我就会意识到周一是绝大部分博物馆和景点的休息日。
等我从那个又小又破的火车站走出来，映入眼帘的是一幅中国乡村景观：破败不堪的居民楼，墙壁斑驳的月台，几个无所事事的意大利男人在车站边懒洋洋地晒太阳。从车站走出去则是彻底的农村，一条小溪将车站和小镇分割开。我试图在丛林间找出一条路穿越到河的对面，但很快就被烈日下的蜥蜴吓了个半死。
任何一幅无所事事的画面都会让我感到沮丧。然而意大利的无聊和北欧的无聊截然不同，当我走在斯德哥尔摩下午三点的直射光下，大街上空空荡荡人际罕见，咖啡馆门外坐着相貌脱俗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他的面前放着一杯冰酒，我脑中只有一句话：日光底下无新事。那种文明而绝望的感觉或许将会把我永远阻隔在阿姆斯特丹以南。而罗马的无聊是百废待兴式的。这是一种神奇的体验：当我终于沿着小路穿过一座狭窄的小桥，踏上蒂沃利镇的主干道时，我先是感到一种莫名的感动——这里像极了你童年时生长的中国二三线城市和乡镇，继而不可控制地开始反思文明的意义。但神奇的主体部分还是，我竟然在一个距离罗马东北约30公里的一座小镇上体验到了乡愁。上一次体验到类似的感觉，是一年前在重庆坐车去丰都的时候，当大巴穿越那整个小镇，开往目的地——非常无聊的鬼城遗址景点时，我产生了强烈的想要跳下大巴在那座小镇上走一走的欲望：那是一个三十年前的中国。
但我知道这并不是我的乡愁。我的成长记忆里并没有这些符号，我残存的成长记忆是漫画、大院、少年宫、游泳池、小神龙俱乐部，回想起来这一切如此苍白以至于当你长大之后，你几乎找不到什么同样的记忆共鸣。没有一个乡愁是和这些有关的。最接近的恐怕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找不到的原因是大家和你一样，谁都没觉得这有什么可稀罕的，大家都不说话。于是我能获得的是一种更普遍的、被接管的、从文学或是电影或是个人经验里习得的乡愁，这是一种被定义的乡愁，而不是我的乡愁。
即便如此，我还是迅速被这种乡愁袭击了。此刻我坐在埃斯特别墅外面空地的石椅上，手里捧着几个圆滚滚的无花果和一大盒车厘子，犹豫在被周一关门的埃斯特别墅拒之门外后，除了手上这些购自镇上商店廉价鲜甜的水果外，还有什么收获能够让我觉得不枉此行可以就此打道回府。
回罗马。
如今我能想起来的在罗马的大部分的记忆都是坐在地上。只有一次失败了。那是到罗马的第二天，我预约了下午一点半参观梵蒂冈博物馆，因此不得不起了个大早试图在那之前把圣彼得大教堂看完。一个教堂而已，一整个上午总归够了吧？然而事实是当我早上八点多到了教堂门口时，发现队伍已经被世界各地前来朝拜的人排满，而当我穿越人群好不容易挤到米开朗琪罗的《圣母哀痛》面前时，我很快被那样一具雕塑惊呆了——似乎每一次我都必须借助直感的美学才能开始体会宗教的意义。上一次是在卡帕多西亚的黑暗修道院里，在那样一个完全没有光照只容一人跻身进入的狭小洞穴里，我一进入就被满壁的宗教壁画震慑了，那些画谈不上是什么艺术，只是在那样一个艰苦时代，有信仰的普通人所倾心绘制的东西。在当时，我突然明白宗教是什么了。宗教是，希望。
还有一次宗教体验是在松赞林寺，我刚刚从一个滑稽的集体修行活动中逃离出来，和几个谈不上熟的人一起去了松赞林寺。我们很快分开活动了。除了两大主寺，康参和僧舍并没有什么人。我一个人在殿内踱步，目之所及是高大的壁画和佛像，周遭极其宁静。啊，我好像突然受到什么感召，建筑原来是这个意思。通过建立一种直感上的宏大去唤起人类自身渺小和神性崇拜的心理。因此建筑在一开始总是和宗教有关。
