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活了。

这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不想活”这个诉求已经如影随形地陪伴了我许久，它把我的血液当作肥料，人生当作土壤，生长得枝繁叶茂欣欣向荣，甚至开出四世同堂。它们通过我的呼吸，化为水蒸气攀爬到天空，乌云逐渐不堪重负降下瓢泼大雨，我找不到躲雨的地方，甚至连一把雨伞我也找不到。

我彻彻底底地被淋湿，所以，我彻彻底底地不想活了。

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有死，是因为我有强烈的拖延症，我总能被各种各样的理由耽误。

诺兰的新电影还没有上映，我最爱的奶茶品牌即将推出新品，还有一个多月樱花就要盛开。这些通通让我舍不得去死。

在哪里死，也困扰着我。

我大概率还是会在租来的房子里自杀。虽然这是一套老房子，永远清扫不完的灰尘像是上个世纪已故房主的魂魄，四周还弥漫着他们代代相传的脚臭味。家里的空调也年久失修，我躲在被窝里用吹风机开到三档温暖身体，像一个渴求性生活的鳏夫。

他们可能会在我死去两个月后才想起敲我的房门，那个时候我的尸体会以一副殉教般的姿势，躺在巨幅富士山或者圣家堂的海报上，我希望自己死在美好的地方，但又懒得出门，所以我采取了这个办法。在我身边的手机里有67通未接来电和14封各大电商网站的生日祝福，一旁的电脑里可能还在循环播放王菲的歌曲全集，希望他们冲进来的时候，正好放到我最爱的《夜会》，要不然《色诫》也可以。 

房东会喊来警察，警察会通知同事，他们鱼贯而入参观我的尸身，神情庄重，又有掩饰不住的好奇，颇像得到免费门票进场的游客。他们对我的死因做出千奇百怪的猜想，从失恋、欠债、煤气中毒横跨到做成自杀假象的密室谋杀，然后在关于出席葬礼的讨论上，想出各种推托的理由，他们振振有辞，作鸟兽散，丝毫不记得从八卦我为何而死的过程中获得了多少快乐。

谁能想到，我只是不想活了。我的措辞在“不想活”和“想死”之间徘徊良久，我发现自己更多的是排斥活着，而不是急于拥抱死亡。

我已经看穿了我的人生，它就像站在一片旷野之中，衣不蔽体，没有任何遮挡。想必如果活得够久，久到和地球同年同月同日死，我也将维持几十亿年的循环往复，太可怕了，光是这样设想就足够让我毛骨悚然。

但我不甘心就这样死去，于是我决定杀死董事长。

这毫无逻辑可言，但是一个自杀的人，根本不需要逻辑。

如果非要说的话，就权当是作为社畜的我，对这个世界做出的最后的反击。就像黑奴起义杀掉庄园主，农民揭竿而起推翻皇帝一样，董事长在此时只是一个象征，我杀掉的并不是一具有血有肉的躯体，我杀的是朝九晚五，涨停跌停，升职贬职，我要把这个资本社会的象征通通杀掉，然后以自己的死作一个完美的注解。

我当然不能直接冲到董事长面前杀他，杀人和自杀同样需要仪式感。

我想象自己如何杀他。

像安东齐格那样用高压气枪，史密斯那样用胡萝卜，抑或是学周泽农使用雨伞。

或者说干脆就像薇拉，里昂，沃尔特，陈永仁，伊森亨特，杰森伯恩等等等等那样，用手枪指向他，维持长达一刻钟剑拔弩张的氛围，然后在那张恐惧的脸上留下一个冒烟的窟窿。

我喜欢幻想，这个举动为我乏善可陈的人生提供了几乎所有的乐趣。我曾幻想自己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幸存者，带着沉默寡言的机器人管家去看北极熊，或者是一个女朋友可以坐在马桶上不断穿越的苦逼男人。而这一次，我是一个决定自杀的杀手。

就这样，我开始成为猎人，董事长成了我的猎物。

我尝试摸清他的一切喜好和行动，像一个痴汉视奸着他的心上人。我把它们记录下来做成表格，让这场谋杀看上去和千千万万的公司项目一样，由成堆的数据和规律组成，这个过程让我心生安全感。

可我们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我基本见不到他的人影，偶尔几次他在公司加班，跟几个时区之外的人开视频会议，我也跟着一起加班，直到半夜我睡着又醒过来，他已经走掉了。几次深夜加班下来，我受到了上级的表彰，同事们为我鼓掌，这幅画面让我如坐针毡。

