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栋二十二层高的大楼住了三年，没有认识大楼里一个人。一层两户，共四十四户人家。如果把每一户人家放进一个独门独户篱笆围绕的屋子里去，四十四户是个颇具规模的村子了。人们每天进出村庄，路过彼此的桑麻柴门一定少不了驻足的寒暄和关切。把四十四户人家像四十四个货柜箱一样一层一层堆叠成大楼，每一个货柜门都是关闭的，就形成一种老死不相往来的现代。作息时间不同，连在电梯里遇见的机会都不很大。我始终有“云深不知处”的感觉。

我的对门，一开门就会看见。可是三年了，不曾在门前撞见过人。我只认得他的门，门前一尊秦俑，庄严地立在一张刷鞋的地毡上，守着一个放雨伞的大陶罐。椰汁炖肉的香气从厨房那扇门弥漫出来，在楼梯间回荡，像一种秘密的泄漏，泄漏这儿其实有生活。

我的楼上，想必住着一个胖子，因为他的脚步很重，从屋子这一头走到那一头，我感觉到他的体重。胖子显然养了一条狗，狗在运动，从房间这一头跑到那一头，带爪的蹄子“刷刷”抓着地板的声音像传真一样清晰；蹄声轻俏，想必是体型较小的狗──“可是，”安德烈说，“会不会是一只体型较大的老鼠呢？”

胖子还养了一个孩子，孩子在屋里拍球，球碰地的声音，有一下没一下的，一会儿它彭彭彭滚往角落，小脚扑扑扑追过去。有一天，声音全换了，我知道，原来的人家搬走了，新居民进来了。啊，我连搬家卡车都没见到，也没听见大军撤离的声音。

唯一常见的，是一位老太太。老太太身材修长，总是穿着合身的丝质连衣裙，有点年轻女孩的感觉。我发现她不会讲广东话，开口竟然是我所熟悉的闽南语。于是进出大门时，我们会以闽南语招呼彼此。八十八岁的她，孤单地在庭前散步，脚步怯怯地，好像怕惊扰了别人。她从这一头的相思树走到那一头的柚子树，然后折回来，走到相思树，又回头走往柚子树。上午九点我匆匆出门，看见她在相思树下，黄昏时从大学回来，看见她在柚子树下。她的眼睛，有点忧郁，有点寂寞，可是带着淡淡的衿持；黄昏迟迟的阳光照着她灰白的头发。

庭院里，每周四会停着一辆卡车，一停就是整个下午。车后的门打开，一节小小的梯子让你爬进车肚，车肚里头是个小杂货蔬果店皮蛋、洋葱、香蕉、蔬菜、泡面……老头穿着短裤汗衫，坐在一张矮凳上看报。蔬菜的种类还不少，鸡蛋也是新鲜的。他本来是薄扶林种地的，卡车里卖的还是他自己的地上长出来的蔬菜。

有一天，火警铃声大作。是测试吧？我们继续读书，可是铃声坚持不停，震耳欲聋。安德烈从书房出来，我们交换了一个眼神，决定按规定逃生。放下手中书本，抓起手机，我们沿着楼梯往下走。楼梯间脚步声杂沓，到了庭院里，已经有十来个人聚集，往上张望，想看出哪儿冒黑烟。消防车在五分钟内已经到达，消防人员全副武装进入大楼。

第一次，我看见这栋大楼的居民，果然华洋杂处。大家开始七嘴八舌彼此比较：火警时，你带了什么东西夺门而出？有人把正在看的报纸拿在手上，有人抓了钱包，有人说：“下次一定要把手提电脑抱着走，里面多少东西啊。”另一个就说：“可是，如果不是真的火灾，你抱着电脑下来，多好笑啊。”一个金头发的女人，扬扬手里的塑胶袋，说：“这个袋子，我永远放在门边，里头有护照、出生证明、结婚证书、博士证书，还有一百美金。”众人正为她的智慧惊叹不已，消防人员走了出来，说，“没事没事，误触警铃啦。”