而身处圣彼得大教堂，你更可以感受到这种宗教场所对于唤起宗教体验的重大作用。仪式、场所、禁令、审美，一切都是为了制造幻觉。然而这个幻觉的出发点可能就是希望。当我按照语音导览一步一景地认真学习那些主教塑像的故事和他们的功勋簿时，我很快开始怀疑来罗马的意义。我可能是站在这里的所有这些人里最不知道自己在这里做什么的人——我是这之后的某个晚上和房东闲聊时才知道梵蒂冈满坑满谷穿着白袍戴着小白帽微笑招手明信片上的那个家伙是谁。
“你竟然不知道Papa是谁？”
“不知道。他是谁？”
“卧槽！你真的不知道？！”巴西房客震惊了。
“不知道。所以呢？”
“别问她了。上回也是个中国人住我这，他也不知道Papa是谁。我觉得这应该是他们国家的一个特色。”房东说。
“所以在中国，没人知道Papa是谁？”巴西房客女朋友问。
“那么他到底是谁？”
“你昨儿个去梵蒂冈没看到一个穿白衣服的老头？”
“看到了。照片到处都是。”
“就是他。”
“那么，Papa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最后我埋头自己Wiki了一下，才终于搞清楚。如果非要找借口的话，我想说我的知识结构里是有教宗这么个东西的，但是谁关心过现在在任的究竟是谁啊？房东这话倒是没错，“在中国，没人关心教宗是谁。”我说。
“不会吧！他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他，他就像是……美国总统一样的存在啊。”
“可是美国总统对我们来说也没什么意义。”
“难道你们不上Twitter吗？”
“我们上不了。”
“呃，好吧。中国。”
我觉得罗马人把教宗看得如此重大很难说不是由于生活在皇城脚下的原因。为了证实我并没有一厢情愿地代表中国人民，至少是代表受过普通大学教育、有一般的常识、偶尔上豆瓣知乎学习新知、并不封闭朋友圈的这么一小撮中国人民吧，我特地打开百度检索了一下Papa，第一页全是某种妇科产品的广告。为了证实我也没有推论错罗马人的自我中心思维定势，我又打开Google检索了一下。第一条是棒约翰的广告，第二条是另一家披萨店的广告，第三条是LA的一个乐队。
我不由得松了一口气。不是我们离教宗太远了，是罗马人离教宗太近了。
于是我终于放弃了继续弄清楚那些塑像的意义，时间已经过去了好几个小时，我仍然在这个偌大的教堂里学习历史，疲累让我一屁股坐在地上——然后迅速被制止了。甚至连靠在柱子上也不行，因为“你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而且看起来罗马人并不打算原谅这一点。
据说你必须凌晨两点来梵蒂冈才能真正体会到震撼，但我已经不打算把时间浪费在排队登顶俯瞰罗马上，为了准时在一点半之前到达梵蒂冈博物馆门口，我必须在一小时内解决午饭，而你能相信罗马满大街都找不到一家支持银联的ATM机？！我是不是应该把这条放在开头重点标示出来？我被中国高度发达的互联网精神宠坏了。出门不带钱包，出远门不带现金，出国不换钞票。
当我带着被一个帕尼尼填充的胃站在《雅典学院》、《圣礼的争辩》和《创世纪》面前时，脑中唯一的念头是，赶紧拍了照片出去买一个Gelato吧。据说这附近有一家很不错。实际上你在意大利吃到的任何冰淇淋应该就没有难吃的。
说到这里我觉得有必要从头开始说这趟旅行了。为什么是罗马？
好问题。
当我研究完冰岛返程航班后，发现从那里去欧洲的哪个地方，票价似乎都是一样贵，原本既定的里斯本就首先从名单上划去了（因为我不想去跑那个报了名交了钱后才发现是一个超虐的山地环保马拉松）。第二个选择是阿姆斯特丹，但我思考了一番，觉得不应该在没有做出有价值的事之前用吃蘑菇来解决人生困境。于是剩下的就变成了去一个没去过的地方的问题。而且要是大城市，世界知名那种，符合浪漫想象。