正常下班，我紧随其后，我发现自己完全跟不上董事长的脚步。

很显然，靠电动车是追不上轿车的。

皇天不负有心人，在一次午休的时候，我在电梯那里遇到了董事长和他手底下乌泱泱的随从。 

“我去天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你们就不用跟过来了。”

董事长进电梯后，我马上从另外一边的楼梯跑步上去，55楼到68楼，我应该可以在他吸完一根香烟或者伸完两个懒腰后堵住他。

公司首脑，业界大拿，从这座城市的最高处落下，没有比这更应景的死亡方式了。

如果幸运，董事长头朝下并且面向玻璃窗，那么这座摩天大楼所有站在窗前的人都将和他对视，他在坠落的过程中逐渐接受自己的死亡，并向每一位憎恶自己工作的上班族挥手致意。

“去他妈的996！”董事长这样对他们说道。

“去他妈的996！”上班族饱含热泪，向他敬礼。

我爬到楼顶，深吸一口气，悄然推开大门，董事长正站在对面的栏杆旁。我蹑手蹑脚地接近他，走了几步后我听到他正在唱歌。我不知道他唱了多久，是不是还唱了其他歌曲，总之他字正腔圆，发音标准，脚上的皮鞋还打着步调一致的拍子。我无法再前进一步，因为我曾经在十多年前听我的初恋唱起过。那天，我鼓起勇气跟在她后面，从学校到家里的路上，她一直在哼唱这首歌，它似乎成了我们之间的纽带，也是无形的壁垒。最后我还是放弃了表白，这首歌我也再没听到过。

我只知道歌是披头士的《Yellow Submarine》，我动弹不得，比起沉醉，我更像是走火入魔，似乎马上就会有一辆黄色潜水艇出现接走我们。我把谋杀计划抛到了脑后，我实在无法对一个正在唱《Yellow Submarine》的人下手。 

董事长转过身，刚好和我的眼神对上，他似乎没有对看到我感到惊讶。我们之间迎来了沉默。沉默是今天正午的天台，是新娘夺门而逃的教堂，是北纬5度炎热干燥的无风带。

他踱步到我面前，温和地说道：“我每周都会来这里一次。”

他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

机会女神对我连开绿灯，这天，在董事长的车连续遇到3个红灯后，我成功地跟上了他。

我压低帽檐尾随着他，我想象自己是一只人形变色龙，不断和周遭的橱窗、欢笑、金钱融为一体，我完美地进行无缝切换，没有人可以发现我。

董事长走进电影院，脱掉西装瘫坐在按摩椅上，他的眼神穿过人群望向不存在的另一个空间，和所有下班的中年男人并无不同。十分钟后，入场的广播声响起，他起身排队检票，我抬头看提示字幕，发现是一场VIP厅场次。

VIP厅。这意味着我的谋杀成本将大大提升。

因为电影临近开场，只能在售票窗口买票，于是我尝试跟售票员讨价还价，她皱了皱眉，很快又恢复了礼节性的笑容，“不好意思，您只能用原价购买。”

“我刚刚检查出来得了癌症，我没有多少钱，我只想在死之前多看几场电影。”我努力让自己的语气显得既绝望又虚弱，我并不是表演型人格，这对我来说有不小的难度。那些擅长此道的人总能毫无顾忌地杜撰一场亲妈的死亡，他们人均拥有18位母亲和80坨人格。

售票小姐姐上下打量我，同情的扫描仪在我身上来回逡巡，终于她开口说道：“我用内部价帮你买，你不要跟别人说。”

“太感谢了，祝你一辈子都远离烂片。”我想，既然我已经决定自杀，因何而死也不再重要了，所以我刚刚也算不上欺骗。

在电影院动手实在是绝佳的选择，这部电影我刚刚在大厅看过预告，里面有谋杀的桥段，我决定在这个镜头出现时，用准备好的水果刀杀死董事长，然后在片尾字幕升起的时候自行了断。

大银幕上，血液如花朵绽放，真实世界里，董事长的死亡和电影交相辉映。电影即是他的棺木，而片尾曲将成为我的挽歌。

我不禁要为这幅画面落泪。VIP厅贵出来的那部分票钱也不再让我心痛。 

董事长，6排7座；我，8排5座。

这个座位位于中间地带，和我的习惯并不相符。我一般会在APP停止售票的前一刻买票，并选择前后左右都没有人坐的角落，这里就像一座四处临海的孤岛，而我则是一个永远不会发出求救信号的鲁滨逊。

放映厅参差不齐地坐着零星几个观众，排列分布犹如一组神秘的摩斯密码。

在电影进行了半个小时后，男主角举起匕首，缓缓走向熟睡的谋杀对象。我的肾上腺素骤升，我能清晰地感受到它，它就像一锅煮沸的浓汤在我体内横冲直撞。我握住刀放在胸前，在黑暗之中弓着身子，像绷紧身体瞳孔收缩的肉食动物，随时准备翻越前面的座位扑向猎物。这一刻，他就是996，是资本家，是独裁者。

董事长隐匿在光影之中，他的生命对我袒露无遗。我的心脏在剧烈的跳动后反而归于平静，连呼吸声都变得遥远，我屏气凝神，杀意仿佛连同周遭的空气一起被抽走。这场谋杀与仇恨无关，与愤怒无关，我甚至觉得它是一次能以温柔来完成全部过程的行为。 

男主角抬起匕首，我也同时抬起水果刀；男主缩回匕首，我也缩回水果刀。我就像一个拙劣的模仿者一样表演了三个来回，和角色展开了暧昧的拉锯战。最终，他像一个被抓到现行的奸夫，泄了劲丧了气，然后落荒而逃。 

我呆呆地站在原地，对男主角的懦弱难以置信。他摧毁了我最理想的刺杀现场。 

“坐下，别挡着！”后排的观众低声呵斥。

我只好颓然坐下，等待下一场戏份。可这部电影实在太过无聊，连一部合格的PPT都算不上，最后，我在电影中途沉沉睡去，醒来的时候董事长再次不见踪影，我除了得到一场质量极高的睡眠外，一无所获。

接下来董事长去到的场合，我无法继续跟进。高档酒吧，高尔夫会所，外国差旅。成本过于高昂，我实在无力承担，而且这些地方跟我的人设也充满了违和。

他喜欢看画展，偏爱西方画，尤其是展示死亡的画作，董事长站在这一类画下面驻足观看的平均时长要比其他种类多出一分半钟。

董事长审视油画，而我审视董事长。

我想象自己在各种描绘死亡的名画下杀死他的场景。

《马拉之死》《梅杜萨之伐》《内战的预兆》《奥尔加斯伯爵的葬礼》《基督下葬》

我和董事长身穿画中人的衣服，摆出和他们同样的姿势，董事长流着血或者不流，我身为旁观者或者刽子手。画里的环境也复活过来，替代了摩天大厦和车水马龙，我们身处森林、海滩、天堂，甚至是有一帮唱诗班的战场，我们一比一比例还原画作，完美再现它们的构图和色彩，比画的创作者还要虔诚，比死亡本身更接近死亡。 

我坐在家里的马桶盖上边喝可乐边思考我的谋杀计划。我的很多事情都在马桶盖上完成，比如发呆、看书、做PPT以及每周一次的情色电影。每个人都有癖好，有的癖好甚至百万里挑一，我觉得这才是区分人类最重要的元素。

董事长喜欢喷和他身份不相称的橘子味香水，习惯在早上8点半买一杯美式装入保温杯，每天下班在进车后座之前先伸一个懒腰，然后在离公司5公里的地方买一张彩票，每周二他会去同一家唱片店里挑选黑胶唱片。

每一个有规律可循的动作都是一个人的拼图。董事长的每一块拼图都让我厌倦，人们对于已经失去兴趣的情侣和想要谋杀的对象总是格外挑剔，这一刻，二者的身份无限接近。

跟踪董事长是我新的人生课题，而幻想如何杀掉他则成了我每天的必修课，这反倒变成我活下去的动力。我总是以各种工具和方法让他死去，数万个董事长躺满了我的脑海，如同成群结队在迁徙途中死去的爬行动物。

我知道这听上去有点变态，但这年头，变态的主人公总是大受欢迎。

我像所有黑色电影的主角一样，沉默寡言，死气沉沉，尾随着我的暗杀对象穿过大街小巷，整个世界充斥着我不冷不热的内心独白，没有配乐，也没有颜色。

我站在音乐厅外面，和大门保持着一定距离，我对需要正襟危坐的场合都避之不及，这些地方往往高傲，需要那么点儿在云端的矜持，而我会笑场。今天是维瓦尔第的专场，一流的听众，一流的演奏者，一流的器材，外面蛰伏着一个不入流的杀手。