然而从住处坐上一辆摇摇晃晃的公交车前往市中心的路上我就傻了。我路过了古罗马斗兽场和古罗马广场，然后假装没看见它们，暗示自己刚刚看见的绝对不是那个世界闻名的历史遗迹。我在威尼斯广场下车，面对一个插着若干石柱的大土坑，假装这片废墟不是罗马帝国时期的杂货市场，它们和历史没有半点关系，只是一片废墟。然而周围看上去漫不经心的护栏还是申诉了它们的地位。我看着这片废墟完美融入了它后面同样很有历史感的居民楼，深深感到来错了地方。
我为什么要从北京来到另一个……北京？
好在罗马的食物抚慰了我，我迅速把在北欧吃下去的体重吃了回来，火腿、冰淇淋、提拉米苏。当我酒足饭饱手持一枚巨大的Gelato在老城区散漫地步行，准备好好看看这个城市时，前一秒我还感叹罗马也没多少人，转个弯的后一秒就被乌央乌央的人群震惊了。如果不是许愿池还露出了一点点池水，谁也看不出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拍照就别想了，你绝对不可能找出一个只有你和许愿池的角度。
后来我才发现这是你在罗马任何一个著名景点会遭遇的共同经历。就连奥黛丽·赫本摸过的那个小教堂门口的张着口的傻乎乎的雕像，都要排着长队才能东施效颦。Papa应该感谢《罗马假日》，如果不是因为它，世界上将少了多少来到此地并认识到他的存在重要性的人。
至于我为什么连这里都造访了——
你看出来了，选择在罗马呆四天以上你就会像我这样，陷入一种巨大的自我怀疑，我为什么要不事生产坐在这里发呆？
我就是这么坐在卡拉卡拉浴场的废墟上发呆的。抬头是巨大的高耸的浴场废墟，你得通过导览牌上复原的图像才能明白，哦，这里是当时的一个大门，那里是一扇窗户，别看这里什么都没有，当年它可是一道墙壁！
我就那么坐在地上，我与尘土同在。有时候我是拍拍屁股站起来，走过赛马场。有时候我能在地上坐很久。几乎每天我都会路过同一段市中心的街头，那是通往西班牙广场的一条主干道，继续走下去，你能看到两边是各种奢侈品的店铺，它们异常低调地开在这条路上。如果停止，你能看见这个合并路口处有几个年轻男孩在跳街舞。他们每天都在。我每天都会在这里坐下来，看一会儿他们跳舞。有时候是捏着一枚Gelato，盖着厚厚的奶油。他们跳得好极了，我曾拍了一小段视频发给一个跳舞的朋友看，对方自愧不如。每天他们的T恤都因为地面动作而变得很脏，不过如果你不是像我这样坐了许久，不会发现这一点。
唯一一个匆忙的夜晚是我穿过羊肠小道去赴一个陌生姑娘的邀约。她在罗马学古典学，研究希罗多德，我们相约在台伯河沿岸的一家罗马本地菜馆。所谓本地菜馆，就是那里的人没一个懂英语。我也头一次搞清楚了洋蓟的正确吃法。我们一开始都对这个约会感到社交恐惧，结果却相见恨晚聊到了饭店打烊。从餐馆出来已经是午夜，台伯河两岸亮起了露天餐厅的夜灯，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年轻人们在音乐声中摇头晃脑挤做一团。我突然明白了刚刚姑娘神采奕奕对我描述的她对生活、对古典学和对罗马这个城市的理解。在那样的笑容里，不可能没有爱。我们开车穿梭在夜晚的罗马街道上，她一路向我指点对这个城市的熟稔。分别时她不好意思地说，“其实我本来非常抗拒出门。”“其实你要是不联系我我已经打算假装忘了这次约会。”然后我们哈哈大笑。
此刻我站在蒂沃利镇的主干道上，我已经连续问了五个人，也还没弄清应该去哪儿买一张开往哈德良别墅的大巴票。我甚至已经跳上了一辆大巴，却因为没有票又被赶了下来。司机坚持不收现金。
我把这个意大利的丰都尽数看在眼里，然后把最后一颗车厘子的核吐到手上，扔进垃圾桶，沿着主干道向来时的路走去。我决定好了。
我要回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