我拿出手机，搜索维瓦尔第，按照节目单上的顺序一首首听下去。

我仿佛正跟随董事长坐在一起，共同欣赏这场音乐会。小提琴细腻华丽的声音入侵我每一个细胞，我幻想自己拿着琴弓，像挥舞一把锋利的宝剑，周遭所有人都面无表情，他们沦为这出戏码的道具，我和董事长才是鲜活的主角。我把琴弓悬在他的脖子上，我要跟随台上维瓦尔第的节奏割下他的头颅。

可董事长拒绝了我的谋杀。他义正词严，临危不惧。

“在《冬》演奏之前你不能杀我。”

“什么？”

“F小调第四协奏曲，L’inverno…”

“我不想听全称！”

“冬。”

“我他妈又不喜欢维瓦尔第，我甚至连古典乐都没听过。”

“等《冬》弹奏完。”他一字一顿，似乎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

我认输了。我的琴弓就这样搁置在他脖子上，上面坚韧洁白的马尾毛随着他颈动脉的跳动而震颤，我和他一起静静等候《冬》的来临，我就像一个指挥家，迫不及待要用他的生命谱写乐章。我不知道等了多久，不清楚春夏秋是不是已经循环了数轮，周围的听众和演奏家逐渐老去，唯有我和董事长不变。冬迟迟不来，我们之间陷入了某种对峙。 

“在《冬》来临前你不能杀我。”他不断低声重复这句话，像某种咒语。

谋杀陷入了僵局。我像一个刚入行的杀手实习生，没有老师指导，也没有五险一金，我即将失业，变成众多面目雷同的上班族的其中一个。

我想，每个人都需要给自己设置一个暗杀对象，谁都可以是目标，甲方，上司，或者只是身旁聒噪爱说荤段子的同事。如果合理分配，第一个人暗杀第二个人，第二个人暗杀第三个人，最后一个人回过头暗杀第一个人，那么世界上的70亿人口都会拥有一个暗杀对象，他们将形成一个完美的闭合，所有人都是杀手，同时也是被杀者，就像一个巨大的多米诺方阵，谁也不敢轻易当那个倒下的第一块骨牌，于是世界将迎来真正的平衡。

我努力去理解董事长的所作所为，并且试着模仿他，喝美式，买彩票，听古典乐，学习他伸懒腰的姿势，笑起来的幅度。似乎只要这样，我就不再是吴久，而是另外的人，这个人可以是任何人，但是现在，他只能是董事长。我觉得我不是在谋杀他，而是在成为他。

我开始失眠，然后饮鸩止渴般灌下一杯又一杯咖啡，像是在往一台即将报废的汽车里加油。我想，如果不止我一个人想杀他怎么办？如果那个人用枪指着董事长的后脑勺，我是旁观？还是先杀死那个杀董事长的人？

我发消息给喜欢的女同事，她的笑总是让我联想到夏日里的柑橘，在我的想象中，她就是那个会在我孤岛一样的电影院座位旁边坐下的人。

“如果你要杀人，你会用什么方式？”

她立马就回复了我，速度之快让我怀疑她一直在等别人问她这个问题：“看过推理小说吗？”

“看过一些，但不是最喜欢的类型。”

“阿加莎克里斯蒂？”

“我还是更喜欢劳伦斯布洛克。”

“都行，”这一句过后她似乎思考了很久，也许是我们喜欢的作家大相径庭让她感到困扰，5分钟后她的信息传来：“我们可以致敬推理小说里的杀人方式，然后等待着和主角一样的侦探逮捕我们。”

她用的词是“我们”。

我想象我们成为雌雄大盗，驾驶飞车亡命天涯，她坐在驾驶座上跟随《Love Me Do》抖动肩膀，手指在方向盘上敲下的节奏踩中每个节点，而我则蜷缩在副驾驶上研究地图路线，风把我们吹的面目全非，远处的天空电闪雷鸣，像是老天爷在上头脱一件难搞的毛衣。此刻的我们不关心天晴下雨，不关心柴米油盐，只关心接下来要谋杀的对象。

消息提示音把我从幻想中震醒，女同事只回了我三个字。

“神经病。”

我当然不怪她，毕竟我们说过的话不超过三句，我甚至都没有给她的朋友圈点过赞。

我深知爱一个人，就像倒啤酒或者汽水，如果一股脑地倾注下去，大半都会化作泡沫，对方能喝到的寥寥无几。可惜我的瓶子空空如也，一滴也倒不出来，如果有的话该多好，那样我就能够凿下一片月亮，扔进她的酒杯，那片月光会跟冰块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向来不是一个擅长取悦别人的人，甚至在成年之后，连取悦自己都很难做到。

我开始反思。我是不是真的有病？我是不是应该放弃这个愚蠢的计划？

我从口袋里摸出几天前买的双色球，开始查询中奖信息。我在心中默念，如果中了一等奖，我就放弃刺杀董事长；如果没中，我就继续。

如我所料，两块钱打了水漂。

我把彩票丢进垃圾桶，继续心安理得地琢磨杀死董事长的一百万种方式。老天爷都叫我不要放弃，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琢磨归琢磨，但实际进度却一筹莫展，如果在网上发帖征求意见会不会好一点？网民的奇思妙想是无穷无尽的。我还可以开启直播模式，与自身无关的死亡会让他们兴奋，我的观众数量将呈几何指数增长，他们不停刷着礼物，一边口出污言秽语，一边嘲笑我的谋杀手段是多么老套。

橘子姑娘在公司看我的眼神就像看到一只绿头苍蝇，我视而不见并有意地绕开她，这个举动对我来说信手拈来。

可这天她在男厕所门口堵住了我，我回头看了一眼标识，确定自己没有走错。

“你在躲我？”她开门见山地问到。

“算是。”

“你那天问我的事还作不作数？”

“哪件？”我当然知道她说的是什么，但她不是骂了我神经病吗？

“这里说话不方便。”说完她就要把我往茶水间拽，思虑良久后她又把我拉到楼梯间，地下车库，我就像一个提线木偶一样被她拽着走，直到我们坐进她车里，她才终于放下心来。

“说老实话，”她关上车门，习惯性地把安全带系上，然后想起来我们并不是要去哪里，又把安全带解下“你是不是想杀董事长？”

“你怎么知道？！”

她轻蔑地笑了笑“我可以帮你。”

“你不是已经拒绝了我吗？”

“这种事怎么可能在微信上说，你到底想不想杀他？” 

“想。可你为什么要帮我？”

她咬了咬嘴唇，似乎要说一件非常屈辱的事情“他骗我，他永远不会跟他老婆离婚的，所以我要报复他。我手上有他其中一套房子的钥匙，他每周二晚上会去那里的书房听歌看书，你可以事先躲在那里。”

“《罗杰疑案》”

“什么？”

“阿加莎克里斯蒂？”我向她解释道，她挑了挑眉，仍是一脸茫然。我放弃了，她不再是我的女主角，我的故事里没有女主角。

星期一的晚上，我装好了死的时候想放在身边的一切东西。劳伦斯布洛克的“马修系列”，《东邪西毒》的蓝光和所有看过的电影票根，我还花四个小时下载好了王菲的所有歌曲。我斥巨资买了一身名牌西装，在傍晚的时候背着背包走进董事长的高档小区。

董事长巨大的别墅对于一个陌生人而言不亚于一座迷宫，我打开手机的灯光，摸索着潜入二楼的书房，然后藏在了厚重的窗帘后面。我撇过头，看到月亮周围有一圈毛茸茸的光晕，撩拨着深蓝色的夜空，我就保持这个姿势站着，月光撞在匕首上，发出清冷的声音，似乎在对我说“嘘”。我突然觉得，能死在这种地方也不错。

不知道过去多久，我终于听到有人上楼的声音，每一步的间隔都很久，像一部小说结尾的留白。我掀开一点两块窗帘之间的缝隙偷看，的确是董事长，他打开房间的灯，我下意识地闭起了眼睛，然后他走到唱片机那里放下唱针，又是披头士，《All You Need Is Love》。

董事长转过身，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名字看不清楚，但封面似曾相识。他坐下，侧面对着我，把书翻到最后一小叠的位置看了起来。我们就这样遥遥相对，似乎这个书房就是最后一片净土，音乐永远不会停下，太阳永远不会升起，我的心跳和月亮一样安静。

“我不想活了。”

那一瞬间，我还以为是自己的心里发出了声音。似乎是为了告诉我没有听错，董事长重复了一遍：“我不想活了。”他既不含蓄也不委婉，这句话简直就像是直接扔过来砸在我脑门上，我想，如果所有人类都能够做到有话直说，想必会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我不确定他是在对我说，还是在自言自语。

“我看穿了我的一生，我觉得它只是无数同一天的循环。我觉得我只是在扮演一个个角色，上层阶级，董事长，成功人士，我看不到真实的自己。”

他的每句话我都有种莫名的熟悉感，难不成接下来是？

“可我不甘心，所以，我决定杀人。”董事长一边说一边翻书，很快他就翻完小说的最后一页，接着说道：“准确来说，我杀的不是人，而是蝇营狗苟，日复一日，逃之夭夭，那个人是这一切的象征。”

我的身体动不了，大脑在向我下达指令让我做点什么，哪怕是开口说句话，可我就是做不到，他的话像是咒语，死死地禁锢住了我。

“从天台那天开始，我就一直给你制造机会，制造你杀我的机会，可你没有动手，我不明白，但我等不下去了。”他调转身子，看向窗帘背后的我。

完了，这下我成猎物了。我看着对面的董事长，像看着自己的孪生兄弟。

我脑子里突然闪现出不属于我记忆的画面，它们像是被某种力量强塞了进来，如走马灯一般飞速掠过。电影院里，董事长回过头看着熟睡的我，背后的大银幕把他的脸照得斑驳；彩票店里，他路过我身边偷瞄我彩票上的数字；美术馆里，他暗自思忖面前那幅展现死亡的画作，只不过他是那个行刑者，我才是死去的角色。

我和他的一切身份都进行了互换，这像是一场游戏，我们两个是地位平等的玩家。

董事长掏出枪指向了我，唱片机播放到了专辑的最后一首，我不喜欢这一首，这是这版专辑里我唯一不喜欢的歌。

枪声响起的时候，我再次闭上了眼睛，我很后悔，我没有在死前喝到最后一罐香草味可乐，我应该喊暂停的，或许董事长会允许我喝完再死。我也没来得及播放柴可夫斯基的《船歌》，那是听第一遍时就决定用作我葬礼的音乐。

时间悄然流逝，难道死亡就是这样吗？没有一点痛苦，但是我为什么还可以思考？我不相信灵魂，也不信来生，我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

我睁开了眼，我不敢相信自己居然还能够睁眼。我发现自己躺在地上，但我动弹不得，从我身体底下涌出的血浸透了地毯，像不断升高的海平面，吞噬了整片大陆。

我没有感到恐惧，我只是很乏，像几天几夜没睡过觉，又像是睡得太多刚刚醒过来。我看清了董事长那本书的名字，它的书脊正对着我，我的确读过，《八百万种死法》。真是应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我会再看一遍。

然后我就看到了董事长和橘子姑娘，但是他们为什么穿着白大褂，为什么又激烈讨论着关于精神分裂的话题？难道说，我就是那个话题中心的病人，而这一切都是我的臆想？我不喜欢这种剧情，这不是我想要的结局。

我想把我眼前那厚厚的积尘吹散，想站起来把空调打开，因为我觉得周围越来越冷，可惜我做不到，于是我索性破罐破摔，闭上了眼睛。

梦里的我仿佛走在一片由万花筒图案组成的海面上，雪和雷一起掉落在我脚边，变成火花弹开，无声无息地沉入水里。我的腹部还插着一把匕首，可我明明记得我是被董事长开枪打死的，好在我并没有感到疼痛，我继续走下去，像一个要去朝拜神祇的苦行僧。

醒来的时候，我正躺在床上，我抬抬手发现上面打着输液针，身旁还站着一个人，那个人回过头来，是橘子姑娘，她看到我醒过来立马表现出惊喜的样子。

“天呐，吴久，你醒了！”

她在我额头上亲了一下，就边喊医生边冲出了房间。我把针头拔掉，用上面的白胶带按住手背下了床，我走得摇摇晃晃，像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

我发现这里并不是医院，而是一个巨大又豪华的房间，房间里有一股熟悉的味道。另外一头的桌子上凌乱地摆放着许多物件，我走过去，看到几本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维瓦尔第的黑胶唱片以及一台白色的咖啡机，桌子底下还有一张揉皱的纸团，我弯下腰捡起来打开，原来是一张彩票。

我突然有些眩晕，我拉开椅子坐下来，然后就迎面撞上了那面镜子。

出现在镜子里的，是董事长的脸。

我就这样和镜子里的那个人对视，他没有做出沉默以外的表情，我不忍心打破这种宁静。

我究竟是谁？ 

我是不是从来没有醒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